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

我们的童年是幸福与快乐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游戏带有强烈的创造性、自主性与群体性，从不知道孤独与压力的滋味。关于小学学习的记忆，停留在那个时代独有的运动——写大字报然后挂满教室的印象里，少有学习的重负。

那个时候玩的游戏分为白天的与晚上的，冬天的与夏天的，在校的与在家的，男同学的与女同学的，也有一起混着玩的，等等，自由阳光，花样繁多。所有的玩乐器械都是自己手工制作，基本是户外活动，且群体性极强。我们在游戏与娱乐中，身心得到了充分的舒展。

比如，男孩子普遍喜欢玩弹玻璃珠，玩法通常有“出纲”或“打老虎洞”两种，即用自己的弹珠击中别人的弹珠来赢取更多的玻璃珠，或者用手指把玻璃珠弹入“洞”中为胜。还有打弹弓，找一根丫形的树枝，剥皮打磨光滑，绑两条橡皮带，就成了男孩子们打鸟甚至射人的工具，常有冤大头被恶作剧的男孩射得头破血流，也有无辜小鸟被射落。最非凡的是坐滑板车，自己找四个车轱辘，上面钉一块木板，就做成了一辆让人无比羡慕的车，或划着走，或栓根结实的绳子拉着走，上面可以载人。拥有这样的滑板车，就像今天拥有了奔驰宝马一样威风。

而女孩子喜欢玩“跳房子”，在地上画上有房顶和大大小小多个格子的房子，然后按照格子的单双，一边前进，一边要将石块踢到相应的格子里，以不乱规则且将石头踢到最后的格子里为胜。还有就是“抓子儿”，找到一堆圆圆的鹅卵石，或将打碎的碗底砸成围棋子大小，再在石头上打磨圆滑，一大把随意撒洒在地上，手上只留一粒，抛出手上的这一粒，在落下之前从地上抓一粒在手心，接着反手接回抛出的那一粒；然后抛出两粒，从地上抓回两粒再接回抛出的两粒，以此类推，直到将地上的子儿抓干净为止，看谁眼明手快，无差错纰漏者胜。跳皮筋也很受欢迎，下课后女孩子们一边跳一边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课间会玩撞拐：也就是一条腿屈曲，用对侧手把住脚，手脚不得分开；用其关节撞击同样姿态的对方，把对方撞倒或使对方脚落地者赢。我们还会玩开飞机：一个同学蹲在另一个同学肩膀上，四手相牵轰来轰去，常常有同学跌落在地，下巴摔破皮流血的。

冬天天气寒冷，大家就会玩抱团取暖的游戏，一个人站在墙根，另外的人靠墙排成一队，嘴里喊着“一二三，加油”，一起朝墙根方向挤撞过去，越挤越暖和。这时候有人使坏抽身的话，所有的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齐齐倒下。但大家乐此不疲。

夜晚在家时，常常玩老鹰抓小鸡，或丢手绢（往往是用稻草或麦草卷成的小草埔头代替），或者点子点菠萝（也有名之为“找星星月亮”的）。点子点菠萝就是我方的人蒙住对方的眼睛，对方伸出手让我方的人拍一下，根据拍的力度轻重与手型大小，让对方猜我方是谁拍的。若猜中，我方的人进入对方的队伍；猜不中，对方的人成为我方的成员。依次循环，根据人数的多少论胜负。

玩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清风月白的夜晚，众多小伙伴们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开心无比。

在那无书可读的年代，我们也有相应的精神与文化追求。白天田野里边劳作，边听大哥哥姐姐们讲现代话本《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惊悚故事；晚上聚居在有收音机的乡邻家，讨论国家大事与世界格局。记得最开心的事情，是跟在见多识广的哥哥姐姐们后面，结伴去公社的小院子里看电视。我们踮脚探头，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挤来挤去，盯着那块小小的布满雪花的黑白电视屏幕，观看新闻播报。在电话罕见网络不通的年代，看电视是非常奢侈的享受，那是乡下瞭望世界的通道，是开阔眼界的平台。

我们捕捉每一个画面与镜头，目睹世界风云人物的神采。看电视这件事，还令我萌生原初的理想。新闻联播节目中国家领导人的互访环节，领导人背后的翻译人员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翻译人员以女性居多，在那个蓝白灰色彩一统天下的社会，她们穿着打扮上并不出彩，但她们安安静静地坐在领导人的侧后，不抢话不掉线，该停顿的时候停顿，该翻译的时候翻译，配合得天衣无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国家领导人与他国首脑要员进行会晤与交流，离不开她们这座桥梁。她们谦逊文雅，年轻漂亮，沉静稳重且气质非凡，是乡村郊野见不到的天人与异象！她们的形象，深深地击中我心灵深处，由羡慕酝酿成为人生蓝图与憧憬——长大后做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人员！

这个时候，父母早早为我制定的小裁缝生涯，显得有些卑微滑稽了。当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我不再彷徨与犹豫，做翻译人员的理想在远处召唤着，有了目标和兴趣，我很快汇入高考大潮之中，踏上希望之路。由于乡下英语教学水平欠缺，我底子打得不够好，翻译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但后来我总算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深造学习，并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我们的少年时光，快乐且充实！

傅 莹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文化产业与文化管理；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基金项目等；出版个人专著与论文多种。

责任编辑 陈土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