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发展的同时，中国疆域之内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在发展。墨家，可能原来是儒家的一个分支，以上帝的意志作为源头，由能够了解上帝的教主“巨子”，代替上帝执行治理世界的工作。巨子和他的各级助手必须是贤能之士，在这个社会之中，爱无差等，都是上帝庇护的对象。墨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类似教权的组织，他们主张兼爱与和平，生活极度俭朴。墨家曾经一度颇有影响力，却终于逐渐消失。墨家的理想可能在后世有相当的部分与道家的理想相合，成为道教教义的一部分。

道家的思想以老庄为主流，他们对于人世的态度是消极的，认为一切的观念其实都是相对的，甚至虚幻的。道家主张回归自然，认为如果人能够回到最朴质的状态，人间许多的欲望和斗争也就消灭于无形。相对于儒家的入世而言，道家的独善其身，可说是出世的态度。激烈的道家甚至于是抗世的。不过，儒家的积极进取和道家的清净淡泊，彼此互补，给予中国人立身处世不少回旋空间。

在民间，古代对自然力充满畏惧和崇敬，一般人都会盼望自己能够趋吉避凶，另一方面，“死亡”也常常引发人类对亡灵的思念和惧怕。这两种情绪，也就是前述神明—祖灵崇拜的体现。人类社会中，往往有人自以为具有超凡的能力，能够和神明与祖灵沟通，这些人在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在古代中国，我们常以“巫觋”作为祝、宗、卜、史等各种人物的通称。这些人以其通灵的功能，很容易接受出世的理想。

汉代是政治大一统的局面，内部各地的交流相当顺畅，各地的各种思想、学派有互相融合的机会。结合道家若干思想和巫觋传统的原始道教，也就逐渐出现了。他们中最活跃的一群，不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地带，乃在今日四川和长江流域，例如汉中的五斗米道，和淮、汉一带出现的“太平经”信徒，以及在青、徐一带出现的黄巾。这些民间的活动，结合成为中国道教的第一阶段。他们崇拜神明，运用符咒和法术组织群众。例如，五斗米道在当地建立共同生活体；又如，黄巾聚合群众，以宗教的力量揭竿而起。

这种大规模的活动，还是需要组织和仪式。我认为，在汉代开通西域，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力量进入中国，对于民间正蓄势待发的信仰群，毋宁具有刺激的作用。从那以后，佛、道两教，两千年来不断地相激相荡，彼此启发，互相竞争，成为中国宗教信仰的两大主流。

佛道两教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被儒家排斥，儒家提供给道教的因素是对人世的关怀，这一部分和道家提供的出世因素互为表里。因此，道教的世外乐土并不在未来，也不在过去，而是另外一个世界。早期的道教认为人可以羽化而登仙：如同飞鸟飞入天界，在那里有一个神妙的安乐生活。他们知道，真正升天是难以做到的，其代替品就是海外的仙山，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在中古时期，道教可能接受了另一个也从中亚传来的救赎信仰，建构在人间乐土的理想。道教的“洞天福地”，坐落于离世很远的名山深境，在人间可以建构一个没有斗争、永受神恩的安乐土。大家熟知的《桃花源记》中，陶渊明描述的理想世界可能就是反映如此理念：乱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由于道教认为生命本身是可贵的，因此他们才认为长生不老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选项。

上述中亚的救赎信仰，其根源来自古代波斯教，琐罗亚斯特教派和它延伸的摩尼教（明教），都主张宇宙之间有光明、黑暗，或善、恶，两股力量，彼此激荡。经过三次劫难的转变，终于会出现一个光明而全善的新世纪。这一种启示性的承诺，在唐代，经由教和景教（基督教的奈斯特派），涌入中国，对佛教的冲击十分强烈。佛教进入中国初期，只有若干经典译成华文。唐代玄奘的西行取经，带回来大量的佛教经典。自此，佛教宗派林立，有十大教派之多。那些以研究佛学为主要活动的宗派，在唐宋转换之际都逐渐衰萎。此后，中国的佛教以律宗、净土和禅宗三家，凸出为最主要的教派。净土的教旨，也是表彰历劫以后出现的一个清净世界。弥勒、阿弥陀佛，这些名称实际上是中亚（Metriya）的变形，都是净土中的主佛。华传佛教的净土，将净土放在西方，所谓“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想法，反映中国的观点将佛教原生地的印度当作净土所在。更具体的论述则是将净土放在未来，可能死后才能进入，可能是历劫以后才能出现。佛、道二教在这一点上，恰巧代表了中国入世传统和印度出世传统的差异。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另一宗派是禅宗，虽然禅宗号称是从达摩传来中国，实际上在达摩东来以前，中国僧侣道生已经提出人人皆有佛性。“大涅经”传入中国，从“一阐提”（无善根者），也能成佛，果然证实道生的意见。道生能有如此想法，一般认为是从儒家孟子的人人可谓圣贤的意见获得的启示。孟子的顿悟观念，也与禅宗的顿悟一致。回顾佛教初入中国时，借用道家的名词陈述佛教的意见：当时所谓“格义”。道生能够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就预言，大乘佛教的众生都能成佛，也可以说是借用儒家观念的“格义”。

唐代皇室以道教为国教，道教因此非常兴盛。唐、宋转换，到了宋代，儒家重新组织自己的理论系统。北宋的道学经过邵康节引入太极，这就是儒家和道教之间彼此影响。

唐代禅宗大兴，众所周知，北派禅宗的神秀和南派六祖慧能之间的一段公案。神秀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则回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一段有、无之争，在明代王阳明的心学系统又出现一次。王阳明的四句歌：“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原意解释善恶两缘，从无善无恶，经过分辨善恶，进入选善弃恶，实为良知，最后凭着良知，坚持修己的工作。他的弟子王龙溪则认为“无善无恶”却是最原始也是最终极的境界。王学“四句歌”的有、无之争，几乎就是神秀与慧能之争的翻版。如果将阳明之学的修持过程，看作内心步步进展，我们也未尝不能以此认作三个阶段，相当于启示教派的三次劫波，历经考验，才能进入最后的宁静安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