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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蓝:发展“生态扶贫”精准扶贫助力

2016-05-14刘瑜

民主与法制 2016年9期
关键词:贫困人口委员精准

刘瑜

由粗放到精细:逐渐转变的扶贫模式

2016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介绍会议有关情况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对于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精准扶贫”,他给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答案——“人民政协在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大有可为。”王国庆透露,今年全国政协将组织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扶贫实效”专题议政性常委会。

李蓝委员在他的提案中提到,30年来,中国的扶贫模式逐渐由粗放变为精细。

1978年,按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统计,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导致这一时期大面积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农业经营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因此,制度的变革就成为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特征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贫困发生率向中西部倾斜,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缺土的西南大石山区,严重缺水的西北黄土高原区,土地落差大、耕地少、交通状况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的秦巴贫困山区以及积温严重不足的青藏高寒区。至此,国家扶贫工作的重点逐渐转向中西部地区。

2001年5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21世纪前十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纲要中提出了今后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2015年10月16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并为精准扶贫实施配套了相应的政策工具。习总书记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增加扶贫投入,出台优惠政策措施,注重六个精准,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中国经历了资金型扶贫、项目型扶贫、对口帮扶式扶贫,2015年,习总书记调研后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输血”还是“造血”?委员提出新思路

李蓝委员介绍,经过30多年不懈的艰苦奋斗,中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决了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我国的扶贫工作,始终是在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的系统工程。在全民参与的扶贫工作实践中,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是输血性的扶贫还是造血性的扶贫?是工业化、高污染的扶贫还是生态保护性的绿色扶贫?

在中央扶贫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将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生态扶贫的战略性思路逐渐成型。李蓝委员说,通过全国性的生态扶贫,不仅可以提高广大贫困地区生产者的收入,帮助他们脱贫,而且对于重建城乡互信,改善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等诸多方面,对于中国生态运动从小众走向全社会,都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蓝委员在两会提案中表示,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区先后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新思路,促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循环,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在这种扶贫观念的指引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开发与保护并重,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从而改变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地区在保住青山绿水的同时,还实现了产业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虽然,“生态扶贫”被业内人士认为将是精准扶贫的有益补充,而以高效生态农业为突破口,则有助于促进精准扶贫,为我国的扶贫事业作出贡献。但经过深入研究和多方探讨,李蓝委员总结出生态扶贫目前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西部地区具有青山绿水的天然优势,这些地区欠发达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化的剪刀叉,二是没有重工业,三是商品流通不畅,因而非常适合绿水青山的生态扶贫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是否也适用于西北干旱地区?在生活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如何实现生态扶贫?

据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生态农业课题组主持人邢东田介绍,目前生态扶贫虽然有了良好的造血机能,但由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通,社会信任度低,规模效应低而导致价格高,生态扶贫这个新生儿还是不能茁壮成长。因此,打通生态农产品与市场之间的流通环节就显得尤其重要。

根据以上情况,李蓝委员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总结贵州等地的生态扶贫经验,将其提炼成国家政策,正式向全国推广。

以精准扶贫思路为指导,在全国精心布点选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取得经验,向全社会推广。

为生态扶贫地区的生态农产品提供有国家信誉保证的“生态产品认证书”,为生态农产品顺利走向城镇和市场贴标签、开绿灯。

制定优惠政策,打通生态农产品与市场的流通环节。李蓝委员解释,只要物畅其用,货畅其流,再加上生态农产品的品牌优势和规模效应,就会大幅度降低生态农产品的价格,并在价格上形成比较优势,最终全面占领市场。

“扶贫”“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结合,在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大背景下,无疑也会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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