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思

近些年来，浙江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打造了“阳光司法指数”“网络司法拍卖”“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等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浙江品牌”，以不断创新的探索和实践，让浙江的阳光司法更加透明，更加人性化，司法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

阳光司法更加透明

“在中国2015年度司法透明指数评估报告中，浙江高院、宁波中院、宁波海事法院分列全国高院、中院和海事法院榜首。”在2016年浙江省法院工作报告中，浙江法院在司法透明指数评估中获得了三个榜首，鼓舞人心，这是多年来浙江深入推进阳光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最好体现。

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浙江的司法改革之路早就有了阳光司法的规划。2009年，浙江省高院作出“抓好八项司法、服务科学发展”的工作部署，阳光司法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2011年，浙江制定了《浙江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标准》。2012年，联合浙江大学研制“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

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国内首创“阳光司法指数”基础上，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选取司法公开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对全省法院进行阳光司法指数测评，这标志着我省法院全面实施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

2015年，浙江高院又制定了《关于打造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全面深化阳光司法的工作要点及分工方案》，全面深化阳光司法工作，构建司法公开的长效工作机制。

每走一步，浙江都更加深入推进阳光司法，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司法公开的渠道不断拓宽，浙江又着力以科技手段创新阳光司法，建设“智慧法院”，让司法权力更加全面地“晒”在阳光下。

2012年6月26日，宁波市两家基层法院的两件轿车拍品在淘宝网上拍卖，超过30万人次围观。10多天后，这两件拍品被大幅溢价拍出。这在浙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网络司法拍卖是浙江法院推进“阳光司法”的创新之举。2012年6月，浙江高院率先探索零佣金网络司法拍卖，试点成功后，在全省103家法院全面铺开。

据统计，2015年网络司法拍卖全年成交1.6万件，总成交额355亿元，成交率达90.1%，平均溢价率39.2%，比传统委托拍卖方式分别提高了14%和17%，为当事人节省佣金7.7亿元。

为顺应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需求，探索网上争议诉前多元化解，2015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导建设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并确定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滨江区人民法院、余杭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试点，分别审理网络支付纠纷、著作权纠纷、网上交易纠纷及其上诉案件。

据悉，网上法庭庭审平均一场大概30分钟，快的15分钟就结束了。这样就极大地提高了庭审的效率，也给双方当事人节省了时间。

自从裁判文书上网后，律师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寻找手头案件的“同类项”。 2015年10月，浙江在全国率先推出微信查询法院诉讼信息服务，律师和当事人动动手指就能获取相关信息。

这个系统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7月浙江省高院开通的“浙江法院公开网”，这是一个省、市、县三级法院一体化公开、一站式服务的司法公开网站，从立案到执行，都在阳光下。每个案件的每个流程环节都在网上公开，当事人凭身份证号码和查询码，可上网查阅。每个庭审案件都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使案件可定格、可复制、可再现。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累计公开涉及审判执行工作65个方面的信息点830个，发布信息2.3亿条，扩大裁判文书上网范围，2015年浙江法院公布裁判文书165万件，居全国法院首位。

“案情类似，如果一个这样判，一个那样判，就算不懂法律的老百姓，也能发现问题。”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主任金克明说，这一举措对法官裁决起到监督作用，有助于提高法官工作责任心，减少低级错误，促进司法公正。

同时，2015年，浙江省检察院在互联网上发布起诉书等终结性法律文书，全省共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172062条、重大案件信息1671条、终结性法律文书65522份。全省三级检察院已实现官方微信、微博或客户端全覆盖，有3个单位和作品被评为全国检察新媒体建设运营50强。

防止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这一公正的判决，对张辉和张高平来说，晚了十年，而同时也是这一纠正错案的判决，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很大震动，那一年，浙江的司法公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错案如何发生？有没有非法取证？公民的权利如何受到保护？无数的问题抛给了浙江司法机关，也留存在了人们心中。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说，在100个案件中，只要有1个错案发生，99个正确的案子累计起来的司法公正形象，都会被错案全部抹去。

当年4月9日，浙江省委政法委成立由省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张辉、张高平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诚然相隔十年，时过境迁，张辉、张高平当时身体上受到的伤害等客观性证据已经灭失，又缺乏验伤等保留的证据形式，追责会有一定的困难，但迟来的正义终究也是正义，从“两张案件”中除了看到当年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外，也应当看到浙江司法机关不回避、不掩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决心。

2013年下半年以来，浙江省委政法委出台预防冤假错案33项新制度。省公安厅制订出台防范冤假错案17项新制度，取消打防控考核，取消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退查率等不科学不合理的排名通报。省检察院推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制订菜单式的审证采证标准，改变以往重口供轻物证、书证等的习惯做法，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来审查判断案件事实，防止依赖口供导致冤假错案。省高院剖析了发生冤错案件的特点和教训，提出了11项对策，出台死刑案件证据收集审查、补充程序等新规定，联合公检法司出台意见，保障服刑人员的申诉权利。

另外，省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实行“每案必提”，审查逮捕案件时，每个案件都要当面提审犯罪嫌疑人，认真听取辩解及有无刑讯逼供反映，依法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这些年来，浙江司法机关认真学习执行各项防范冤假错案制度，同时也积极跟随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继续在防止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方面进行制度探索。

2015年7月28日，全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公检法系统的“一把手”都坐到了一起，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就推进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绘制了各自的蓝图，“责任制”成了关键词。

省公安厅提到了“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就是你办的案，只要你在，就要负责到底，一旦有问题，倒查追究责任。从某种程度来说，此举能倒逼侦查员在办案时更加“走心”，既要对证据负责，也要对自己的判断负责。

省高院表示，建立起审判权运行机制和司法责任制，也就是“谁审谁判谁负责”。2014年11月，已在瑞安法院和仙居法院开始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

省检察院提出，根据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的要求，在浙江司法体制改革上，将在坚持法官、检察官权责统一上下功夫，真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浙江检察系统将建立起“主检官制”，出台“权力清单”，建立检察官执法办案档案，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健全和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司法体制改革继续攻坚

2016年1月15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6名法官举行宣誓仪式，这是浙江省第一批员额制法官。之后，各地也陆续举行了员额法官、检察官授职仪式。司法改革驶入了新的轨道。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可见，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是核心，而员额制就是主要内容。

据统计，浙江全省共有105家法院，现有各类在编人员13957人（其中政法编12259人），其中法官8105人，占政法编66%。2015年新收各类案件134.4万件，审执结127.2万件，一线办案法官年人均结案218件，高居全国第一。人少案多的矛盾十分突出。

“每天至少判6个案子，也有一天要判8个案子的情况。”萧山法院法官李凯非常忙碌。而这种情况长期持续带来的恶果，就是法官不够用，案子没有办法好好审。与此同时，我国法官、检察官也存在专业性不强的情况。因此，员额制被认为是扭转局面的关键，就是设定法官、检察官的数额，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检察官进入员额，以实现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作为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2014年7月，浙江省司改领导小组、省委深改组先后审议通过领导干部提名和人员分类管理、机构编制、员额、法院改革方案等7项制度，并最终确定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等11家法院先行试点。

实践下来，这条路并不好走。

“法官员额制、人员分类管理都是涉及‘人的改革，对于涉及‘人的改革，一定要慎重。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队伍不稳定。”嘉兴中院院长许惠春对改革有着担忧。长期以来，政法编中法官占比高，法官中审判员占比高，审判员中领导占比高的“三高”局面，以及法官只能占39%这一不可逾越的红线，成了改革路上最大的难题。

如何让优秀的法官脱颖而出，又如何平衡整个队伍，都要有充分的考量。为此，浙江省高院以政法专项编制总数为基数，按39%计算全省法官员额数。为体现全省统筹、向基层倾斜的改革要求，将省高院36%、中级法院36%、基层法院40%分别划定基准分配比例。同时，以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近三年法官人均办案数为基准，按照各法院法官人均办案数，相应增减名额。

而为了充实基层法官力量以及给一些年轻的法官更多机会，在遴选和考核办法上，省高院也是煞费苦心。首先以业务能力和业绩为主，划定了入额的“五道硬杆”，比如规定入额法官必须到审判一线办案，从而充实一线办案力量；不能“一步用尽”员额，各试点法院要预留适当员额等。

同时，在考核办法方面，也体现了综合素质的评定。

“不唯分数、不唯票数、不唯资历。”嘉兴中院政治部主任吴建英这样概括。在嘉兴中院的考核办法中，审判经历、办案基数、办案质量、办案效率、民主测评等众多指标，每一项指标都有相应的分数，并设置了最高分和最低分。这里既有对资深法官、专家法官的倾斜，也有对年轻法官的肯定。

试点下来，浙江11家试点法院首批入额法官研究生以上学历占26.3%，平均从事司法工作超过20年；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为主，形成了较合理的法官梯队，35周岁以下的占到了19.6%，实现了向一线办案倾斜、为优秀法官让路的目标。同时，首批试点法院预留了14个以上的员额。而一些未入额的法官，也大大提高了积极性。

法官的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的，是辅助人员的缺失和考核问题。据了解，浙江政法编制中辅助人员仅有3683人，其中法警、执行员、司法技术人员已超六成，书记员、法官助理紧缺，许多庭室只能配备一名法官助理，只有案件特别多的民商事法官，才有可能一人配备一名法官助理。

新昌县人民法院为此对该院事业编制的考试进行了改革。在事业编书记员的考试中先考速录，再考专业科目。新昌县法院政治处主任陈晓军认为，这样安排节省了培训的时间，同时也能激发编外人员的积极性。

同时，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省编办、浙江省高院、省财政厅和省人社厅联合出台了《关于全省法院司法雇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司法雇员的招录、薪酬、管理等方面作了规定，也是激活编外人员的希望。

另外，本次改革还有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方面需要继续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