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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与偏重

2016-05-14武润生

新疆人文地理 2016年9期
关键词:伊斯兰教钱币西域

武润生

公元9世纪,喀喇汗王朝成立。喀喇汗王朝的自铸币方式继汉佉二体钱后,再一次使用打压法造钱,圆形无孔,放弃中原王朝钱币的形制,币文采用阿拉伯文,铭文中有伊斯兰信条用语,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喀喇汗钱币铸造地主要是喀什噶尔和鸦尔看(今莎车)两地。

在包容开放的大唐精神的感召下,古丝绸之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西域秉承东方精神的自铸币获得空前发展。可喜的是,安史之乱后,西域的铸币文化并没有随着政治的危机而没落,反而开启了新的篇章。

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孕育了独特的西域文明,在方寸之间的自铸钱币上,古老文明的特征被永久地铭刻了下来。同时,在漫长的岁月里,此消彼长的政治势力和宗教文明,使得这些自铸币的风格或偏重于“天圆地方”东方的中央王朝钱币,或偏重于“打压而成”的西方钱币,或二者平分秋色。在包容开放的大唐精神的感召下,古丝绸之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西域秉承东方精神的自铸币获得空前发展。可喜的是,安史之乱后,西域的铸币文化并没有随着政治的危机而没落,反而开启了新的篇章。

汗国钱币上的伊斯兰文明

唐朝末年,中原地区又一次陷入了大规模的动乱与分裂中,中原中央王朝的统治淡出了西域历史舞台,十世纪上半叶,喀喇汗王朝建立。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钱币铸造脱离中原传统,主动学习阿拉伯铸钱方法——打压法,文字使用阿拉伯文,钱币铭文打上伊斯兰信条。从此,西域自铸币的另一个时代开启了,兼具阿拉伯风格的钱币成了西域钱币的主角。一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西域钱币才再一次回到“天圆地方”的方孔圆钱。

相传,回鹘大规模西迁中,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支约15万人,由回鹘汗图贵族庞特勤率领,穿过伊犁河谷进据巴尔喀什湖以南,约于公元9世纪后半期联合当地葛逻禄、样磨等族建立了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

当时的中亚地区,随着阿拉伯帝国长期的武力征服,已经处在逐步伊斯兰化的进程中。公元893年,中亚萨曼王朝以伊斯兰“圣战”名义对喀喇汗王朝发动战争,侵占了喀喇汗朝大片土地。喀喇汗朝建国初期,也曾一度禁止伊斯兰教在其国内传播。但为了政治需要,接纳了因内讧而避难的萨曼王朝王子纳赛尔·萨曼尼,并允许他在阿图什修建清真寺,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所清真寺。纳赛尔·萨曼尼暗中传播伊斯兰教,喀喇汗王子萨图克接受了他的宣传,并于公元910年借助伊斯兰教发动了宫廷政变,夺取政权,继承王位,取名布格拉汗(布格拉,突厥语,意为“公骆驼”)。继承王位后的萨图克,在公元960年命令20万帐约60万~80万人突厥人接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成为喀喇汗朝的国教。

萨图克布格拉汗的一小步,对整个西域的未来历史文化乃至文明来说,确是不折不扣的一大步。从此,古老的西域进入了伊斯兰化的进程;从此,伊斯兰文化强势扩张,没有因为王朝的更替而停住脚步。

喀喇汗王朝境内自铸币方式继汉佉二体钱后,再一次使用打压法造钱,圆形无孔,放弃中原王朝钱币的形制,币文采用阿拉伯文,铭文中有伊斯兰信条用语,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喀喇汗钱币铸造地主要是喀什噶尔和鸦尔看(今莎车)两地。目前已知的钱币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马斯乌德钱;第二类是玉素甫阿尔斯兰汗钱;第三类是桃花石可汗钱;第四类是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钱。喀拉汗朝钱币的共同特点就是:钱币上打上了伊斯兰教的信条。钱币正面铭文为“除了安拉别无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或者是“除了安拉别无真神,安拉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等。钱币背面铭文则是当朝可汗的名字,但在名字之前也加上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内容,把自己称作为信徒,比如:安拉的崇拜者和依托者纳斯尔之子马斯乌德,祈求安拉宽恕的苏来曼·卡德尔桃花石可汗,寻求安拉保护者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桃花石可汗钱中的“桃花”一词。“桃花石”这一汉译词汇,最早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公元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去中亚的索格底亚那,途经阿里麻里(今新疆伊犁霍城县境内),邱处机的随行弟子李志常记述当地见闻道:“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具,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

由喀喇汗王朝的天才学者穆罕默德·喀什噶里于公元1074年编撰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对“桃花石”词条的解释是:“桃花石,乃是摩秦的名称。秦分三部分,上秦在东是桃花石,中秦是契丹,下秦是八儿罕(即喀什噶尔)。”“秦”代指中国。

喀喇汗桃花石钱币印证着在遥远的西域大地,通过中原中央王朝很多个世纪的经营,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中,中华民族统一的概念也早已形成,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转眼间,就是300年的时光,伊斯兰文化已经在西域生根发芽,没有因为新的统治者而发生改变。

公元13世纪初,蒙古部落在铁木真的带领下崛起漠北草原,东征西讨最终建立了一个东起日本海、西抵地中海、北跨西伯利亚、南至波斯湾、横跨亚欧大陆伟大帝国。铁木真把东至伊犁河流域,南面包括今南疆焉耆以西的整个地区,西至阿姆河,包括河中地区在内,分给了次子察合台。察合台在这里建立了强大察合台汗国。

元朝建国后,接受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并渗透到蒙元帝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金融上,元朝按照中原钱币型制铸造了外圆方孔钱币。但在蒙元帝国的属国察合台汗国在其辖区内,并未按照元朝中央政府钱币形制铸造钱币,而是除了使用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外,按照当地的民族习惯,继承喀喇汗朝钱币的阿拉伯风格,在其辖区内继续铸造打压货币。

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蒙古人自古至今绝大多数是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但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是例外之一。察合台吸取西辽屈出律征服西域时对穆斯林采取高压政策引来激烈反抗的教训,从一开始就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样不但减少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受到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欢迎。作为西域这片土地的外来统治者,察合台和他的后继者们选择了更“顺民心”的事就是继续打制标志有伊斯兰信仰的钱币。当然另外政治目的就是,当时西域蒙古诸汗国意与蒙古中央政权分庭抗礼,那么打制伊斯兰教用语的钱币,表明其有独立性、有发行货币之特权,也表示汗国与蒙古帝国是不一样的:即信仰不同。

根据专家、学者考证,目前已公布发现的察合台钱币铸造时限主要在13世纪近中叶到14世纪下半叶,铸钱时间约130年~140年上下。至于在此以后200多年的时间,已发现的金币、银币、铜币上正面铭文均有“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或“安拉是唯一的”等伊斯兰经颂语,钱币背面铭文一般是“最伟大、公道的、正义的”“最大伊玛目”“最大的斡耳朵”等字样。与喀喇汗钱币最大的不同就是,钱币铭文没有汗王的名字,或许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大汗本身就不是穆斯林的缘故,也或许是碍与蒙古帝国先祖信仰不同障碍,总之,察合台钱币上没有汗国国王的名字。

察合台钱币其文字主要是阿拉伯文科斐体,有的有回鹘文、八思巴文,同时,不同时期的钱币有不同的徽记符号。汗国在统治时期,铸造了金、银、铜三品钱币,以银币为主。铸造地主要在阿力麻里(今霍城县境内)、喀什噶尔、叶密立(今额敏县)、撒马尔罕、大斡耳朵、塔拉斯、普刺(今博乐)、忽毡、肯者特、布哈拉、努拉特等多个地方。

东察合台汗王秃黑鲁帖木儿受中亚地区东来传教的伊斯兰教传教士沙里·扎马鲁丁及其子额什丁毛拉劝解感召,带领16万部属皈依伊斯兰教,后来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整体融入当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

1392年,东察合台汗国发动对高昌回鹘的“圣战”,经过激烈的战斗,直至占领吐鲁番,但经过60年~70年,伊斯兰教才完全取代佛教势力。

1514年(明正德九年),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的后裔萨亦德在叶尔羌(今莎车县),创立“叶尔羌汗国”。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叶尔羌汗国被准噶尔功灭,统治时间166年,历经6代11位汗王。

叶尔羌汗国钱币基本上是全盘继承了察合台汗国钱币,与后者最大的不同是,钱币上铸有汗王的名字。据统计,叶尔羌汗国钱币(这里指铜币)种类有8种以上,无孔,铸造为打压法,其形状主要有:圆饼形、椭圆不规则形、桃仁饼形、筷子头形、“棒槌”形,并有多种花纹。叶尔羌汗国钱币使用的是察合台文字(老维吾尔文),上面有察合台汗国的徽记或者是一些符号,有回历以及“真主·安拉”字样,说明叶尔羌汗国早已经伊斯兰化了。

打破惯例的桃仁形准噶尔普尔

明朝末清初,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落迅速崛起,并于1640年制定《卫拉特法典》,正式建立了准噶尔汗国。正当准噶尔汗国大力扩张之际,南疆的维吾尔族社会中伊斯兰教的“白山派”与“黑山派”之间展开了一场空前的争权斗争。1678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乘南疆地区内乱之机,进兵征服了叶尔羌汗国。从此,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尽归准噶尔汗国统治。在南疆被征服的地区,利用“早就有铸钱的手工工场”的原叶尔羌汗国的设施和技术工匠,准噶尔汗国打造了自己的货币———准噶尔普尔钱。虽然这种货币也具有西方货币体系的特征,但钱币内容一改过去流行了五六百年的伊斯兰文化钱币风格:钱文正面为托忒蒙古文书写的准噶尔汗王名字,背面以帕尔西文(老维吾尔文)记铸地名———叶尔羌。这是伊斯兰教传入西域数百年后,本地自制货币的一个特例。

《西域图志》记载:“回部旧属准噶尔,所用普尔钱文,质以红铜为之,制小而厚,形圆椭而首微锐,中无方孔。当策妄阿拉布坦时,面铸其名,背附回字。噶尔丹策零嗣立,即易名更铸。”《回疆通志》也记载:“普尔者,以红铜铸之,每五十文为一腾格。其式小于制钱,厚而无孔。一面用帕尔西文铸‘叶尔羌字样,一面用卫拉特字铸‘策妄阿拉布坦及‘噶尔丹策零字样。重一钱四五分至二钱不等。”准噶尔普尔是以红铜为原料,椭圆形,小而厚,中无孔,一端呈尖状,酷似桃仁。故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称其为“桃仁形钱”。桃仁形的准噶尔普尔钱打破了世界各地以圆形为主的传统设计。

据记载,准噶尔汗国在叶尔羌铸造的普尔达500万枚以上,距今也并非久远,但存世不多,这与普尔前两次收兑销熔有关。第一次是1727年,噶尔丹策零接替其父权力时,将前朝普尔收兑销熔,“于钱面易名改铸新钱,新者以一当二,旋换旋铸,旧钱销尽乃已”。第二次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准噶尔汗国平定后,清廷设叶尔羌铸钱局,收毁旧普尔,改铸乾隆年号红钱。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旧普尔几乎销毁无存。

准噶尔普尔钱体现的民族文化历史、艺术风貌,在中国钱币文化中独树一帜,且与此后的新疆红钱有着承前启后、一脉相系的渊源关系,是研究新疆货币史不可缺少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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