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

彭社长来的当晚我约到了县文管所所长管文义，经管文义又约到县地震局局长，一起吃的晚饭，晤谈颇洽。加之彭社长出手大方，一下子就买了管所长好几件文物。管所长当即答应，彭社长在县上观光这几日，他全程陪同，并车马支持，而且议定，来晨八时整去看水泉大地震遗址。虽不过初次相逢，但大家在握别时都把手握得很紧，似乎是相识已久或相见恨晚。直到夜里睡下，我才觉得这情绪是有些过量，有些个矫情与夸张，就在暗里笑一笑，心想不必管它。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活在这种方便面似的虚应和矫情中了。和这些人的交往与住宾馆的感觉有些相类近，今夜我确确然然睡在这里，某地某楼某房间，打开来，我在的，确确然就是我，工作证身份证都不是假的。但明天夜里你来这间房想继续什么就找不到我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这双脚明天会带我到哪里去。很空虚很累人但也是很有趣的，是需要智慧的。还是睡觉吧。我试了试枕头的高低，就睡了。很快就睡得很沉很香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此前，我也没有见过彭社长。我只不过在他主编的日报上发过几篇散文，且是责编约的稿。责编为此还谢谢过我。我们虽说没见过面，但有这层关系也觉得很是熟悉。现在有着许多这样未曾见面的熟悉人，简直是胜过了见面。但我没想到那责编突然打电话来，说他的社长要来我们这里走走，因我是土著嘛，能否能否……，我觉得他的声音里有些惴惴不安，使我将他能否后面的话没有听清，但是听到了他的一声哈哈。有劳老兄了。他说。我知道社长要来他是不便推托的。而他说了我也就不便推托了。虽是约稿而非投稿，但这一来就得装作是投稿了。我说那就让来吧，我等他。说了这话我就觉得实在是好笑得很，心里把自己嘲弄得厉害，觉得自己像引诱不知情者上贼船似的。来吧，我等他。说得多轻松。但人家真的来了你能帮人家什么呢？既不能于中作伐，让人家得以与官方交流，又难以方便人家去民间采风。我估算了一下自己的能力，究竟能做点什么呢？充其量陪着客人安步当车，在自己的故土上走走而已。但这谁又不能呢？而且我这样一个拘谨讷言者，又会使客人很快感觉到累赘的，这真是如鸡肋一般，弃之不舍，食之无味。但偏偏就有一些人想当然地找我，我心里暗惊，黑灯瞎火的，终于摸到崖边上来了。我嘲弄找我的人，嘲弄我自己。另外觉得这是一桩恶作剧，既然难以摆脱，难以自安自守，那么就拼将了跳出去，与其让人难堪不如胡乱地演一演吧。

不知为什么，这几年常常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我觉得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都有些像来中国的日本人和西方人，他们以一种优越的姿态、一副怜悯又慨然的表情高视阔步于这块土地上。而我们这里的人也紧随着他们，手不停地指指画画，嘴叭叭叭地不停地说着。似乎是知情人在对着一片古战场，在讲述着一系列战况似的；似乎一直沉默着、压抑着，不得其人而说，但终于是遇到可说的人了，遇到知音了，于是有问有答，问则必答。在客人若有所思的点头里，指画者和言说者得到了满足与超越。所谓超越，即是在本地人与客人之间的空阔地带，自己忽然地有一席位置了。也常常看到一些艺术家采风回去，忽有所感，发而为文，说那些个当地人啊，那些个老百姓啊，实在是淳朴，怎么样了呢？把他家最好的炕，提供给他这个艺术家睡了，而他们却是许多人挤作一炕凑合了；把他家最好的被子拿给他这艺术家盖了，而他们却是多少人合用着一床破被子，而且，还给他打鸡蛋吃呢，还把家里一只打鸣的公鸡和一只下蛋的母鸡宰了给他吃。真正是高天厚土，斯民斯情啊。叫他们离开时总要落些眼泪下来，叫他们离开后总要怀想不已。但终而也会归结到一句，啧啧，乡亲们过得可真是苦。

我已看过许多篇这样的文章了，一边是艺术家采风时的肖像，一边就是他关于我们这块地方的大作。我在看着艺术家眼里的我的故土。我无所用心地看着艺术家笔下我家乡的样子。因为自己也写点文章，是和艺术家略沾一点边的；兼而又是一个当地人，就使我处于两间，不知对这样一些作品做何发言。

我说，由他们吧，不关我的事情。

总之是双方面都在比赛着矫情，手段土洋齐上，难分伯仲高低。

八点整，管文义准时接了我和彭社长去看水泉大地震遗址。地震局局长也来了。如果事先不知道，看不出他是个局长。但只要他一开口，就会使人刮目相看。他装了满肚子的笑话，瓜子儿皮那样随便地吐出来，惹得一车人笑声不断。彭社长兴味盎然地听着，偶尔有的话听不大懂，局长就把嘴做出一个造型来，减缓着语速，用普通话再复述一遍。于是彭社长就拍一下大腿大声笑起来。他拍得不轻，大腿一定很痛，搞得他的眼镜都挂到鼻尖上了。真是没想到彭社长是如此热闹的一个人。

管文义也是很能笑的人，一开口笑，声音野辣辣的，就像一群鸽子和乌鸦的羽毛纷乱地从洞里飞出来。但稍加留意，就会发觉这些笑话，他一定是早听过了，他的笑声里有着明显的重复的意思。看来他完全是为了客人才如此笑的。他手把方向盘，直视着前面，眼神和平时有些不同。他一笑时，也控制着眼四周的皮肉，使自己的眼睛不因此而小下来。我真是有些感激他。虽然他卖出了几样文物，但我还是由衷地感激他。要不我拿彭社长怎么处呢？现在好了，我是大可以敷衍塞责、蒙混过关的了。完全是由于偶然间记得的他的一句话。一次到他那里云里雾里地看过文物，临走，他说，以后来了外地朋友可领来看看，也算是弘扬本地文化。在彭社长到来的间隙，忽如有神助，记起这话来。果然他们就一见如故，使我可以得间逍遥。

一路程序都由管文义和地震局局长安排好了，无需我置喙费心的。第一站是去看几个在大地震中的幸存者。大地震发生于1920年，已八十余年了，全县的地震幸存者只剩十一人了。年龄最长者已百岁开外；最小者就生于大地震前后。实际这些人关于大地震的细枝末节也说不出个什么的。但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十一个人很重要，是真正的宝贝，要赶快挖掘、抢救、整理大地震的第一手资料。大地震过去已八十四年了，第一手资料还有多少？地震局局长说有多少有多少。彭社长就显出惊讶与痛惜来，说怎么可以少到这样？彭社长的一席话使大家悚然心惊，这才觉得彭社长真不是寻常人物。经彭社长一说，连我也觉得，这个大地震的资料收集，是全县当前的第一急务，而且关联着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原来什么都与大地震有关，原来大地震不但埋藏着我们的过去更昭示着我们的未来。毫无疑问，在你们这样一个贫困偏远的地方，这是唯一的一张大牌，你们为什么不打这张牌？你们的历届官员都干什么去了？彭社长严词激问，像是把我们逼到一个悬崖边儿上了。我们的心异样地跳着，觉得听了彭社长这一席话，让我们感到真好比叫花子糟蹋了一桌盛宴。真该把我们的父母官们一个个捉来，在这里耳提面命一番。我忽然地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让彭社长给我们当县长，啊呀，那我们县会怎么样呢？没想到彭社长又目光雄沉地盯上了我，说我写的那些东西他没尽数看过，不可妄加论议，但来这里前补课一般看过几篇，实话讲，没什么意思，这个没意思，也是相对于大地震来说的。你为什么不写水泉大地震呢？为什么不呢？作为一个当地文化人，我明白告诉你，这是你唯一值得大写特写的东西，舍此还有么？有么？我们都摇头，表示如君所言，没有。彭社长在我肩上轻轻拍了拍，似要说什么，但头又低下去了，而且否定地摇着，疑我不当其任似的。但他还是把头抬起来，深长地看着我说，八点五级大地震，二十四万生灵，你以为这只是你们水泉的灾难么？这是整个国家的灾难，是全人类的灾难。这是中国的“泰坦尼克号”。西方人可以使一己灾难化为整个人类共同的噩梦和痛感，我们如此大的灾难为什么连我们的国人也不能周知？为什么好像只是你们一县一地的事情？而你们这些灾难的直接承受者与记忆者，你们实际为此又做了些什么呢？打个比方，一个人的脚伤了，痛着，难道只是他的脚痛着么？与他整个人毫无关系么？别的不说，一个脚有病的人，他的整个行动都会因这只病脚而慢下来。

我们心悦诚服地听着。觉得我们是一伙辜负者和懈怠者，要是有人像彭社长这样将我们历数一通，然后将我们尽行剿灭，我们是没什么话可讲的。

这样吧，你写一部书，书名就叫《水泉大地震》，不要急，可以十年磨一剑，十年也未必够，可以用十分之九的时间收集第一手资料。只要你认真写了，只要书里面有着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着你的思考和发问、血泪和感情，那么，毫无疑问，它会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彭社长接下来的话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他说，这样吧，只要你写出来，我就来买断它，给你五十万。

管文义突然间回头看了我一眼，使我防不胜防，我觉得他的两颗白亮的眼睛砸到我身上来了，或者是将我深深地吃了进去。

去了一个幸存者的家里。但是，可惜得很，老人已经殁了。上次来还很好的嘛。局长说。似乎是埋怨他的家人将老人有意藏起来了，又好像在埋怨老人，应该坚持几天的，不该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路跑空。老人的儿子显然和局长很相熟的，解释说，老人去世已一个多月了，去世前还在念叨你们哩。

在局长的提议下，老人的儿子让彭社长看了老人的遗像。

我倒觉得是老人在看我们，用他那冷寂而又严厉的目光将我们一一审视着。在老人眼里，眼前这是一伙什么人呀。

彭社长问可否拍这遗像。彭社长的脖子上吊着一个沉甸甸的照相机。

局长说可以吗？

可以的。

彭社长就照了。

然后几个人讪讪地出来，彭社长说看出来了吗？十一个人里，又没了一个，不定是几个呢。抢救工作真是刻不容缓哪。

车的后视镜不知被哪个顽皮的孩子扳得翻了过来，整个镜面都泛着强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然而就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听说还有一个幸存者，我们很快找着了他。

老人盖着厚厚的被子睡着。枕头很脏。旁边是一只罐头瓶，是专供老人吐痰用的。屋子里有些昏暗，像在好几个套间里，而且弥漫着一种古怪的味道。

我看到彭社长脸上的皮肉有了一些变化，知道是与这种味道有关。

大概老人睡着了。他的小儿子（已四十开外）就趴在枕边把他喊醒来。老人的头黏在枕上偏过来看着我们，使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是几个陌生人。

老人很快被他的小儿子扶坐起来，靠着后墙，中间斜立着那只脏枕头。

真是没料到老人竟是那样瘦小，就像一只放久了的干枣核。就身量讲，他比我十岁的儿子大不了多少。我在老人那颇为异样的瘦小里无端地觉到一种恐惧。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原来不是这样的。他这瘦小完全是时间流逝和变化的结果。我觉得让这样的老人做遗体标本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喘得厉害。伸手要罐头瓶。儿子急忙递给他。但是拿到手里却又放到一边，老人不停地喘着，这气喘得使他无暇做别的事。直到这时，我似乎还没有从他眼里看到我们。

但是他的家人是极为热情的，真好像来了贵客。一个模样姣好的学生样的女子抹干净茶几，给我们一一倒上茶水，端出瓜子，还张罗着要给我们做饭。这女子使大家的心情有了不小的变化，都忍不住要往她身上多看一眼。一问，果然是个大学生，在宁夏大学上学。她大方而略带羞涩地招呼着我们。当彭社长和她说话时，她就用普通话跟他说，使我们几个当地人都觉得她为我们长了面子似的。

就让老人给我们讲讲大地震。彭社长说。老人耳背了。他的小儿子就上炕趴在他耳边给他说。说是来了北京人（实际彭社长不是北京人），想听听大地震的事呢。老人听懂了似的点着头，嘴也一动一动的，然而长久地出不来声音。儿子便说，老人这两日感冒了。接着就很惭愧地向我们笑着，像没完成什么任务似的。

你给我们讲讲吧，你也常常听着嘛。局长就对老人的小儿子说。

老人的小儿子用粗糙的手摸着头皮说，咋讲呢？没影影子的事了嘛。但接着就沉浸在什么中似的讲起来。

几乎讲不出什么新鲜来了。作为水泉人，他讲的这些每一个人都是知道的。似乎一场大地震，八点五级，死了二十四万人，本县人当时折去大半，但讲起来，却实在无话可说似的，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段，而且大多是神神道道的，使人耳里听着，心里起疑。

但彭社长却听得极认真，显出神往来，似乎听到了十分重大的东西。这就使我们也慎重起来，认真地听那些我们听过不知多少遍的话。

其中讲到，大地震前，曾经传唱着一首儿歌，叫《摇摆歌》，正是针对大地震的。但是人们轻视了，没能从歌中听出信息和启示来，只好就懵懵懂懂地迎来了一场大地震。事后幸存者都难过得不再唱这歌子了。过了许多年，境虽没迁而事已过，就又重新唱了起来，唱的人哭，听的人也哭。

彭社长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想让老人亲自唱这《摇摆歌》。他从包里拿出一只巴掌大的录音机放在老人枯僵的脚边。

局长就鼓动老人的儿子。

儿子看着喘个不停的老父亲，面有难色，但似乎又困于盛情难却。

我给爷爷说吧。突然那女孩说。连她的声音也似乎是这屋子里的一样异物，听来叫人心生怜惜。

她于是也趴在爷爷耳畔说着，略带些哄骗的意思，说是唱了还要上电视哩。从老人的表情看，他非常喜欢并受用于小孙女这样偎在自己身边。只见他的头又听懂了似的点点，眼睛像回忆什么一般深深地闭上了，忽然地就唱起来。

老实说，我倒是被这声音吓了一跳，这声音使我觉得就像一口腌菜缸倒了，从腌水里陆续爬出一些半死的老鼠来。

彭社长的头像被什么固定住了那样听着，也是闭紧着双眼，脸上竟有一种陷入某种艺术化的痛苦里的样子。使我一时觉得只有他和老人才明白其中的某种东西似的，而我们都有一种不明就里、被置之门外的感觉。

但一刻不休的喘息使老人的歌声不得不中断了下来。他又努力了几次，都是气喘声先于歌声出来。老人终于不满地摇摇头，把身边的孙女看了一眼，重又闭上眼睛，做出不打算再唱的样子。

够了够了，挺好的。彭社长说着摁了一下录音机。

局长要求再等等，把后半段也录入去。

就又等。

孙女又趴在老人耳畔催促。

老人像一台老机器那样显然又在发动着自己，但他的嘴像青蛙那样张了几张，还是以失败告终。一连串的努力使他更加地喘起来，就像一只浸泡在瓢泼大雨中的老刺猬那样。

彭社长够了够了地说着，忙收起录音机。很有收获很有收获。他又说。

我们便都高兴起来。

这时彭社长的手令我们吃惊地伸入衣服口袋里去了，无疑，那是掏钱的样子。一时节我们都屏住呼吸。果然掏出钱来。

彭社长把钱放在炕边儿上，说让老人买点茶叶喝。

是一张十元票面的钱。

我们一时觉得不可思议，顿时感到大家都受了侮辱。

彭社长不是买了一块石头就花了八千元么？

我们不敢看这家的每一个人了，不敢看靠在墙上的那个因为唱《摇摆歌》而愈加喘个不休的老人了，我们也不敢看彭社长那张脸，我们几个红着脸暗暗地打量着，我还得躲闪着管文义和局长的眼睛。

老人的一家人客气地送我们出来。

院子里的树上结满了苹果，似乎在乱纷纷地偷看着我们。

果园不错啊。彭社长说。

老人的小儿子突然就自责地拍了自己的脑壳一下，说你看我你看我。接着让我们稍等等，自己就小跑过去，揪了一撩襟（衣襟）果子来给我们。

先让我们一人尝一只。

除了彭社长咬出一声响外，我们都拿在手里没动。彭社长吸溜着说有些酸。

局长说，还青着哩，肯定是有些酸。

这时我发现那女孩没出来送我们。这使我觉到一种空落，同时又觉到一种无以言说的难过。我想跑回去在那页钱上再添一些，但是，我又想说明什么呢？

我突然不愿陪彭社长继续走下去了，我突然从根儿上埋怨起来，恨起来，恨起那个责任编辑来，给我弄得这档子好事。但我更加地恨我自己，恨自己这个性，我常常讨厌着厌恨着自己的个性，在这一刻这恨似乎更得到一种生机似的，使我真想痛痛快快地甩上自己几个嘴巴。

那老人和那女孩的影子老在我眼前闪过，好像不让我轻易脱身似的。

还有好几个要去的地方。要去看那棵被震裂的古树，那树身显出被强烈扭曲的样子，中间在大地震中被撕开一个大洞来，不知已被多少眼睛看过了。还有震湖，绵延千里的地穴，被两座合拢的大山埋没的村庄……说起来真是有许多可看的东西的。都被列在此行的程序里了。早晨，出发时，局长还特意地说到一个人，姓袁，这个人，非常非常地热情，非常非常地爱给公家做事情。他是义务水文员、义务气象观察员，当然也是他们地震局的义务观察员，然而报酬少得不好意思说，多少呢？这么多的义务工，合起来，可使他领到手的工资是五十六块，实际上连他跑县上来汇报工作的车费都不够。就这有些单位还给他打白条。但局长说，他们地震局，就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打过白条。人里头真是有怪人，这个姓袁的倒并不计较这些，记录的方方面面的资料有两老木箱，搞得老婆都跑掉了。老婆跟着谁跑掉了呢？跟着他自己的弟弟跑掉了。那么他弟弟的老婆呢？他弟弟没有老婆，死掉了。大家就都笑起来。彭社长当时就像捕捉到了极好的新闻线索那样说，一定要会会这个人。一会儿，又拿出纸笔来，问他叫袁什么，局长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

我突然地不想再继续陪下去了。

我也不想让彭社长再去看那些我们常常兴致勃勃地引人去看的东西了，我不想去了。

我不去了！我听见我大声地喊着。

车子驶入一个很隐蔽的山口里，转而就开阔起来。车上的人说话声明显地少了。管文义打开了车子上的录音机。我们都把目光投向窗外。

忽然看到远处的坡下，一个人正在挥锹挖地。

袁……局长失声叫道。又乏乏地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车停了下来。

那人警觉地向这边望着，忽然就老相识那样，扔了铁锹，小跑过来，边跑边招手，似乎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来似的。

我想恶骂一句。

然而却奇怪地笑出声来。

选自《回族文学》2005年第1期

原刊责编 王 勇

本刊责编 孟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