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现在来理解民国的教育，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战乱，有动荡，但是它的教育是相对成功的，因为那个时代教师得到了尊重，学校得到了尊重。那个时代的学校，大部分——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由教育家来办的，而不是由行政人员来办的。那个时候，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和教育部长之间可以是来来回回的，蒋梦麟当过教育部长，也多次当过北大校长，但他不认为当了部长，再当校长有什么不好。蔡元培也当过教育总长，然后再去当北大校长。他们并不觉得校长和部长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觉得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可能更体面。北大校长，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教育家所担负的岗位。

我想到几个人。张伯苓，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开大学的校长，但我更愿意说他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事实上，张伯苓办得最成功的学校可能还不是天津的南开学校，而是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南开中学。林砺儒，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后来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49年以后做了教育部的副部长。我倒觉得他不应该去做副部长，他最适合的岗位是做校长，而不是部长。经亨颐，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创办过春晖中学。还有赵君达、高凤山、周厚枢……后面这几个人现在都不大有名了，已经被人们给忘了，但是在他们学生的眼中曾经都是耀眼的明星，曾经是太阳，正是在他们手里，天津耀华中学、北京汇文中学、扬州中学，这些学校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这样的人，在民国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批，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教育家办出了一批很有魅力、很有影响的中小学。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是由中小学所决定，而这些教育家就是这些学校后面的灵魂人物，他们不仅是掌舵的人，没有他们，学校就没有灵魂。

我在看民国教育的史料时，特别想到几点。第一，那个时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一个人可以以终身做小学老师来作为他的理想追求，把自己的角色尽最大可能地扮演得尽善尽美；一个人也可以把中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追求，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看的。

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学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所以，中学、小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这个升学流水线上的环节。决定一个老师，决定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的是看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这是唯一的一个指标，你自己的学校办得好不好都不要紧的。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者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者是联合招生，但并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都自成体系。

我喜欢讲两个只读过小学的人，一个成了作曲家，一个成了出版家。一个叫周大风，在浙江读的小学，学生时代偏爱音乐，天分得到发掘，初中失学，踏上社会，最后成了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一个叫范用，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他只上过镇江的穆源小学，他非常怀念这所小学，甚至为她写过一本书，我还没有看过第二个人为一所母校——小学——去写一本书的。他的小学给他留下这么深的印象，以致可以写成一本回忆录，他在书中回忆了整个小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小学毕业，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他到出版社做学徒。如果要讲知识的话，他根本比不上同时代的其他人，因为别人还要继续受教育啊，而他没有机会了，但是我觉得他在小学中得到的东西已足够奠定他今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他特别讲到的是，他在小学里做志愿者，做义工——为学校管理图书馆。当时，这件工作是学生们轮流去做的，而他是小组长，并做得很好。他把图书馆的书基本上都看了一遍，其中有一套书，叫《小学生文库》，里面什么门类的书都有，还有大量的杂志，他都浏览过。这是他小学时代完成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他在学校里办了好几个不同的壁报，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写写画画抄抄的东西，这就奠定他后来成为出版家的基础。他还参加学校组织的剧团，到街头去演出过，宣传抗日。这些在小学时代做的事情，就成为他今后很多发展的奠基石。

我在和年轻人说读书这件事的时候，常常会想到这样一番话：你说读这本书有什么用，尤其是这本书考试不考的，读了干什么？你读那本书，也不考的，有什么用？是的，没有用。但是，也许在十年后，二十年后，甚至三四十年后，你少年时代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会在你的脑子中跳出来。或者，在你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它会突然跳出来。那是什么？那就是一条神秘的线索。这条神秘的线索就像天罗地网一样埋在你生命的深处，待某一天它就会被拎出来。这条线索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精神世界。

如果我们观察每一个时代在不同领域有造就的人，你从表面怎么都看不懂他。我喜欢用阅读这个角度去观察，八九不离十就能看懂很多人。我认识一些在各自领域有重要建树的老先生，比如著名律师张思之，他为什么成为律师界的泰山北斗？你可以说他专业好，他有道义勇气，都对，但是你这样说等于什么都没有解释。法律学得好的人有，辩护辩得好的人也有，有勇气的人也不仅是他。我破译他的精神密码，之所以区别于同时代甚至比他晚一辈的律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身上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东西——我用一个词概括叫：人文性。专业性、公共性别人同样有，人文性别人可能也有，但绝没有他这么强烈。他是1927年出生的人，六七年前，我在编《过去的中学》时，请他写一篇回忆的文章。他的回忆让我大为惊讶，他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一堂课。他回忆在抗战中的重庆读高中，有一位高中老师姓傅，本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因为战争的缘故流亡到那里做了中学老师。他记得那是一堂讲李清照词《声声慢》的课，老师仅就其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词就讲了一节课！少年的他没有想到汉语竟然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力量，竟然有这样的穿透力，这堂高一时代的课直到八十他还记得，并将留在他心中一辈子。他的专业和古典文学没有关系，但是2005年夏天我去北京看他，他在一家酒店的大堂等我，当时带了一本书在看，我一看桌子上的封面，就突然明白了他一生区别于其他同行的奥秘——那本书是《元曲选》。我明白了高中那堂课给了他一辈子，给的不是专业，而是精神的滋养，他一辈子都能在这里面得到滋润。所以，他一方面可以站在法庭上辩论，另一方面他在辩词中一辈子都在追求汉语的美感。你可以说一个律师与元曲、宋词有什么关系，但是，正是这些才是留在他生命里一辈子的东西。

（李珊珊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