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

还很难说经济就已经步入了新的稳态，而是仍然处于一种充满不确定的增长状态。

经济从依靠“斯密增长”向依靠“斯密增长”和“熊彼特增长”共振的转型阶段，我们称之为“新常态”。既然是常态，那么系统应该是稳定的，增长的原动力是基于市场自发的力量。假若经济运行过程中，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更多仍然依靠政府投资的力量，那么这种增长状态并没有达到所需求的“新常态”，而是在迈向“新常态”之前，会出现一段依靠政府刺激维系经济增长的“非常态”时期。

从2008年至2015年，尽管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但维持已有的经济增速，更多地是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而非市场自主的力量。经济增速的维系依靠较大的外部力量来实现，我们很难说经济就已经步入了常态。一旦未来政府投资因为财政的制约逐步退出，是否出现经济增速再次下台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此时我们还很难说经济就已经步入了新的稳态，即“新常态”，而是仍然处于一种充满不确定的增长状态，即“非常态”。

在“改革红利”释放之前，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都存在需求不足，此时，宏观经济政策又保持相对积极，以避免出现失业等引发的社会问题，但刺激的力度又比较有限，政策制定者总是在物价、增长、债务、经济转型等之间权衡。因此，传统产业的市场出清，过剩产能的逐步淘汰，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市场出清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仍将处于相对的低迷状态。

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一种“常态”迈向另一种“常态”，都会经历中间转型的阵痛期，这种阵痛期尽管持续时间不长，但由于经济体不稳定，很容易出现经济失速，不利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和经济的转型。因此，政府需要“高度警戒”地采用“灵活审慎”的宏观政策，以避免经济的短期巨幅波动。短期内经济的失速，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改革推进的阻力，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由于在“非常态”时期，“稳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因此，需要谨防经济可能产生的失速风险：

首先，我们需要谨防的是在传统周期性行业出清的过程中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因为金融相当于经济体的血液，过去高速发展阶段，金融资源更多集中于传统周期性行业，假若因为传统行业在出清的过程中，破产的企业增多，那么将导致部分金融机构的呆坏账增加，可能会难以承受，衍生出局部金融风险，导致全社会流动性紧张，那最后会加剧经济下行的压力。

其次，由于在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资金的流动加快，但金融监管表现相对滞后，依据发展中一些经济体的经验，在此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局部的流动性失衡，假若防范不及时就很容易暴露局部金融风险，加剧经济下行的压力。

再次，谨防失业人员加剧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由于国有企业主导经济，不仅担负着经济发展的重任，还肩负着吸收就业人口维系社会稳定的重任，但在经济较大调整时“该来的还是回来”，只是由于中国经济由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会导致失业率与经济调整之间呈现滞后反应。毫无疑问，失业人员的增加也将加剧经济的下行压力。

因此，要尽快摆脱“非常态”，唯有加快改革的进程，寻找打开改革之门的突破口，通过改革释放“斯密增长”和培育“熊彼特增长”。通过改革释放“斯密增长”的效果相对较快，就像中国过去30多年一样，而“熊彼特增长”的培育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摆脱“非常态”的路径选择上，可考虑与释放“斯密增长”的相关改革尽快先行，以对冲传统周期性行业下降带来的经济回落，让经济体顺利步入“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