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

观察中美关系，总是容易被纷繁变化的现实所干扰。从奥巴马政府刚上任时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蜜月期”，到近年来中美在南海“单挑”式的军事力量展示，再到随着美国大选、台湾领导人换届、朝鲜核政策等因素的进一步变化，中美关系接下来的走势愈加晦昧不清。面对快速变化的现实，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有两种常见的理论：一种是“钟摆论”。它较乐观地把中美关系看作一个周期循环，“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受到国内利益集团从不同方向的拉扯。另外一种是“陷阱论”。它悲观地认定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中美关系只能在对抗的螺旋中越陷越深。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进行具体到美国个性和时代特征的分析，才能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局限。

要透析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首先从整体上认识美国外交的一个特征：与历史上诸多帝国不同，美国对外不谋求领土占领，而谋求秩序控制。这不代表美国外交“文质彬彬”，它是指美国即便是动武，目的往往不是消灭一个国家，而是维护美国定下的“规矩”，即所谓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因而美国的霸权比历史上的殖民霸权更加先进，维持的成本更低，灵活性与开放性也更强。美国维持这种新型霸权，一是靠超强的综合实力做后盾，二是创造出了各个国家不同程度接受和参与的国际制度，形成了一套“公共产品”。美国对此有一种乐观主义情绪，认为只要自己这套秩序不被颠覆，美国就始终能够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继续领导世界。

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应对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历史上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有两种，一种是对秩序本身的挑战，其典型代表是苏联，也包括苏联所建立的自成体系的苏东集团。美国对这些国家不惜采取全方位的对抗和瓦解手段，动用各种资源加以遏制。苏联解体后，这种政策继续指向公开“不守规矩”的朝鲜、古巴、利比亚等国。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在古巴导弹危机等少数情况下，上述国家对美国的本土安全几乎都没有直接的威胁。显然，虽然美国自己不谋求领土占领，但对别的国家谋求领土扩张或者“势力范围”高度敏感。美国把维持其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完整性和开放性视为其核心国家利益。

还有一种挑战是秩序内的挑战，以战后的日本和欧盟为代表。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复兴完全是在美国秩序内实现的，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曾经构成一定的威胁。对于这一类的挑战，美国似乎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干扰性的手段，包括运用经济和政治干扰等手段，诱使对手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重振赢得时间。

中国对于美国是哪一种威胁呢？显然主要是第二种。但美国始终担心中国有颠覆秩序的可能。近两年来，南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显得极为突出，美国在一个远离本土、基本和平的地区大动干戈，就是担心中国要在亚洲把美国赶出去，或者建立非美国式的国际秩序。可以说，在美国眼里，南海是中国是否具有威胁性质的第一块试金石。但这离美国把中国正式视为苏联式的对手还有很远的距离。

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美国对华“两面下注”的政策，并由此理解美国对华政策徘徊观望、波动反复和自相矛盾特征。在这些表象和迷雾背后，美国对华政策可以总结为以下基本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自强”。美国在中国崛起的压力下，力图对内促发重大改革和创新，维持领先地位。近年来，美国已开始对自身制度和政策深度反思，力图推动再工业化、新一代技术革命、社会政策调整、教育改革等，以期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保持优势。第二个要点是羁绊。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和转型的国家，有许多脆弱性、漏洞和内外矛盾可资利用。美国会继续给中国找麻烦，诱导中国犯下重大战略错误。第三个要点是改制。美国要调整国际经济秩序，重获制度性的优势。这是美国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新的经济制度安排提升到最高战略层次的原因。最后一个要点是防范。美国要进一步观察和确认中国崛起的性质，并争取对未来的可能变化提前做出干预和准备。近来美国把主要的军事力量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关系、发展“海空一体战”等军事新思维，都体现了防范中国的目的。

美国对华政策不完全是国内力量拉扯下的无序摇摆，也不是一套体系完备、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而是既有其自身逻辑、又有其过渡性和试探性特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