陈荣阳

摘 要： 相比同时期的晚清旅外游记，黎庶昌《西洋杂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理性而中肯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西洋杂志》看到了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其倡导的向西方学习并不是盲目的全盘西化，而是看到东西方各自优劣之处，理性地考量与接受。

关键词： 黎庶昌 西洋杂志 中西文化观

《西洋杂志》是晚清外交家黎庶昌的一部使外游记。透过该书，黎庶昌向晚清中国描绘了一个繁荣富强、生机勃勃的西方现代世界。《西洋杂志》的独特性在于，其突破了同时代晚清游记的日记体样式，首次采用了分类主题的方式，按照不同的主题记录见闻，使得整部游记一改日记体的散漫迂阔，变得整饬明晰。这样一来，作者笔下的西方，就走出了同时代晚清游记中的那种单纯而浪漫的异域奇观，变为复杂而理性的世界架构，更成为晚清中国亟须全面认知并努力学习的现代典范。不仅如此，相比同时期的晚清旅外游记，《西洋杂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理性而中肯的中西文化比较观。

与众多的晚清旅外游记一样，《西洋杂志》中也充满了对于西方现代世界的赞美。如《巴黎街道》一篇，先是一句总说，“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而巴黎又以商腮利赛及布尔瓦得、意大里两街为最精致”，接着介绍了商腮利赛街道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起自旧王宫埃及石柱前，抵极西尽处，约长七里。中跨石牌楼，名为‘阿赖克脱利庸夫，拿破仑第一所建之得胜纪功坊也。坊外为圆圈，环以街道十二条，无不轩敞”。在总体介绍了街道的位置后，黎庶昌详细描绘了商腮利赛街道的路面、两侧的行道树、煤气灯、木凳等各种设施，写了巴黎的灯光夜景非常美丽，“夜从石牌楼门正中左右四望，十二街之灯火历历在目。而商腮利赛一街，又杂以马车往来之灯，如贯珠，如游龙”，最后得出结论“论者推为地球上街道第一，殆非诬也”①。同样，在《布生织呢厂》一篇中，黎庶昌也是以同样细致的笔法，记述了织呢厂的种种设施和工序，如何浸毛、洗毛、纺丝、织布、漂洗、剪裁，然后得出结论：“制呢之法，其次第一如中国纺织棉布，并无差异。所异者，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②在客观平实的描述中，《西洋杂志》使用了大量的西洋音译新词，例如《轻气球》一章，介绍轻气球（即氢气球）的容积大小和压力等数据，“中心正空，有一巨如手臂之麻绳坠系，长五百买特尔，力能受二十吨。容球之池心，安一大机环以为管约，使可动荡自如。引其绳于百步外，用螺旋铁轴收放，三百匹马力之汽机进退之……球皮用布缝成……其大径三十五买特尔，围圆一百五买特尔，容轻气二万六千建方买特尔，空中压力每建方买特尔重一百吉罗。司球者云，若无绳可升至四五千买特尔，再上则人不能呼吸”③。有研究者在文章中评价这段文字：“短短的引文便嵌入了买特尔、轻气、吉罗等新词，这些新词并未经过作者的特意解释，成为直接侵入文言文的语言成分，这对崇尚文字峻洁的桐城古文而言可谓大忌。”④但是研究者提出，《西洋杂志》中大量西洋音译新词的使用，带动了中国散文从形式到内容方面的现代性嬗变。《西洋杂志》中，对于西方世界的描写，大抵即是如此，尽量采用客观写实的形式，在细节部分甚至直接采用西语音译，力图再现一个原汁原味的西方世界。虽然作者竭力以平实简洁的语言来书写，并没有穿插太多激情澎湃的议论，但是我们在其细致而充实的描写中，不难感受到作者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与倾慕。

晚清旅外游记中，与《西洋杂志》可以形成典型比较的是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曾将此日记中的一部分整理修饰，取名《使西纪程》，寄回国内刊版，结果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郭嵩焘同样向国人介绍了一个富裕开放的西方世界：轮船之间互致问候彬彬有礼，海陆交通有条不紊秩序井然，都市街道明亮洁净“车马滔滔”，各色人物富于教养思想开放……种种别开生面的景观，都令郭嵩焘惊讶不已、衷心敬服。但是，与黎庶昌《西洋杂志》的内敛平实不同的是，郭嵩焘对于中西方的优劣之处是直言不讳，发表了许多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的言论。郭嵩焘在书中提出，“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⑤，西方不仅不是中国人想象中的蛮夷之地，反而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视中国人为未开化的野蛮人种。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郭嵩焘尽然提出中国被西方侵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⑥历史上，“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不同时代的强者都认为自己站在道德的正义一方，从近三十年来的中西关系来看，也像强盛的西方在“以有道攻中国之无道”，从优胜劣汰的原则来说，“强者糜烂，弱者兼之，此人事自然之理，无古今中外一也”⑦。从自身的地位和情感来说，郭嵩焘强调中国自身奋发图强，通过学习西方来改变传统，拯救自身的危亡，“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⑧。但是，也许是矫枉过正或者认识不深的原因，对于西方列强，郭嵩焘往往有不少过于美化的叙述，西方被描绘成处处笙歌的人间乐土，作为对比方的中国则百善皆乏一无是处，甚至连西方列强赤裸裸的侵略都成为美化的对象：“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堆，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英吉利起极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诸部尽有南洋之利，而建藩部香港设重兵驻之……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临，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⑨在郭嵩焘的想象中，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是信义为先的，对于国家之间的邦交十分看重，“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远远超过了春秋列国时期的中国，对中国的侵略也并不是以暴力掠夺目的，而是为了进行商业贸易，以巩固自身的强盛——这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乌托邦化的西方了。

对于西方的种种制度文化，《使西纪程》中几乎全是溢美之词，只有不多的几处负面评价，其集中在了民权过分伸张的部分。例如，在记述德皇遇刺的部分，《使西纪程》评论道：“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等威无辨，刑罚尤轻。其君屡遭刺击而未尝一惩办，亦并不议及防御，殆亦非所以立教也。”⑩郭嵩焘对于西洋民主制度下，“以民气为强，等威无辨，刑罚尤轻”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民主导致了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缺少威严和刑罚过轻，在德皇遇刺后，居然没有重重惩办凶手，议院也没有讨论如何加强君主的防御守卫，这种情况不是立国之道。在记述一次织布机厂工人罢工事件的时候，郭嵩焘又议论道，“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情形于此正同。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弊俗也”{11}。从郭嵩焘本人的儒家教育和君主集权文化背景来说，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民权伸张和自由平等，影响了君主和政府的威严，因而被其视为西洋的弊俗之一。当然，在以上几段论及民权过分伸张的语段中，郭嵩焘的那种殷勤之意也显露无疑，与其说他是在谈论西方的负面内容，毋宁说他是在为心目中完美的西方世界补苴罅漏、出谋划策。

与《使西纪程》等其他晚清使外游记将西方世界乌托邦化的做法不同的是，《西洋杂志》对于中西方文化的优劣之处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往往给出的是较客观的评价。例如《赛勿尔瓷器局》一章，仔细记述了瓷器局的做泥、烧瓷、填釉、镶瓷等具体工序之后，黎庶昌认为西方的瓷器制造工艺与中国的瓷器制造工艺相比，“若论作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上”，但是，中西方瓷器各有特色，西方瓷器也并不是就完全超过了中国的瓷器，“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佳也”{12}。《西洋园囿》一章，记述了欧洲几个国家的著名公园，既有“车马如云，络绎不绝”的，又有“景致绝佳”、“清香袭人”的，都各有特色、别具风味，但是，黎庶昌也评价其中的一个公园“在马得利者曰巴细要得尔赖低尔漏”，其景色“回抱平冈，日落景致亦雅；惟于园内凿一方小池，小火轮舟游泳其间，殊少意趣”{13}。对于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区别，《西洋杂志》也有着比较清晰明确的认识，“西人作画，往往于人物山水，必求其地其人而貌肖之，不似中国人之仅写大意也。所记略得仿佛，惜乎其神妙之处皆不能传，庄生所谓以指喻指之非指者也”{14}。可以看出，黎庶昌所著的《西洋杂志》，虽然对于西方的各种文化形式具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也进行了细致的记述，但是，作者心中一直都没有放下将其与中国类似的文化形式互相比较的心思。特别是，在比较二者优劣的时候，作者并不一味倒向西方文化，而是能够秉持一种平常心，将二者的优劣之处都分别注意到。

事实上，不仅在那些中西方各有发展的文化形式中，《西洋杂志》会客观地谈论比较其优劣之处，即便是在那些西方文化独自发展的优势领域，黎庶昌也能够平心静气地探讨其得失。对于西方的天文学，黎庶昌是极为推崇的，在《谈天汇志》中，他记述了太阳系诸多行星及日食、月食等自然天象，大大方方地承认“此数者，在天文中为极浅近之说。西国五尺童子，大率能言之。自余至欧土数年，与罗稷臣、严幼陵，黄玉屏诸君数数讨论，始知其梗概，而得于玉屏者为尤多。志之，所以见余之陋也”{15}。谈到与天文学紧密相连的历法学，《西历不置闰月》一章介绍了西洋历法的年月日设置，赞美“其巧如此”，却又评价：“法虽简捷，便于布算。然月分不上应天象，非敬授民时之义，不若中国之衷于至善也。”{16}西历便于计算，但是与季节、农事不太合拍，这是事实，《西洋杂志》敏锐地注意到二者优劣之处，而且照实而言、不偏不倚。

对于西方的“民政”，《西洋杂志》颇多记载，虽然字面上并没有太多直白的赞美褒扬，但是同样在细致周到的记述中隐藏了作者的态度，“默察该国君臣之间，礼貌未尝不尊，分际未尝不严。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故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17}。但即便是对于“民政”，《西洋杂志》也提出了其局限性，如《法国议政院》一篇记载“刚贝达据案中央台上坐，旁置一铃铛。有一绅连次立台下发议，刚贝达不欲其议，数数摇铃止之。其人弗听，下而复上，众皆丑语诋呵。又一绅，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十人，余皆民党，辄拍掌讪笑之。当其议论之际，众绅上下来往，人声嘈杂，几如交斗，一堂毫无肃静之意，此民政之效也。”{18}

至于说西方对中国的入侵，《西洋杂志》更是始终都抱有非常明晰的认知。虽然黎庶昌也大力赞扬西洋各国表现出来的欣欣向荣之势，认为“大抵西洋今日各以富强相竞，内施诈力，外假公法，与共维持，颇有春秋战国遗风”{19}，但是，作者并没有被这种表面的公平所迷惑，他看出“独至一遇公事交涉，则各国俱颇自尊大，纯任国势之强弱以为是非，斯固未可尽以理喻。徒执礼义以相抵制，彼且视为漠然”{20}，所以，中国不可寄希望于同列强讲道义，而应该奋发图强，壮大自我，“宜常有鞭挞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因为这样的思虑，黎庶昌甚至大胆在《上沈相国书》中为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求情：“郭、刘两星使所撰日记，西国情事，大致綦详，足资考察。惟郭侍郎自被弹劾之后，不敢出以示人。原朝廷所以命使之意，亦欲探知外国情形，其初恉未必如此，似宜仍属随时抄寄，以相质证，正未可以词害意。”{21}

可以看出，黎庶昌《西洋杂志》秉持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是比较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眼光的，在同时代的许多旅外游记中，西方或者是零碎的印象化的域外世界，或者是过于完美的新乌托邦，而黎庶昌《西洋杂记》却看到文明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固然中国物质实体方面、制度文化方面都要大力向西方学习，但是这种学习并不是盲目的全盘西化，而应该是看到东西方各自优劣之处的、理性的考量与接受。

注释：

①②③⑥{12}{13}{14}{15}{16}{17}{18}{19}{20}{21}黎庶昌.西洋杂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02，91，118-119，923，93，105，108，143，144，180，61，180，182，182-183.

④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嬗变.文学评论，2014（5）.

⑤⑦⑨⑩{1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491，626-627，91，611，576.

⑧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12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20.

参考文献：

[1]黎庶昌.西洋杂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嬗变[J].文学评论，2014（5）.

[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4]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12卷）[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