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明

回想中华学子，百年以来为实现中国梦留学归国的几代的流血牺牲，辛勤奋斗，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者。我们这一代中的受益者，既然比同龄人多得到这么多的资源，就应该更多的回馈社会。

不能左右的命运

回顾过去，也可以用两个30年概括。前30年，是求学阶段，或者说是在社会上汲取营养。每个人赶上的时代不一样，境遇不一样。我们赶上“文革”，根本不能左右命运，上山下乡成为所谓的知青。很多人随着大潮流来流去，其实并不自愿。所以对知青的经历的受益成份，不用过分渲染。中学恰恰是学习知识的黄金时期，没有系统的学习，就到农村去了，严格来说，是不正常的。当时有些知青，虽然身在农村、社会，但不忘学习，在社会上汲取各种营养，成功参加高考遂成现在人们谈论的77、78级。

这一代的特点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和其他年代的人相比，我们绝大多数其实是失败者。基本都是分母，国家开了一扇“天窗”——77、78级恢复高考，使得有些人一下子从分母变成了分子，有机会施展才华，成为各个行业翘楚。反思凝视，大部分人没有77、78级的机会，基本比较失败，不光是自己的失败，他们的子女教育也没有好的条件，看起来挺惨，因为在机会面前，他们没有选择的基础。

我一生有几个贵人？第一个是基辛格，也许你会莫名其妙，为什么他是我的贵人呢？1972年基辛格访问中国，他影响了毛主席，强调中美两国人民要友好，要搞好关系，要有一批人学好英文。而我恰恰学习的是英文，就改变了我的命运。第二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他做出了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考试的决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赶上这个机会，又改变了命运。之后，国家要开放，要派出年轻人去留学，当时有人说，留学不回来怎么办，邓小平的魄力非常大，他说，没关系，派出100个，回来10个、20个就行了。邓小平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人的梦想，要不是他的恢复高考的决定，我们这一代人就荒废了，我们的命运也将被逆转，也没有后来的77、78年这个群体了。

一个人的决策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影响力太大了。那个年代不要说自己有多么优秀，有多么努力。没有这个决策，再怎样也是枉然。1977年，当时我是高中老师，那时党中央形成了一个共识，要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从教育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招生，77年冬季78年夏季，在师资、校舍都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就这样做了。还有一批人，比如在北京300分是录取分数线，够的上大学，不够的怎么办呢，290多分的怎么办。当时的北京市长林乎加，提出要办分校，现在有些领导，与骨干都是从分校毕业的。又把一批人从分母变成了分子。后来人大的分校、二外的分校等等集合在一起成立了北京联合大学。林乎加一个人的决策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来自社会的荣誉

中间这30年，是我们奉献社会，同时社会也给我们回报的阶段。我们努力了，社会也没有亏待我们，给了我们很多荣誉、职位和经济上的待遇。1985年回国后不久，我到香港出任中安经济财会咨询有限公司中方执行董事。1995年我从香港被调回，任北京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当时，希望借鉴西方企业管理制度，有所改革，迎来跨越式的发展，回想起来，有些操之过急，不过这些探索在以后的政策中逐渐体现。

1999年安永华明与财政部的脱钩，我成为事务所的董事长，开始真正市场化经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安永在内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越来越被认可，安永在中国的脚步也越来越积极主动。

从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转制，就个人来讲，与安永合作的几十年里，也不无遗憾。比如丧失了本可以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品牌事务所的机会。我始终认为，中国如此巨大且充满发展动力的经济基础，不仅会有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同时也应是国内本土事务所的舞台。

古人云：时也，势也，命也。什么是时？什么是势？它就是我们行动的方向。宏观层面的时势，就是时代、社会、国家的发展趋势；其次是市场、行业的演变发展；再次是人生大阶段发展的方向、周围环境的变化；最微观的是对个人行动把握的分寸与火候。审时度势，就是要能看到时代的趋势、政策的方向、市场变化、行业的热点，然后抓住个人发展的机遇。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转换的能量还有大部分没有释放出来，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国内所和四大所完全可以共存，互相借助，无论是四大所还是国内所，归根结底都是殊途同归，繁荣的是整个行业市场。

把感恩放在首位

77、78级在回顾自己成就时，会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田间干农活的时候，来个一个声音，突然说可以考大学了，可以放下锄头复习功课了。其实就是因为一个人而已。作为时代的受益者，今后要做的事，首先是回馈社会。不管是做慈善、做环保、做教育，还是多干几年，带带年轻人都可以，关键是要把感恩放在首位。

我们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太多的不确定性。问题，人人都有。成功者有成功者的问题，失败者有失败者的问题，当官的有当官的问题，百姓有百姓的问题，穷人有穷人的问题，富人有富人的问题，中国，从来都不缺乏问题，我们这个制度，主要领导层要达成共识，事情就好办。制度的力量会很大，偏差了之后，错误的放大也很厉害。过去人们把难题叫老大难（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简称老大难）。有一位领导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明白了就不难。”这就是中国体制，作为我们公司，事务所也是这样，影响第一把手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一代知识分子也好，海归也好，看到社会上有不满的现象，可以抱怨，但不应该放弃影响中国发展的机会。在欧美同学会，这么多优秀海归就是一点一滴施加影响力，通过建言献策，对国家政策增加影响。邓小平怎么从“文革”一个那么动乱的情况，改变了中国，他留法的背景，“文革”中的反思，同时周边一些仁人志士的意见和影响，都是他思想转变的因素。虽然很难，你施加一点，我施加一点，大家共同起作用。如果能够接近中央的领导层和地方的领导层，就做好顾问、建言献策，比如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建设性的意见，一旦被采纳，会改变很多东西。

至于我个人，除了要做好事务所本身的工作，带好年轻人，交好班之外，要尽量参与建言献策类的团体。比如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做的，把海归吸引回来，现在渐成气候。现在讨论双重国籍的问题，听起来很遥远，但越来越有重大的意义。实行绿卡、双重国籍，很多人的命运就改变了，后顾之忧减少了，就愿意到中国来贡献，这是我们应该做而且能做到的事情。现在的领导人和我们差不多，很多人也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只不过他们在体制内，我们在体制外而已。事情都明白，就是时机对不对，说的对不对，但是事情都是说得通的，影响并不难，关键要给予正能量。

中国梦 海归梦

欧美同学会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来海归都做了什么，从孙中山、梁启超到邓小平，至少中国变革的几个关键问题，民族独立、民族富强都已经实现了，几代人，一百多年的努力，从积贫积弱极为屈辱的时代到现在国富民强，中国梦是最接近实现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中的受益者，既然比同龄人多得到这么多的资源，就应该更多的回馈社会。当时这些人出國，好多是公派的， 有了这样那样的成绩，不应忘记谁给了你改变命运的机会，谁使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做海鸥也行，做海归也行，愿意出点钱办事业也行，愿意建言献策也行，但总的来说要回馈社会，同时，不要放弃施加影响的努力。

回想中华学子，百年以来为实现中国梦留学归国的几代的流血牺牲，辛勤奋斗，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就个人而言，比起他们，深感的是惭愧。鞭策自己，学习他们，继承他们，为实现几代人的中国梦，继续努力，正当时。（作者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