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

朋友见我家的墙壁毫无文化，好意送我一个旅游地买的竹编卷轴，上面是一只威猛的国画老虎。我再三敬谢不敏：我草民一个，借虎威何用。朋友笑说，用不着虎威，福气总喜欢的，“虎”者，“福”也。他有位画家朋友，专门画云，画卖得很好，就因为“云”者“运”也。

我对国画的了解很有限，朋友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原来许多我看上去觉得俗不可耐的国画卖得那么好，许多画家不论名气大小一个个满脸得色油光可鉴，原来是画讨了升官发财的口气。如同乡间风俗，画鱼就是年年有余，画花就是花开富贵。

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传，比较之下，悟出一番浅显的道理：八大山人因为国破家亡，一生流落民间，在出家、疯癫、还俗、贫病的颠沛流离中成就为伟大艺术家。当时便有“余尝阅山人诗画，大有唐宋人气魄。至于书法，则胎骨于晋魏矣”（清·陈鼎《八大山人传》），“人得之，争藏弆以为重”（清·邵长蘅《八大山人传》）的评价。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八大山人书画在国内外市场奇货可居，成为史上最贵的中国画。不知有多少人指着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养家糊口，扬名立万，发财致富。以得其真传自诩的伪书家伪画家、以他为主角的伪演艺伪传奇、以他为旗号的伪学者伪学术、以他为招牌的书画店笔墨纸张店，沸沸扬扬。最为恶劣的是仿冒八大山人的赝品之多，使得八大山人作品的鉴别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显赫如画坛巨匠，也靠几可乱真的伪造八大山人作品而获取巨额财富，被公认为“三百年来最顶级之摹仿与伪作大师”。

世上的艺术家各种各样，在艺术与金钱的关系上无外三种：一种是只知艺术不知钱，到了知钱的时候也不知怎样搂钱；一种是既知艺术也知钱；一种是不知艺术只知钱。第二种不必说日子过得如同公卿，第三种靠炒作钻营也可以赚个盆满钵满。最惨的就是第一种了。

八大山人恰恰就属于第一种。他早期的书画，供释门里外的师友娱情逸趣，无所谓“润格”。即便有人酬谢，也是给庙里做的功德。他痴迷艺术，却“不甚爱惜”（清·邵长蘅《八大山人传》），不像今天聪明绝顶的艺术家一样懂得艺术可以是生财之道，可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他不懂装贴润笔告示，不懂举办画廊展销，不懂让夫人揣着印章不给重金就不钤印。与他同时代的几位传记作者做了绘声绘色的记录：他作书画只凭着兴之所至就泼墨挥毫，不计较作品的价值。市人送他一条鱼，他就画条鱼答谢人家；送他萝卜白菜，他就画萝卜白菜答谢人家。他嗜酒，想得到他书画的人，就拿酒招引他，预先把大量墨汁纸张放在座位旁边。他酒量有限，很快就醉了，一见纸笔便大肆泼墨，或干脆用笤帚挥洒，或用破帽涂抹，然后再抓起笔来大肆渲染，或山林，或丘壑，或花鸟竹石，无不进入妙境（清·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见人喜欢他的书法，他就捋起袖子，挥舞笔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随后就任由人家拿走。别人以为他着了魔，而他也整个一个人来疯，越画越来劲（清·程延祚《青溪文集》）。

那些随便就得到他作品的人，多是穷书生、小百姓、杀猪的、卖酒的，以及僧人。小和尚们争先恐后地向他索画，揪住他的衣袖拉拉扯扯，他一点不生气，有求必应。至于朋友要求馈赠，他自然更不会推辞（清·邵长蘅《八大山人传》）。

不过，八大山人的“不甚爱惜”，是不可以强迫的。没醉酒的时候，那些他看不上眼的权贵即便送金银珠宝给他，也得不到他的只字片画。因此，权贵们求他的书画，反而要从寺庙僧众和五行八作那儿买到（清·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被霸蛮的长官招去两三天不让走，他就在人家厅堂上拉屎，人家只好把他赶走。对他不高兴的人，他会举起一柄写了“哑”字的扇子挡着脸，懒得跟人家啰唆（清·张潮《虞初新志》）。

晚年的八大山人“常忧冻馁”，且常常生病（清·程廷祚《先考祓斋府君行状》），不能不鬻画谋生，但书画的卖价却令人寒心。他在回复画商的一封信札中说自己的书画廉价得与一担河水差不多——“河水一担值三文”。一幅八百八十一字的《滕王阁序》，卖价不过“半百开元钞”，让今天自封的书法家笑掉大牙。但那样的价格，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

八大山人曾经借汉东方生的“拔剑割肉……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其仁也？”的话自嘲和自我安慰，让人心酸，却又让人欣慰。艺术家正是在追逐功利还是专注唯美、出卖技法还是激扬性灵、取悦邀宠还是特立独行上，划分出了平庸与非凡。八大山人品格孤高而笔墨奇逸，其作乃是生命的寄托、心血的物化，这才让后世的许多大师们甘愿也只能匍匐在他

脚下。

（选自《小品文选刊》2016年第6期，荐稿人：赵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