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兴趣和习惯，可以慢慢上升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发挥作用，袁鹰对此理解至深

山因革命而高，地以人杰而灵。漫步井冈山，每一座山峰都是一部英雄史诗，每一条小径都凸现一种沉着和坚毅，似乎每一杆竹子都是中国革命的见证，每一阵风过都有先烈的呼唤和叮咛。走在井冈山上，我们俨然在读一部红色经典。

记者第一次知道袁鹰、第一次知道井冈山、第一次知道井冈多竹，是在中学时代的语文课本上的那篇散文《井冈翠竹》。

年已耄耋的著名作家、资深报人袁鹰，淡泊处世，谦恭有余，一头皤皤银发展示着他人生的艰辛与事业的辉煌。融洽的访谈气氛，消除了年龄的界限与初次接触的拘谨。透过他淡定、沉着的神情，记者感受到文学带给他的魅力。

袁鹰的散文，感情奔放、文笔清丽细腻而为读者喜爱。袁鹰的诗，朴实、清新而令吟诵者称道。更让人啧啧称赞的，是他的为人、处世之道。

一座山与一个人的一段历史一份情结

“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有“天下第一山”之誉的井冈山，是一个绿色的宝库。“天下竹子数不清，井冈翠竹第一名”，当今散文名家袁鹰的一篇《井冈翠竹》脍炙人口，“竹是井冈魂”是他对井冈山竹子的最高礼赞。

1960年，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时节，袁鹰和报社同事从南昌经吉安去井冈山，怀着虔诚的心情去寻求历史的脚印。在文章中，袁鹰这样写道：“我们徜徉在茨坪、茅坪和大小五井那些经过修葺的革命遗址间，漫步在茅草丛中蜿蜒起伏的石块山径上，穿过密密层层的毛竹林，走过当年白匪洗劫后的断墙残壁旁，断断续续却又分明地听到被尘封土掩的历史遗音。秋风飒飒，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默默地在向后人诉说……红米饭、南瓜汤的清贫岁月，磨炼了战士的坚强意志，铸成了不屈不挠战胜艰难的优良传统。那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毛竹，正体现了井冈山和井冈山人的革命品格。”

连绵起伏的青山，万般柔情的绿水，如画如诗的翠竹林，热情好客的山民……这一切令他好奇。尤其当他看到井冈山人民在当时困苦的环境中，没有气馁，而是就地取材，用竹子盖房、修桥、铺路……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漫山遍野的翠竹带给人民无限美好的生活，这些深深地打动了他。

在当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严重困难时期，袁鹰看到井冈山人为革命传统所激励，正在胼手胝足地创造新的生活，说有人“砍毛竹运出山去卖钱，引良种养羊，那种艰辛创业的精神着实叫人感动”。回到北京，他怀着激越的感情，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下了《井冈山记》系列散文，《青山翠竹》是其中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后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中课本，并改名为《井冈翠竹》。

“从远处看，郁郁苍苍，重重叠叠，望不到头。到近处看，有的修直挺拔，好似当年山头的岗哨；有的密密麻麻，好似埋伏在深坳里的奇兵；有的看来出世还不久，却也亭亭玉立，别有一番神采……”记者至今能背诵起高中时学的散文名篇《井冈翠竹》。

袁鹰的《井冈翠竹》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他通过“睹物思人”和“以物喻人”的手法，成功地做到了笔笔写“竹”而又笔笔见“人”。通過比拟性的联想，把人的思想认识、精神气质移注到描写对象之中去，造成亦此亦彼，亦虚亦实、形神兼备的效果。从形的刻画上说，它简洁而生动地勾勒出苍山竹海的蓊郁气势；从“神”的寄寓上说，却又正是井冈山人民往昔和现今战斗风貌的剪影。

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袁鹰和几位同伴从长沙经株洲、醴陵、萍乡、莲花、宁冈这一路再次上井冈山。袁鹰记得，自己的同伴大都是第一次上山，“在招待所放下行囊，就忙不迭地出门，要呼吸‘革命第一山的空气”。让袁鹰惊诧的是，“朱毛会师”居然被堂而皇之地篡改为“毛林会师”，流传很久“朱德的扁担”故事也有人被解说为“林彪的扁担”。走进纪念馆，袁鹰遍寻展厅，也没有看到那根朱德扁担。袁鹰说：“历史很快就给他们开了个大玩笑。就是这一年，已是副统帅折戟沉沙，成为荒凉的蒙古沙漠中一堆臭肉。”那几天，袁鹰在山上到处所见，全是荒凉衰败的景象：原先的革命遗址似有似无，既无专人管理，也未认真修整。几年动乱，人心惶惶，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和贫困的衣食，比10年前更糟。袁鹰记得，下山时候，大家都不似来时的欢畅，心头都充满迷惘和感慨，压得沉甸甸的，很少谈笑声。

在《井冈翠竹》中，袁鹰曾写到过朱德的扁担。“文革”期间作为课文时，出于政治原因，出版社曾找到袁鹰建议删除有关内容。袁鹰一听，毅然决然地说：“我不同意删，要么不用，我是不会删的！”最终，课文在“文革”时期是否删除有关文字或采用这篇文章，他没有留意。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晃时光过了20年。1991年，升格为县级市的井冈山市委打算拍摄一部反映山区新面貌的电视片，派宣传部两位同志远道来北京请袁鹰撰写解说词。来访者唤起袁鹰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没有推辞，当年5月又一次上山。一路上，袁鹰只感觉到井冈今非昔比，一切透着新的气息。这位散文名家，竟敬佩起今日井冈山人的大手笔，以非凡的胆识写出如此一篇经济与生态“好文章”。

2001年夏，井冈山举行旅游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此前的一天，袁鹰收到自吉安寄来的请柬，陷入了沉思：从偏僻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到邀请天南地北游人的旅游文化节，从“红米饭，南瓜汤，天天吃得精打光”到接待八方来客的经济贸易洽谈会，井冈人观念和实践有了巨大飞跃。一切强烈地撩拨着老人的心弦。于是，他四上井冈，虽然来去匆匆只住了三四天，但是上得山来，“顿时进入清新明亮的天地，……握别时依依难舍”。

近半个世纪来，袁鹰没想到自己竟四上井冈山。在井冈山，袁鹰无时无地不在体验着竹子的存在。不说宾馆饭店竹制的餐饮用品，单是特产超市琳琅满目的竹制品，就使他目不暇接。竹雕、竹画、竹瓶、竹扇、竹椅、竹席乃至竹牙签、竹发夹、竹手链，应有尽有，美不胜收。有一篇报道说，井冈山毛竹的利用率已经提高到90%以上。让袁鹰十分欣慰的是，井冈山人用当年削竹为矛的双手编织着老区美好的未来。他说，4次上山，感受各自不同，但都留下难忘的记忆。

每一位去过井冈山的游人，都会深深地爱上这红土地上生机勃勃的翠竹，放眼竹林，让人有一种敬畏、一丝抚慰和一种仰慕。当年，井冈山的竹林是令敌人胆寒的战场，井冈山的竹子成为战胜敌军的特别武器。今天，井冈山早已“旧貌变新颜”，成为一个集革命人文景观与秀丽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漫山遍野傲然挺拔的翠竹成为井冈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袁鹰心底里为“精神故乡”井冈山祈望，愿这块土地“红花”（革命老区）与“绿叶”（自然景观）交相辉映。

当年郭沫若游山后，有诗句云：“井冈山下后，百岭不思游。”袁鹰说，这自然有老诗人的艺术夸张，却也写了几分实情。直至今日，他依旧对那里有一种亲近感。袁鹰说自己有一个心愿，盼望哪一天，年过九旬的他能携夫人和孩子一同五上井冈山。记者表示将设法促成此行，老人连连摆手：“谢谢，我们不能惊动地方政府，给地方添麻烦。”

很多人喜欢竹子，喜欢她那修直挺拔的身姿，也喜欢她那飘逸脱俗的气质。竹子的高风亮节是人所共知的，初唐诗人张九龄的“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则赞美了竹子的虚心与高洁。井冈山之行，使许多人对竹子的感情由喜爱变成了敬仰，因为井冈山的竹子被誉为“革命的竹子”。袁鹰从竹子的品格中得到更多的精神启迪，其实他本人就是竹的化身，他的谦虚、他的高洁风范、他面对困境表现出的特有秉性，就是井冈竹的形象、井冈竹的灵魂。

自“天堂”到“孤岛”

袁鹰在文学界可谓家喻户晓，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并非姓袁而本姓田。袁鹰，原名田复春，又名田钟洛，出生在江苏北部大运河畔的古城淮安。“这些年来，我用过不少笔名，大约有二三十个。用得最多的是‘袁鹰，渐渐成为正名，直到如今。”

笔名“袁鹰”，始用于20世纪40年代初。当时的袁鹰彷徨苦闷，一直想离开沦为“孤岛”的上海，远走内地去大后方。接受采访时，老人回忆说：“那时写稿时，我学习鲁迅用母亲姓氏，他的小说中常提到的‘鲁镇，就是他母亲的老家。我母亲姓袁，鹰就是表达远走高飞的向往。”

1934年，10岁的袁鹰随全家迁往杭州，插班考入新式小学——杭州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学的不再是“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国文课本全是白话文、新诗、寓言，没有一句文言。

如今，袁鹰还记得那位瘦脸、常穿深咖啡色中山装的级任兼国文老师金老师。“金老师很注重鼓励我们课外阅读，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养成这个好习惯。他把课外阅读作为国文作业来布置，有时指定一两本书作为全班的共同阅读书。他要我课外阅读最早的书，就是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和冰心的《寄小读者》。”袁鹰说，金老师当时还兼管学校图书馆的工作。

阅读兴趣和习惯，可以慢慢上升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发挥作用，袁鹰对此理解至深。在他看来，阅读的成果当时不一定看得出来，阅读的当时也不一定完全能消化，但它却像种子一样，落于心田的沃土，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袁鹰认为，早期的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教育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个时候，学生的作业负担没有今天的孩子多，我们放学后总有不少读课外书的时间。”

俗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1937年，日寇铁蹄下的“天堂”杭州却成了人间地狱，原本秀丽的西湖变得蓬头垢面，满身污秽。1938年初春，袁鹰的父亲决定举家迁居上海。一个阴冷的早晨，一家八九口人带着必要的箱笼行李，乘几辆人力车去杭州城站，挤进一列装送难民的闷罐车，离开住了多年的杭州。火车开动，袁鹰从车门望着渐行渐远的家乡，难过得直掉泪……

袁鹰在上海读的中学是无锡师范初中部和扬州中学，都是战前的江苏省立学校，战火中搬迁到“孤岛”来的。那时期，袁鹰成为福州路文化街上生活、开明、光明书店的常客。“这些书店有大量进步书籍，开架出售，买不起书可以站在那里看，店员决不会撵你，也不会给我白眼。”在这里，袁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开明版的高尔基《俄罗斯浪游散记》等都是每天下课后在开明书店店堂里连续站着读完的。

书读多了，自然而然地萌发起写作的兴趣。1940年8月，袁鹰尝试着写一篇短短的人物速写。当时，写了一位弄堂小学的校长，办学校如同学店，热衷于搓麻将，输了钱就拿小学生出气。这篇题为《师母》的千字文写就后，取了个冷僻的笔名“裴苓”，然后寄到《申报》的“自由谈”副刊。20多天后，即这年9月5日居然发表了。尽管今天袁鹰认为这篇文章看来有些幼稚粗糙，但是就是这篇小文章带他走上了文学习作之路。“青少年时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题目都写，什么形式都碰，写小说、散文、新诗，也写歌词、活报剧、书评影评和剧评，还发表过一些用旧体诗词形式写的政治社会题材的打油诗。”

以“第一读者”身份品伟人诗作

1947年，袁鹰毕业于之江大学教育系，曾历任《世界晨报》记者、编辑，《联合晚报》副刊编辑，《解放日报》记者、文教组组长，《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等；并出任过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主席团成员。

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工作期间，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文学青年或来自基层的投稿者，他都认真负责。

1958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来电话请袁鹰到他办公室，交给袁鹰一份稿件，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刚刚送来的一首悼诗，悼念近日在苏联上空因飞机失事而罹难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和他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吴冷西交代：争取在明天副刊上见报。

袁鹰接过读了一遍，只感觉到这首绝句感情真挚深沉。心想，过去很少见到周总理的诗作，这首是悼念老友的，尤为难得。于是，他拿着诗稿立即返回编辑部，开始思考设计版样。不多时，吴冷西又来电话，叫袁鹰带总理原稿再到他那儿去。原以为原稿有改动，袁鹰没想到吴冷西接过原稿就说：“总理刚来电话，说先不发表了。”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袁鹰怅然若失，只好回编辑部。这时才想起刚才没有将原诗抄录一份，而且满脑子只顾考虑版面安排，仓促间竟没有记住全文。此后，这首诗再没有发表过，至今湮没无闻，袁鹰每一想起就追悔莫及。不过，日后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于1958年11月17日给邓颖超的信中提到：“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然而，究竟是什么诗，信中没有提及。

叶剑英一生戎马，战南征北，倥偬间吟诗作赋，言志抒情，诗词多豪迈之气，却也不乏婉丽之笔。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虽然日理万机，昼夜操劳，殚精竭虑，但是依旧笔耕不辍，写出大量诗作描绘了新生的东方大国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以他绚丽的笔法，尽情地歌赞祖国层出不穷、欣欣向荣的建设新面貌。在袁鹰眼里，叶剑英是一位善诗能文的儒将。

1957年，叶剑英访问苏联回国后，将一组《西行杂诗》寄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当时，邓拓嘱袁鹰编发。可是，袁鹰发现其中一首《忆王孙》按词牌少了一句，他即持邓拓亲笔介绍信去叶帅寓所面谒。接受记者采访时，袁鹰欣然回忆起那个傍晚：“当时，穿一身中式便服的叶帅正在吃晚饭，见我来了就放下碗筷，于是我拿出邓拓的信。”叶帅仔细看了看信，信上说到《忆王孙》一词缺句的情况。叶帅放下信按原词牌沉吟了几句：“哦？少了一句？”叶帅爽朗地笑起来：“对，对，这里少写了一句。我再改一下，明天就寄给你。”12月26日，《西行杂诗》7首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

晚年，袁鷹每天不忘看书看报看杂志，《人民日报》、《中华儿女》等9份报刊是他常看的，央视“新闻联播”是必看节目，国际频道节目与京剧频道节目也不时看看，“电视剧好的不多，一般不太看”。

一次，袁鹰游览成都宝光寺。寺中的1塔、5殿、16院让他十分感叹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历史悠远。在该寺主殿大雄宝殿，袁鹰看到这么一副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细细品来，他悟出了其中的禅机。在他看来，“了犹未了”实在蕴涵着朴素的真理。“了”是相对的、暂时的，“未了”才是绝对的、永恒的。对于他，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安下心来，利用未了的剩余时光，继续做未了的事。”得益于这副楹联的启发，晚年袁鹰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

告别之时，老人签赠一部近著给记者，郑重地盖上印。那谦逊的态度、那严谨的举止，让人感动。他的题签，记者倍感珍贵，珍藏的是一份敬意！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