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映潮

1966年7月，我高中毕业于武汉市华师一附中。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理想中的青春之旅，盼望中的美好大学，从此杳无踪迹。

1968年，全国知青开始“上山下乡”。12月26日晨，我的姐姐送我到汉口，与上千知青一起乘坐轮船前往湖北监利，其中不少都是华师一的同学。

两天之后，我被“安置”到了王家湾第三小队，住在了农民家里。

第一个晚上，根本不能入睡。那被子多么重啊，压在身上那样沉，让你喘不过气来。

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的我，离开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一下子直接面对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真有点不适应。

我来到的这个地方，尽是水田。耕田整地、灌溉施肥、播种育秧、栽秧割谷、打场堆垛，交售公粮，没有一件事不辛苦，没有一桩活不劳累。

春天来到的时候，最让人害怕的活是给水田施肥。水田施肥有三种方法：一是挖河泥，二是浇大粪，三是撒化肥。

生产队长给我派过浇大粪的活儿。任务是：到各户农家的厕所里舀出大粪，挑到水田之中，再用粪勺撒开。工作量是：一天16担。这样的活儿，臭与脏已经不是可怕的事，可怕的是，得挑着一担大粪在齐膝深的水田中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奋勇向前，到一定的地方再停下来，一粪勺一粪勺地撒开。如此周而复始，完成一天的工作。

春天来到的时候，桃红柳绿，布谷鸟的声音也非常好听，一切欣欣向荣，但艰苦的劳作随之而来。

王家湾的水田，有一部分由湖底的“垸子”形成。一望无际，水深过膝；它们特别肥沃，旱涝保收。弯着腰插秧的时候，如果从腿缝中向后看去，一片绿水，不知尽头。对于知青而言，插秧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一天到晚，永无止境的秧田，永远弯腰驼背的姿态，在水田的深水烂泥中的拔腿后退，让人苦不堪言。

但我能够坚持。“开秧门”之后，我一般能坚持二十多天不请假。晴天，人在水田里，上晒下蒸，还要穿着厚厚的长袖衣服防晒；雨天，则要身披厚重的蓑衣，把裤腿卷得高高的，不能让雨水将身上浇湿；头上的斗笠则是不论什么日子都要戴着的，那是劳动的规矩，不戴斗笠，晴天或者雨天都会与你过不去。

春天来到的时候，天上的风筝多起来了，孩子们也玩得更高兴了，在我们知青傍晚收工回家的时候，常常有农村的孩子们在背后猛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

2008年年末，我写了这样一首无题小诗：

1968年12月，

我下乡了。

江轮驮着忧郁的学子，

在阴暗的天空下，

沉重地驶向渺茫的远方。

四十年过去了，

我举家回到了武汉。

当年那让人难以生存的

艰困日子，

现在已像遥远美丽的星光。

这首诗是我为纪念自己下乡四下周年而写的。我很喜欢它的最后两句：“当年那让人难以生存的艰困日子，现在已像遥远美丽的星光”。它表达出来的，是我对生活、对岁月的真实而诗意的感悟。我把这种对生活的诗意感悟看作是点缀生活的温暖火花，有时候它是不经意地一闪，但它也确实能够长时间地滋润自己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