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培

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时代帝王们特有的一种自省表演文化。每当天灾频发人祸迭出之季、王朝政权朝不保夕风雨飘摇之时，帝王们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便掣出罪己诏这一绝招糊弄天下，希冀能够消除民怨，招摇过市，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以期维持旧有政权不倒，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当然这里也不能绝然排除一些已有自知之明的帝王在反思之后对自身过错与失败的反省忏悔和自我检讨以及对古典传统正道治统的重新认可。

中国古代最早的罪己诏滥觞于殷商时代，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最早罪己诏版本当属《尚书》，《上述·汤诰》记载了商代开国君王成汤的一段讲话。这一讲话被史学界认为是罪己诏的开山之作和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罪己诏”模本。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颁布“罪己诏”的是汉文帝。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前元年间，这是汉文帝承继大统后的第二年。当时有人建议他要早立太子，他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所以像“朕既不德”这样的话在日后的帝王嘴里也成了一个常用名词。

历史上被人认为分量较重的罪己诏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及保存完整的罪己诏。《轮台罪己诏》是汉武帝在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所下的一道诏书，其内容是公开向人民反省其已有之罪过。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曾向长期在北边犯事的匈奴发出了“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警告，为汉民族争得了安宁和尊严。但到了汉武帝晚年，“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书建议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继续戍兵以备匈奴，汉武帝驳回桑等人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史称“轮台罪己诏”。“轮台罪己诏”的发布，使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了急剧转变，重新回到了与民休息及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般迅速败亡的结局。

中国古代专制帝王能够放下身段下颁“罪己诏”，一方面视己身为天之骄子，具有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下颁“罪己诏”，还能够反映出他在谦卑自省背后的十足底气，自己不过是替天行道之时又替天受过，将万千罪过集于一身，以表明自己辜负了上天的恩宠，但可以从头再来。所以别指望底气不足的帝王君主能够下颁“罪己诏”；另一方面帝王通过《罪己诏》消除民怨、取悦民众，从而达到缓和社会矛盾，重新凝聚人心的一种统治权术。细究诸多帝王的“罪己诏”，我们今天从中也能窥探到帝王们既有真心的自省和悔悟，也有对世事时势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落寞心理。

在中国古代整个专制时代众多帝王的罪己诏中，有两个皇帝的罪己诏是不应该被人遗忘的，一个是明思宗崇祯皇帝的《罪己诏》。崇祯皇帝即位之初曾有过短暂的踌躇满志和中兴之梦，然而明王朝早在万历年间已经植下败亡之根，纵然崇祯夙夜不懈，无奈已无回天之力，更何况崇祯也非英明之主。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横扫中原大地，明王朝摇摇欲坠，已经不堪一击。崇祯皇帝自知来日无多，又不甘效仿蜀汉后主刘禅负荆请罪出城求降，绝望之下，于自缢前再次下诏罪己：“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古人云 ：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皇帝的罪己绝笔也道出了千古一亡国之君绝望心理下的负民之后的最终忏悔之意。

另一个是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的最后一位逆天皇帝袁世凯的罪己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古老中国终于结束了千年帝制，迎来了民主新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周仍旧邦，其命惟艰。窃国大盗袁世凯瞅准机会，极力想重温专制帝王旧梦，在公元1915年12月12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恢复帝制，复辟中华帝国制度，当起了洪宪皇帝。短短83天后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再次发表申令，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袁世凯在这个精心炮制的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虽然仍厚颜无耻地特别强调：“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但也不得不写上了“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专制帝王“罪己诏”中常用之语，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江湖日下，覆水难收，全国军民已无法容忍一个窃国大盗继续盘踞大位，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一片唾骂之中撒手归西。

纵观中国历史的长河，包括袁世凯在内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诏”。从最早的一份公元前179年汉文帝所下到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所下，整个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基本上平均八年就有一份罪己诏颁发，这也形成了中华帝王特有的一种罪己文化。

君主专制时代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去，罪己诏也只是作为一种帝王文化储存在历史的时空中。然而剔除帝王们无奈之下的表演成分，罪己诏具有的帝王自省的功能依然值得今人思考。它可以告诫帝王们从政执政当以天下为重，应当学会给自己划定权力的边界和行为的禁区，做到内有信念支撑，外有制度约束。从而小心谨慎，有所敬畏，必须时刻警惕种种“无所畏惧”的自负和虚妄。须知天佑和天谴犹如孪生兄弟，形影相随。心想天佑必先畏惧天谴。其次，它可以促使帝王们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权力和责任也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制度和责任约束的权力，必然是一种导致腐败的源泉。后世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众多的历史感悟并非是空穴来风。再次，它告诉帝王们要学会感召方式。“民惟邦本 ， 本固邦宁”，芸芸百姓毕竟是国家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水能载舟，水同样能覆舟。古往今来，以百姓的认同心理来增进权力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权力就可以借民意转化为“天意”而发挥更好的作用。

（摘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