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鸦片战争打开了封闭百年的国门，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呈规模性的流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民间收藏的数量大约是这个数字的10倍，远远超出中国本土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同时，文物艺术品作为一种集合多元价值于一身的特殊商品，既承载着传统文化，也联动着国人间的认同和归属，并且还兼具变现流通的功能。因此，近百年来的文物流转是一个国家命运变迁的缩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物与人发生关系从而带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进而影响历史进程。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仅国家一、二级文物就多达100余万件，近代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掠夺文物，一些来华的外国人夹带文物出境，也有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军阀和奸商，以极低价格买下中国文物偷运出境，其他还有通过正常交易或赠送流出文物。

而1000万件这一庞大的历史数量构成了我们今天致力于文物回流的前提。而对于文物回流的意义，社会不同层面也存在着多元的声音。有部分观点认为，当年的文物外流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损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文物保护的作用，否则在中国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些珍贵的文物可能会遭到毁灭性的对待；其次，中国文物的流出，也使得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和美学，对于文化的与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文物大量流失于海外，对于我国本土的文化继承和研究，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华文化的研究重镇应该留在本土，而且文物本身所兼具的教育意义也是非凡的，如果海内外的文物艺术品存在巨大的数量和质量差距，那么从长远来看，未来中国若干代的历史、文化和美学教育将受到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中国国力增强的背景下，积极促进文物的回流，尤其是精品的回流，十分必要和重要。

1949年期间，由于政权的交替和社会的变迁，文物随人的流动而出走国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便制定了严格的文物出口政策。但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文物还是会通过某些特殊的手段和渠道，集中于广东，然后转移至香港，直至完全出境，所以当时香港在文物出口中扮演着重要作用。1951年，国家建立文物进出境审核制度。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相继出台《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为有效地对文物进行保护确立了政策依据和法规保障。

针对建国初期文物大量外流的情况，各级政府还是采取了许多控制措施。例如东北文化部派出工作组，在京津地区，通过制定购买和奖励等政策，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便收回大批晋唐宋元时期珍贵文物，其中就包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希帖》和《五牛图》。而众多有民族责任感和经济实力的社会名流，也为保护文物留下本土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张大千在上世纪50年代，以明卖实赠的方式，以2万美元的价格将五代时期顾闳中所作的《韩熙载夜宴图》及董源腓的《潇湘图》等多幅国宝“卖”给祖国，《韩熙载夜宴图》是他当年以座王府名宅换来的。另外，当时政府还以近万元的高价买回来了清宫旧藏的《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些传奇的文物都有着它们自己的故事和命运，了解后总是会让人感叹也让人敬佩，所以让它们回归，是对历史的尊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内地的经济能力与海外市场存在巨大差距，文物便作为创汇手段之一，又掀起了一股文物外流的高潮。一方面华侨华人回归故里，既热爱传统文化，又有经济能力，购买了大量的文物艺术品带到海外。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富裕程度的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在英国购买中国古董的买家逐渐以台湾人、香港人和中国大陆人士为主体，并占到了买家总数的80%以上。所以这一时期文物外流和回流此起彼伏，在国境线上进进出出。当后来我国颁布并实施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文物出境鉴定管理办法》等系列法规之后，文物的大量外流的现象得到了控制，这为90年代的回流高潮奠定了政策基础。

1992年，中国内地恢复文物艺术品拍卖后，回流文物渐渐成为了拍卖会的主角，并以三类回流文物为主，分别是早期因战争等因素出境的文物，通常这种文物品质最为上乘；通过贸易、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外交等方式流到国外的文物；近年来国内外拍卖市场上流通的拍品。据估计，在全国各大拍卖行推出的拍品中，海外回流的文物艺术品差不多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这举拮也意味着文物艺术品商品化的大趋势的到来。1995年拍卖会，国内买家与海外藏家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诱发了海外藏家的出货冲动，但因对文物回流的政策了解有限，海外藏家多属于一种试探性的商业选择。

1997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又为文物以购买方式回流提供了法律保障。并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海外的中国艺术品交易陷入低迷，国内的拍卖成交持续增长，市场规模继续扩容，明显超过了市场资源的挖掘深度，以致各公司的竞争焦点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拍品的征集，这一方面分流了市场资源，另一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声势。旺盛的人气使拍卖成交率保持了稳定的水平。文物回流在这一阶段持续发生，润物细无声。

进入21世纪的前几年，国内的画廊和文物商店，还是参与了文物流出的工作。因为长期的海内外市场不均等势必会造成文物的流动，不可能忽略市场因素而直是文物净流入的状况。从2001年起，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针对国内现存文物进行登记，实现了文物信息化，进一步明晰了国内的文物状况。但美国911事件以后，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的艺术品集散功能明显弱化，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出现了板块东移的趋势。

2002年对于文物回流工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香港、台湾、新加坡、印尼等收藏势力雄厚的家族、机构开始向国内拍卖公司提供藏品。10月伤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文规定允许民间通过购买、拍卖等多种方式取得文物并依法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物回归的进程。10月18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个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次年此组织就启动了“国宝工程”。2002年，额度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这项经费在2003年和2004年主要用于征集流失海外的瓷器和善本典籍。

2003年之后，艺术品以年度20%的价格上升，其中名家书画的年增长速度超过了40%，这进步加深了产品的沉淀，出现了繁荣时代长线的现象。拍卖公司凭借拍卖行业的总体信誉，大量截流了级市场的客源和货源，丰富国家和个人收藏的同时，担负着引导公众审美和投资信任的责任。《文物法》确立了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合法地位，尤其简化了文物进出境的手续，使回流渠道畅通。

2005-2009年又是一个回流的高峰。而现阶段基本上是净流入，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艺术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都有积极意义。2005年，又征集了著名的龙门石窟佛首、北宋木雕观音和西周青铜器等，到2006年，运行了四年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已从海内外带回了203件文物。2007年6月，我国发布《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同年7月3日发布《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文物进出境管理领域相继出台了两项重要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文物进出境管理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而这些年在拍卖市场上回流的大量文物珍品不胜枚举，其中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具代表性，故宫博物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购买了许多拍卖会上的珍品，主要有：1995年北京瀚海以1980万元拍卖的北宋张先的《十咏图》手卷，同年中国嘉德以500万元拍卖的石涛的《竹石图》，1996年北京瀚海以800万元拍卖的明代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002年中贸圣佳以2999万元拍卖的《研山铭》和2003年中国嘉德以2200万元拍卖的《出师颂》等。

文物的流通是市场经济驱动的。虽然文物艺术品的价值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但是身处于市场环境中，就难免要受供求关系和商业运作的影响。大部分国人以为中国文物外流最严重的时期是近代，但真正外流最厉害的是近30年，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文物走私猖獗，各地偷盗挖掘成风，所以主要的文物法律法规都是在那时期颁布实施的。

不得不承认，文物购买是回流的主力军，但这方式也有自身的弊端。一方面，通过商业交易回购或捐赠，客观上使“非法抢掠成为合法流通”，从而默认流失文物所有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回购行为无疑会推动流失文物的市场价格，进一步助长文物走私的嚣张气焰。

但是对于文物回流而言，拍卖只是途径之一，它可以补充博物馆的收藏空白，但只能起到部分作用。回流文物有国宝、馆藏级文物，也有一般艺术品、甚至赝品，因此应当减少审美、鉴定和评估失准，避免趋利的行为，以维护艺术品市场持久、健康的发展。

有市场需求的变化势必就会有文物的流入和流出，这是市场的正常表现，也是经济运行规律必须的环节，我们可以调控，但却不可能改变规律。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物艺术品依旧会外流和回归。这也是近年来“海外淘宝”热的本源之一。

（编辑/刘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