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接触与内蒙古地名

2016-05-14汪雨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8期

汪雨

摘要：在多民族聚居的内蒙古自治区，由于历史上蒙古、汉、满等语言接触关系紧密，从而引起了地名的变迁，形成了独具内蒙古特色的地名。本文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从语言接触角度入手，对当地地名的起源、类别及结构特征等做简要梳理与分析。

关键词：语言接触；地名变迁；结构特征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10-04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族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交往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世界上的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特别是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或地区，各民族语言总是要发生不同程度的接触。多民族聚居的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交错地带，是北方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阵地。从语言接触角度来看，内蒙古北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语、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南与汉藏语系汉语的东北官话（嫩克片、长锦片）、北京官话（朝峰、怀承片）、兰银官话（河西、银吴片）以及晋语方言（张呼、大包片）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赤峰地区因地理位置独特，民族语言间的接触也更具特点。该地区蒙古语各分支土语较多，分布最广的是北部的巴林土语、南部的喀喇沁土语，东部、西部还分别受到科尔沁土语、察哈尔土语的影响。当地汉语属于北京官话朝峰片，实则为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的过渡方言，兼具两个官话大区的特点[1]。复杂的语言接触环境使赤峰地区的地名也别具特色，充满地方色彩。

一、赤峰地区的民族语言接触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处在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过渡地带的赤峰地区（广义的赤峰地区，包含今赤峰市、辽宁省朝阳市及河北省承德市部分地区）又被称为辽西文化区、红山文化区，恰好位于农牧过渡带，属于北京官话区朝峰片（朝阳-赤峰），是农牧交错的内蒙古地区一个生动的缩影。

秦汉以来，有史记载的匈奴、鲜卑、乌桓、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曾长期活跃在这片土地上，并与关内汉族人民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系。尤其是12世纪蒙元（1206-1368）以来的蒙古族诸部落，伴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军事活动，从蒙古高原腹地徙居这片辽朝故地，800年来一直在此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蒙古统治者广建分封，也曾效法中原，在此地区建立城郭（如今翁牛特旗境内元代全宁路古城遗址），城内都建有文庙。1368年，蒙古势力退出中原，明蒙在长城沿线对峙200余年。蒙汉民族历史上的接触，给赤峰地区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打上了鲜明烙印。

17世纪初，女真（满洲）族爱新国（后金、清）兴起于东北一隅的白山黑水之间，自东向西先后绥服漠南蒙古诸部，使今天赤峰、通辽、兴安地区成为满洲统治者经略中原的重要侧翼。清朝建立政权后，统治者在蒙古原有部落基础上，在今辽西赤峰地区北部置昭乌达盟（8部11旗）、南部置卓索图盟（2部5旗）管理当地蒙民；在大兴安岭以东以南的嫩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广袤地带建哲里木盟（4部10旗）。有清一代，针对东三盟实行的13个“备指额驸”旗中，有8个分布在赤峰（昭卓盟）地区，200余位清皇室女子下嫁此地[2]，带来了大量满汉随从人员，其后代繁衍日盛，形成了多个满族聚居村屯。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开放蒙禁”的政策，大批关内冀、鲁、晋、陕破产贫苦汉族流民涌入蒙古地区，毗邻汉地的昭卓二盟各旗自然成了接纳汉族移民的第一站，持续一个世纪的移民潮形成了汉族进入赤峰草原的高潮，也最终奠定了赤峰地区蒙古、满、汉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可以说，始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融合，加之有清一代近300年的统治，促进了蒙古、汉、满等多民族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形成了赤峰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汉语北京官话区朝赤片语言文化。

始于晚清的移民潮，使汉族移民人口激增，反超蒙古等土著民族，并且深刻地影响了赤峰地区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长期的蒙汉杂居过程中，汉语及汉文化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语言和主流文化，社会影响不断加大。蒙汉语言接触带来的语言兼用、语言转用乃至语言濒危等现象也随之出现，这些变化都直接反映在地名的变化过程中。

二、赤峰地区地名的类别

赤峰地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在地名上也体现了多民族特色。赤峰地区蒙古语地名约有6500多条，满语地名11条，藏语地名33条，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朝鲜及其他民族语言地名[3]。其中蒙古语地名约占一半，也最能体现蒙汉两种语言接触交融的特色。本地区蒙古语地名据其来源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自然地理类

以自然地理特征命名，反映了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产方式。这种现象遍布世界各国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如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其实就是蒙古语elesütei（荒漠之地）之音译[4]，经过卫拉特蒙古语—俄语—汉语的音转，出现了蒙古语地名的异写。

在传统的蒙古语地名中，十之六七是以山川地势、水源情况和动植物分布为主要内容的地名。

如以山川地势命名的乌兰哈达，“乌兰”意为“赭红色”，“哈达”意为“山峰”，“乌兰哈达”意即“红岩”、“红石头砬子”。这个名字本是今天赤峰市的蒙古语名字（ulaanxada xota）音写，因今天赤峰市区东面的一座山体呈赭红色的红山而得名。所谓“赤峰”即汉语“红石头砬子”的书面表达，是蒙古语词的意译。时至今日，所有的蒙古文公文、牌匾中提到“赤峰市”，一直都是用其本名“乌兰哈达市”（ulaanxada xota）。乌兰哈达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发展成为东蒙古地区的一个繁华市镇。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设赤峰县，管理汉族流民事务，“赤峰”遂见于史册。

同类的地名还有长干池楼（ aan iluu，白石头）、韩杞柳（hana iluu，峭壁）、毛荆坝（moji yin daba，省界山）、大波洛沟（yexe boro jaba大青沟）、[5]哈达英格（hada enger，山的前怀）、白音胡舒（富饶的山嘴子；bayan，常作“白音”、“巴彦”等，均为富饶的意思）、巴彦塔拉（富饶的原野）、三星他拉（sa i yin tala规范写法作“赛沁塔拉”；tala，常作“塔拉”，意为原野）等不一而足。

以水源命名的有柴达木（沼泽地）、乌素台洼（水洼地）、赛呼都格（好井）、阿日宝力格（[山]后的泉水）、乌敦套海（柳树湾子，toxoi套海即河湾）、白音套海、查干沐沦（白河）、乃林皋（窄河）、巴彦高勒（富河，皋、高勒同为蒙古语gol即河的音写）、益和诺尔（大湖）、谢日淖尔（黄水泡子，诺尔、诺日、淖尔naur即湖泊）、白音波罗（bayan bula，富饶的泉水）、土门（众小河汇流处）。

以山、水特征命名的地名稳定性较强，轻易不会变动。

以动植物为特征命名的如海拉苏（xailasu榆柳成荫之地）、德日苏（deresü芨芨草），海力吐（xalitu有旱獭子的地方）、驿马吐（imaatu，有羊群的地方）、嘎海沟（野猪沟，axai意为猪）、八代沟（bars-tai uu，老虎沟，bars意为老虎）。

（二）宗教语言类

1578年，喇嘛教（藏传佛教格鲁派）经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传入蒙古地区。清朝建立后，历朝皇帝都大力扶持喇嘛教，广修庙宇，借以拉近满、蒙、藏的关系。所以在内蒙古地名上也体现了独特的宗教特色。“苏木（莫）”süme，意为寺庙、古刹。“召”意为喇嘛教召庙。如：罕苏木（han süme皇帝家庙）、阿鲁召（[山]后的庙）、新苏莫苏木（即新庙苏木；苏木sumu是清代的佐，是旗的基层组织，现在相当于乡镇级行政区划名）、十三敖包镇、索博日嘎镇（subura[佛]塔）、八里罕镇（burhan，佛爷）、喇嘛仓村（lama yin sang ail，喇嘛仓）、喇嘛蒿村、甘珠庙村（甘珠，即佛经《甘珠尔》anjuur）等。

（三）氏族聚落类

在地名中，反映氏族、部落聚居的情况并不多（内蒙古各盟旗地名除外），它们多数可能源自外来迁徙汉族流民对蒙古族聚居区的称呼，后便约定俗成，定为地名。如：蒙古营子、达子村（鞑子村）、新艾里（新村）、道伦百姓（doloan baising）、八家村（原名naiman er奈曼格尔，八户人家之意）、王爷府村（原名“诺颜号绕艾勒”noyan horoa ail，直接汉译为“王爷府村”）、南他卜营子（emune tabunang ail，原作“南塔布囊艾勒”，意为“南面的驸马营子”，蒙古语“塔布囊”为驸马；规范写法应为“南塔布囊营子”）、美林镇（meirin，梅林，清代蒙旗职官名）、台吉营子（台吉，即太子的蒙古语发音，清朝成为爵名）。

三、语言接触对赤峰地区地名的影响

本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演变直接体现了蒙古语、汉语两种语言接触的特点。

（一）蒙汉合璧式地名

即地名中掺入了汉语元素，出现了双语合璧的复式地名。蒙汉合璧式地名约占所有蒙古语地名的一半，其中“意译+音译”类型较多。如，冬不冷（jün bulung，东湾，“冬”实为“东”之误；“不冷”多作布朗、包冷）、大白音坝（“白音坝”意为富饶的山梁）、青哈达村、南他卜营子村。这类地名往往在通名前加限定词以示区别。如，为了区别不同的他卜营子村，就有了南他卜营子村。用什么样的限定词往往与地理位置、地形、规模大小等因素相关。通过这样的地名，也可以看出早期人类迁徙、定居的历史轨迹和聚落之间的派生关系[6]。在此不得不提到巴林右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外地人初见此地名，会感到十分好奇，巴林草原上为何也有一个跟日本大城市“大阪”（日语读osaka）写法、读音如此相近的小镇？然而，此“大板”非彼“大阪”。其实，“大板”就是蒙汉合璧式地名中最典型的“意译+音译”地名。“大板”蒙古语读做yehe baising，yehe为“大”，baising多指汉式住宅，合起来就是“大房子”（内蒙古西部地区一般音写作“某某板”或“某某板升”）。因此地屋舍众多、街巷繁华，所以在蒙古民间有了yehe baising的说法，转成汉语省音作“大板”。

（二）音转地名

即在地名音译上出现了转移，其原因可能是汉族对蒙古语口音把握不确切，以讹传讹所致。由于移民关外的汉族流民多数是破产农民，文化水平有限，因而在谐音用字上没有翻译出蒙古语地名的本意。出现音转、异译的地名并不多，约占十分之一。由于音转用的汉字往往偏离原名，所以有些地名复原出现不确定性，为国家的地名标准化工作带来难度。如馒头敖包，其实是玛尼图敖包（manitu obuga）的音转，意为“念摩尼经祭祀的石头堆”，其本意与干粮、乃至农作物都无关。大梁沟，是达楞沟的音转，“达楞”汉译为“山坡”。玻璃沟门是“宝力格沟门”的音转，“宝力格”汉译为“泉水”，与玻璃、琉璃也没有任何联系，“沟门”则完全是汉语对地表特征的描述。土门营子中的“土门”本是tümen的音写，意为“众河汇流之处”，但初见者恐怕难以将“土门”二字与小河相联系。像毛山东（magu angda，来水不旺的津水井，与姓氏、籍贯没关系）、韩杞柳（xana ilau，正确写法应该是哈那朝鲁，译为“峭壁”，与姓氏、树木没有关系）、长干池楼（长干池楼不是楼，其实是 agan ilau，规范写法应该是查干朝鲁，意思是“白石头”）、乃林皋（“窄河”，nairin ol，通常记为乃林郭勒、或蒙汉合璧式的乃林河）、八代沟（bar-tai uu，“老虎沟，老虎出没的地方”，规范译音应为巴日太沟）、白音波罗（bayan bula，“富饶的泉水”，规范写法应为白音宝力格）、荞麦塔拉（ ino_a yin tala，狼出没的草甸子）等音转则属于比较极端的个例。

出现音转地名是由于蒙古语、汉语的语音差异。如[r]与汉语拼音l不分，造成记音不准。蒙古语的[r]与汉语拼音方案的r（日）对应，但是并不相同。二者区别在于，前者是舌尖颤音，呼出气流是舌尖颤抖；后者是舌尖前硬腭浊擦音，并不颤抖。而汉语为母语者通常不容易发出标准的舌尖颤音，所以在音写时往往出现异写，记成汉语拼音方案中的l。例如，八楞罐实则是barun ar“巴润嘎日”的异写，译为“右翼”，而不是什么八棱（léng）罐子。还有宁城县柏林营子村的记名也属于上述情况。该地原名是baarin ail，baarin即“要塞、哨所”，汉语通常写作“巴林”（与赤峰市巴林左右两旗的名字一样）。本来写成“林”就属于记音不确切，再加上一个“柏”字，倘若读成bi，让不明其意的人有了其他的联想。倘若读成bó，就与德国首都柏林的汉语读音相同。有时还会出现省音现象。在八楞罐这个音写中，就出现了[r]脱落现象，用字也让人产生其他联想，并不是说该地盛产盛水的罐子。同样出现省音现象的还有“皋”，如玉田皋、乃林皋、长皋等，其正确的音写因该是“郭勒”ol。这样的地名，除非查阅档案、地名志，否则后人难以得知其本意，遑论地名标准化或向国外译介。

（三）完全汉译

所谓完全汉译，是指将原有的蒙古语地名按其字面意思直译或意译成汉语。如平泉县马泉子，原名毛仁布拉格（morin bula），意为“饮马的泉水”，而汉语直接译做“马泉子”。乌丹镇的命名就属于完全汉译的典型。今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所在地乌丹镇，蒙古语原名是boroxota，蒙文名音写为“宝日浩特”，译成汉语为“紫城”。为避“紫禁城”之讳更名为“乌丹”。之所以叫乌丹，是因为“乌”为黑，“丹”为红，两色相和即为紫色。在翁牛特旗，用“紫城”命名的事物繁多，如本旗最早的中心广场“紫城广场”，“紫城街道办事处”等。汉语“紫城”或“乌丹”，对于初到本旗的汉族而言，这样的地名可能便于记忆，更为上口。

再看内蒙古全区，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xexot），译为汉语即“青城”，市内亦有青城公园、青城巷、青城时代广场等许多占“青城”二字的名字。一个地方出现两种语言的两个甚至几个名字，即是两个民族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产物。然而不论是紫城还是呼市，在翁旗人心中，紫城即乌丹，乌丹即我家；在内蒙人心中，青城即呼市，呼市即首府。

（四）摒弃旧名

所谓摒弃旧名，是指整个词全部汉化，或弃之不用，另取别名，但同原来的蒙古语词依然有某种联系。摒弃旧名，多是由于政权更迭、行政区划调整等政治因素造成的。今天赤峰市名字的翻译，就属于摒弃旧名的情况。1983年，今赤峰市前身昭乌达盟（盟行政公署驻赤峰县级市）经国务院批准，撤盟建市，改称赤峰市。“赤峰”之名实际是上文提到的最早出现的蒙古语地名“乌兰哈达”的汉译，是用盟政府所在地赤峰县（市）的名字代指全盟，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在蒙古人族口最为稠密、民族文化积淀最为深厚、民智开启最早的、思想最为激越的东蒙地区，这种更名方式还是颇具争议的。“昭乌达”系蒙古语词jagu uda[7]的音转。“昭”是数词，意即“百”，用作概数表示众多；“乌达”意为“柳树”。所以“昭乌达”即“百柳”、“柳树成荫的地方”[8]。昭乌达盟及其名称已经成为历史，不复出现。但与该词汉意“百柳”相关的概念却屡见不鲜。如，在赤峰市区现在就有以“百柳”命名的大型商场——百柳购物中心，该商厦门脸上的蒙古文对译为juuuda baraga hudaldun abhu tub，直译即“昭乌达购物中心”。再如，赤峰市委宣传部主管、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百柳》，创刊三十余年，至今仍活跃在本乡文化战线上。

地名词汇是语言的一部分，它不仅反映出该地名所指的地区的一些地表特征、人地关系，而且还带有操该语言的群体对该地区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文化心态。综观全国民族地区，用带有民族歧视、封建压迫色彩的汉语名字为边地城镇命名、代替原有民族语传统地名，以示该地属民臣服中央政权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古已有之。在新疆解放前，通称乌鲁木齐为“迪化”。在1954年，蒙绥合并之前，呼和浩特一度被称作“归化城”“绥远城”“归绥”。正如札奇斯钦所说：“不论归化也好、还是绥远也好、归绥也好，都是有民族歧视，是一个强大民族，压迫另一民族的名称。”[9]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带有旧社会封建压迫、民族歧视色彩的地名换成新名，寄予新的内涵。如1966年，将喀喇沁旗政府所在地公爷府更名为锦山镇（意思是锦绣河山）。将王爷地村改为解放地村。五十年代，将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达（鞑）子营村、达子井村分别改名为大营子村、团结营子村。不同民族语言发生接触中，地名的谐音用字对民族文化心态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多民族聚居区的地名，更多体现了当地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特色，反映出该地民族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地名即是一例。由于汉语及汉文化逐渐成为赤峰地区（尤其是接近内地的南部旗县）的主要语言和主流文化，导致当地地名出现了蒙汉合璧、汉语音转、完全汉译、摒弃旧名等不同程度的变化。

注释：

为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等权利，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类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发文、证章、牌匾以及商标等，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文字和汉文。

其匾额写作juu，此写法值得商榷，因与本文关联不大，故不做进一步展开讨论。

经康雍乾三朝，直至18世纪中期，清军攻灭准噶尔蒙古汗国，西域局势基本稳定，乾隆帝命名西域地区为“新疆”，意为“新开辟的疆土”；在乌鲁木齐地区设“迪化府”，意为“启迪教化，遵王从主”。

1581年（明万历三年），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建成库库和屯（即呼和浩特），是为呼和浩特旧城，明朝政府命名“归化”，意为“归顺朝廷，接受教化”。

17世纪末，清朝因对准噶尔汗国战备需要，在旧城东北新建一座军事驻防城，命名为绥远，意即“绥靖远方，安定边陲”。随着人口的增殖、城市的扩大，二城逐渐合二为一，被称作“归绥”。

参考文献：

〔1〕熊正辉，等.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M].商务印书馆，2012.

〔2〕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M].故宫出版社，2013.

〔3〕王凤隆.赤峰市地名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4〕满琳.土尔扈特女儿[M].北京：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2004.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