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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下的无名蛋

2016-05-14北原

岁月 2016年9期
关键词:喽啰文学界门派

北原

现在似乎是命名时代。被命名了,似乎就有了归属,有了关注;没被命名,便游离于主流之外,无人理睬。因而,就有不少人自己给自己命名,以期“拉杆子上山”,广收喽啰,引起注目。

其实,命名并非起于现在,尤其是文艺界。过去喜欢用“派”,这似乎借鉴于武术界。比如武术界有“武当派”“少林派”等,京剧界便有“梅派”“程派”等;文学界便有过去的“新月派”“鸳鸯蝴蝶派”,后来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以及再后来的“朦胧诗派”等等等等。

源自武术界的“派”,易引发“门派之争”。武术界动不动便拳脚相加,文艺界也时不时口诛笔伐,总欲争个“武林盟主”或者“文坛霸主”。于是,由于前车之鉴,后人为避免血腥气,便弃“派”不用,改用他称,但总是去不掉“门派”之见。比如时隔并不太远的诗歌界的“文人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霸大会,吵得不亦乐乎,似乎谁也没争得个“霸主”地位,倒是有不少“虾兵蟹将”主动投入其中一“派”,不时摇旗呐喊,从而证明自己被“命名”了。

“派”,也许有许多不宜或者不雅,也因为有些“喽啰”实在难以成“派”,于是文学界便“派”生为“代”了。于是现在又有了“新生代”“后生代”“晚生代”“新新生代”之类,甚至有人命名“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硬将出生年代划出个“代”,无论你的写作是什么风格,草草归拢一下便可树起一面旗子,犹如过去的落草者。但无论如何,总有人乐此不疲地往里挤以期被命名,因而文坛总是十分闹热。至于身体写作、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命名,可谓五花八门,终究逃不出“炒作”,具有很浓的商业味道了。这似乎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表征。

虽然文学不景气,但“命名”旗帜招展,很是热闹。社会学界也不想让文学界独擅其美,“知识青年”这一命名逐渐沉没之后,又逐步有了“新人类”、“新新人类”、“小资”等命名。这“族”或者“组”似是来自日本,如今在我国城市的楼群夹持下,和霓虹争辉,十分打眼。

也许为了避免引发“门派”之争,现时下的命名越来越宽泛,让你跨入哪个界内都不会犯规而供你自得其乐。比如前些年的“小资”,许多年轻人或者自感年轻者,极愿意归入其旗下,因为“小资”正时尚,还没有其他“命名”比其响亮。但只要“命名”便有战争,这不,自认为“真小资”的一族又开始讨伐“伪小资”了。

更为宽泛的“命名”要属“红旗下的蛋”最响亮。这一“命名”幽默风趣而且有点深刻,故而被老崔“摇滚命名”之后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作为一个老知青,崔建在摇滚出“红旗下的蛋”这一“命名”的时候,自然涵纳了“知青”这一知名度很高的“命名”。而“知青”中还有“老三届”、“小三届”之分野。“老三届”风光一时,把自己的“悲情历史”“革命经历”炫耀得不输“扛过枪的”“渡过江的”老革命。“小三届”似乎不怎么嘴硬,只好跟着“老三届”蹭点光。

如我这一拨(用“派”有些“老”,用“族”有些“小”,用“拨”似乎贴切一些,而且也少了企图命名之嫌),应该归入“小三届”。我们和“老三届”同是“红旗下的蛋”,但我们“小三届”这拨蛋比“老三届”那拨蛋要逊色得多。

首先,“小三届”底气不足。出生于“大跃进”的口号声中,吮着“三年自然灾害”中母亲干瘪的乳房走出摇篮,学步于“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里,刚刚灌进肚子里的点滴墨水还未来得及洇润,转头便挥洒到“大字报”和“革命口号”中去了,后来恶补都来不及。“老三届”好歹扎扎实实学完了“高中”至少是“初中”。而“小三届”只是一再“学工”“学农”“学兵”,还经受着“修教路线”和“反修教路线回潮”的拉锯式的折磨。“白卷英雄”更是让我们扔掉可怜的一点“文化”去闹“革命”了。

其次,不如“老三届”风光。“老三届”在吃尽“万般苦”之后,起码得到了“百般福”。“拨乱反正”之时,“老三届”前边“古人”已老去,后边“来者”尚跟不上趟,故而独领风骚。尤其文学,自“伤痕”发轫,“知青”茁壮,一时间堪称铺天盖地,成就一大批作家,至今依然令人回味。文学之外,不少“老三届”凭着自己的“吃苦”资本和“文化”资本奋力拼搏,有的下海游泳成了“资本”家,有的继续求学成了“知本”家,有的官场打拼成了“政治”家。而“小三届”就自愧弗如了,无论求“知本”、觅“资本”,还是拼“政治”,都差一截,起码要慢上一拍。

至于我本人,虽也可往“知青”的命名里钻,无论如何也属于“小三届”之列,但我终究是个“伪知青”,算来数去我只能是一个“回乡知青”,这“回”和“下”本质不同,差着档次。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工人阶级”,我也做过“工人阶级”的后代,但父亲没有先见之明,因为他的工作对象是铁路建筑,决定了他的工作性质漂泊不定,将我跟着母亲“下放”回老家,最终我还是“农民阶级”。高中毕业回老家,虽然时间不长便被“提拔”为教师,但这“教师”面前还有一个前缀“民办”,所以命名总是比较尴尬。后来,打拼出一本小文凭,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虽然也有了些许“知本”归入“知识分子”之属,如今也做着“知识分子”的工作,回到老家也可以像某些人那样面对往日同学趾高气扬,但我怎么也“扬”不起来,因为我有一根“土根”,我是一名“伪知青”,我的底气不足。

至于后来的“命名”,一是有些事不关己的心态,超然物外。比如写诗作文,我不想自行归入哪一“派”,无论“民间写作”还是“文人写作”。至于现在的“新生代”或者“小资”,我都“旧”且“大”了,不沾边。

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这是我们儿时常在作文里运用的词句),无论如何,是一枚“红旗下的蛋”,但却是一枚没被“命名”或者无法“命名”甚或不愿被“命名”的“蛋”。总而言之,是一枚“红旗下的无名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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