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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的为政之道

2016-05-14张晓政

月读 2016年9期
关键词:子产郑国大叔

张晓政

子产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执政郑国22年,使郑国从内乱不息、外患不止到社会安定、道不拾遗、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展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才干与智慧,也因此深受时人和后世敬仰。历史上常把他和管仲并论,如称“《春秋》上半部得一管仲,《春秋》下半部得一子产,都是救时之相”,甚至称其为“春秋第一人”,“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值得一提的是,与子产同时代的孔子也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他“足以为国基”,乃“古之遗

爱也”。

考察子产的为政之道,可以说,许多方面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择能而使

郑简公二十四年(前542),子产当国的第二年,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上卿子皮向他提出,想让尹何去治理一个封邑。子产表示:“尹何尚年轻,恐难以胜任。”子皮坚持说:“尹何这个人忠厚谨慎,我很喜爱他,他是不会背叛我的。让他去学习一下,他就更知道如何治理了。”子产听后,郑重回答:“这就更不行了。但凡人们喜爱一个人,总是希望做一些对他有好处的事。你既喜爱尹何,却又打算在他还不熟悉政事的情况下让他去治理封邑,这就像一个人不会用刀却让他去割肉,多半要伤到自己。这样爱人,反而是伤人,以后谁又敢取得您的喜爱呢?您是郑国的栋梁,栋梁一旦折断,椽子也会崩塌,我也将难免灾祸,因此不敢不对您直言尽言。打个比方,您有了漂亮绸缎,必不会让别人用它来学习裁制。大官、大邑,用来庇护安危,价值何止绸缎能比,反而让人去学习治理,岂不是本末倒置?我只听说学有所成后方可从政,从未听说还可以将从政用作学习的。这又像打猎,只有熟悉弓马的人才能有所收获,若连登车射御都未曾经历过,那么除了担心翻车覆马,哪里还有心思去捕获猎

物呢!”

子产这一番话,可以说正是春秋时期语言说服艺术的典范,既直面问题、直中要害,又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既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也不退缩逃避、王顾左右,特别是在反复解说、譬喻中放缓语气,让人如同春风沐雨般感同身受、心悦诚服。也因此,这一番话完全说服打动了子皮,子皮由衷地感叹:“你说得真是好啊!我确实是不够明智。我听说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只知小者、近者。若不是你说透,我又怎会明白这些道理?从前我曾说过,你来治理国家,我管理家族的事就可以了,现在我才知道,即使是我家族的事情,以后也需要按照你的意见来处理啊!”也正是通过这件事,子皮再一次深深认识到子产的忠直,从此将政事全部交予他,子产也由此进一步确立了在郑国的执政地位。

子产拒尹何为邑,绝不只是简单的坚持原则、任人唯贤的事,这是因为,子产与子皮之间还存在特殊的关系。正是在前一年郑国内乱中,子皮阻止了驷氏家族攻打子产的计划,并在内乱之后将执政权交授子产,自己甘居次席帮助子产。子产执政没多久,郑国又发生丰卷之乱,还是子皮,第二次阻止了子产逃亡,并驱逐了丰卷,使子产能够继续执政。也因此,在深受救命之恩与知遇之恩的深厚渊源下,子产对子皮的“拒绝”,以国事为重、从事业出发选拔人才的“坚持”,尤显得醒目,也更显示出其品格的可贵。

不徇私情的同时,则是子产在用人上的标准:择能而使。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例如,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擅长外交,裨谌能谋,子产于是让公孙挥专注外交,每遇大事,则让裨谌谋划是否可行,再让冯简子作出决断,最后交由子大叔执行,政事由是不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子产为政的实质,正是郑国群臣戮力同心、其利断金的结果。

政系万民,殊无小事。子产关于爱护一个人就不要轻易为他授官的见解发人深思。即使是现在,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将官位作为私相授受、播撒人情的工具,简单把提拔作为关爱人、照顾人的体现,丝毫不去考虑人与岗是否相配。殊不知,这样做有时反而是一种伤害。有的干部虽然职位上去了,但或是威信树立不起来,或是能力跟不上去,既耽误了事业,自己也十分难受尴尬。古人曾说“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我们今天说“严是爱,宽是害”,实际上都是这个

道理。

不毁乡校

子产拒子皮的这一年,还遇到了另一个难题。

当时,郑国百姓常聚集于乡校议论国事,大夫然明为此感到忧虑,担心有人惑乱民心、趁机生乱,于是向子产建议:“毁乡校,何如?”子产断然拒绝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人们早晚事情忙完了就到那里度过休闲时光,议论议论国事,有何不可呢?他们认为对的,我们就推行;他们不满意的,我们就改正。这就像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反而要去破坏?我只听说忠善才可以止怨,没有听说光靠作威就可以防怨。确实,作威也可以止怨,但就像防川,只是一味堵住,一旦大水来袭堵不住了,必然伤人更多,因此不如开些小口让水得以宣泄,犹如将百姓的话作为药石一样来预防疾病。”乡校最终得以保全,这也就是传颂千古的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

子产不毁乡校,在今天看来,就是有关言论自由的问题。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与意义,无需我们用现代政治理论来阐释,从周厉王为国人所推翻开始,古人很早就明白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从子产的回答也可以看出,显然他对这一段历史是十分熟悉的,因此才会有防川的比喻。不过,在这里,除了这一点,子产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尽管刚刚担负起执政重任就遇到了乡校议政这个问题,但他并没有首先考虑这会不会危及他的地位,也没有一关了之借以立威,而是坚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更高原则,将乡校议政作为倾听民声、改善治政的契机,“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真正体现出了政治家的风范与心胸。

首铸刑书

郑简公三十年(前536),子产命人将郑国刑法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其意义在于打破了法的神秘色彩,从实质上破除了贵族阶层对法的垄断,同时使法与礼相分离,防止司法的随意性,用法的规范力量去推动社会的发展。

毫不奇怪,这项革命性的举动引起了旧有贵族阶层的惊恐与反对,甚至惊动了周边大国。晋国大夫叔向随即给子产写来一封长信,强烈指责这一做法。在叔向看来,先王治政,靠的是道义、政令、礼仪、信用、仁爱、禄位、刑罚,辅之以教诲、奖励、督促等手段,再访求明察之官、慈惠之师,使百姓各安其所,不生祸乱。为什么不制定法律呢?“惧民之有争心也。”这是因为,百姓一旦知晓了法律,一则将不再对上恭畏,反正只要按照法律行事就可以了;二则就会以法律为依据相互争利,起诉讼之心;三则还会对照法律判断官员裁决是否公正。这样一来,想要国家、人民安定,“不亦难乎”?“国将亡,必多制”,叔向最后发出警告,这正是亡国的征兆啊!

相比于叔向的洋洋洒洒,从留下的记录看,子产的回答十分简短,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恰如您所说的,“侨(子产名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第二句是:虽然无法听从您的意见,但无损于我对您的感激。考虑到第二句话更多的只是表示客气,在这里,子产以超乎寻常的简洁回应,再次表达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坚持:毫无疑问,这项政策必须坚决推行下去。

或许在子产心中,未尝不认为自己所做也是在惠及子孙,“不能及子孙”的说辞不过是表示谦虚罢了。又或许在他看来,比起惠及子孙,救世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若不能救世,又何谈惠及子孙?

子产当然不可能知道后世对于他“铸刑书”意义的评价,但在当时,他一定是觉察到了某种社会变革、历史变迁的迹象与气息,感受到了不同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特别是经济活动的深刻变化,意识到单靠旧有的仪礼规范,已无法引导社会运行,甚至反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阻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站在历史的关口,何去何从?他深知,如果不能主动地把握潮流、顺应时势,就无法生存,就无法救世,就无法惠及子孙。铸刑书所体现的,正是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巨大的勇气与坚韧的担当。

宽猛相济

郑定公八年(前522),执政22年的子产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或许是预感来日无多,他将子大叔叫到跟前,留下了最后的交代:“我死之后,你必定为政。只有有德者才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则民望而畏之,因此少有被烧死的。水性柔弱,民狎而玩之,因此常有淹死的。所以宽大并不容易啊!”子产死后,子大叔执政,“不忍猛而宽”,郑国于是“多盗”,聚集于草泽。子大叔这时才后悔地说:“吾早从夫子,不及此!”于是发兵攻盗,“尽杀之,盗少止”。

子产对为政宽猛的论述,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子产在这里并没有简单地对宽猛做出褒贬,而只是强调“宽难”,唯有德者能之,而绝不是对“宽”做出否定。也因此,当孔子获知子产的遗言时,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应:“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无疑体察到了子产论为政宽猛的深意与实质,这就是宽猛相济、不可偏废,惟其如此,才能达到治理的平衡。

那么,子产为何又要特意对子大叔强调“宽难”呢?这是因为,子产深刻认识到子大叔的性格特点,即“不忍猛而宽”,并预见到了其后果,所以才会提醒他注意对“猛”的运用。

子产论为政宽猛,既是他的政治遗言,也是他对自己从政生涯的总结。换言之,宽猛相济正集中体现了子产为政务实主义的风格。他并没有拘泥于某种理念或模式,而是注意根据事物的特征、条件的变化治政施策,顺时而动、乘势而为。事实上,考察子产的从政生涯,我们有时难免会感到困惑。例如,他曾说过“天道远,人道迩”,对鬼神祭祀表现得很淡漠,甚至在郑国发大水国人请求禳灾时断然回答:“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却也曾说过在郑国内乱中死去的伯有“能为鬼”,积极安排伯有的后人奉好祭祀,并在郑国大火时命令祓禳四方之神。他曾主张众怒难犯,为政必须取媚于民,否则“民不从也”,却也曾强调“民不可逞,度不可改”,意即人民不可放纵,法令不可更改。种种一切,仿佛构成了一个面孔复杂的子产。由“宽猛相济”所指向的务实主义,无疑正是解开这一谜语的钥匙。

生死以之

郑简公十八年(前548),此时的子产还未执政郑国,子大叔有一次向他询问政事,子产回答:“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意思是,为政就像农活,必须日夜想着它,想到开始也要想到结果。

子产执政的第一年,有郑国人在路边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咬牙切齿,仿佛“时日曷丧”的仇恨。

过了三年,歌曲变成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去世时,“丁壮号哭,老人儿啼”,郑国百姓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依托。

这一幕幕场景,宛然正是子产“政如农功”的注脚。他就像是一个辛勤的农夫,以毕生的精力,为国、为民全心付出,不在乎一时的毁誉,只惦念最终的收成。支撑这一切的,就如他自己所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只要能够利国利民,需要坚持的就必须坚持,需要改变的也必须改变,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而这,也正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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