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林

从“非私”、“非有”状态一步跨入“私”和“有”的状态，是千古未有之巨变（借用梁启超语），不仅是“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终结，同时意味着旧的共同体土崩瓦解，这时难免会有哄抢事件和踩踏悲剧发生，成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全民围观的正是这一幕

进击的巨人

经历了去年加杠杆大波行情洗礼之后，眼见着大批史上最强大的中产阶层倒下，唯有姚老板神勇，敢在风口浪尖上赶海，大杠杆地买入万科地产股。一时间，万科内部激起“狼来了”的山呼海啸。这一回，“野蛮人”真的卧槽了。

在中国，本是做多的市场，做空余地不大，手头存粮无多，能借来弹药也无多，要让猪飞起来很难，所以索罗斯只能场外当替补，始终得不到下嘴机会。但是，去年这波行情，却让做多的中产阶层集体跳崖，做空反而得势了。

这一回，差点也把姚老板逼到死角，眼见只剩最后一口气。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剧情反转，先是风闻潮汕帮，影影绰绰，后见“爱马仕”闪亮全场，紧接着其他野蛮人也出击了……如是，一场“王的盛宴”被围猎，迅速变成“进击的巨人”们饕餮大餐。

莫非大资本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不是说产能过剩，房地产尤大吗；不是说房地产没有技术含量，属于夕阳产业吗；不是说房地产全是泡沫，美国就是被“垃圾贷”拖下水的吗？……一切的一切，都是说房地产的不是，看空的人不少，导致很多人持币待购。这20年有关权威人士如此毁人不倦，听信者恐怕连脚后跟都要悔青了。

就在最近，上海静安区又开出一块新地王，总价推高到百亿元，楼面价更是达到两位数，咣（duang），房地产迎来又一个新时代。这不很打脸吗？有道是，买的不如卖的精。面粉赛过面包价虽然也疯狂，但决不是疯子行为，而是出于理性算计的结果（包括拼命囤地，尽管有些开发商为此而近乎破产），房地产商敢于高价（高调）拿地，其背后自有价值的支撑。说房地产是块硕大肥肉，足以容得下整个地球，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在于土地汇集了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

虽然众人皆知“土地是财富之母”，但只知其物质层面的含义，未必知道价值层面它是啥意思。一言以蔽之，土地是汇集技术进步外溢效应的最重要平台，地价上涨反映了技术进步外溢效应。例如，修通地铁或旧城（村）拆迁改造之后会带来巨大利益，连带着周边地块都会有相当显著的溢价表现，地价成倍上涨。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外溢效应。

被地球人公认为最没技术含量的房地产，反倒是技术进步最大的源泉，这是事实而非皇帝新衣。说盖房子没多大技术含量，房价过高会阻碍经济增长，显然掩盖了如下的事实真相，即房地产价格爆棚现象本身就是对技术进步全面、具体、深刻的反映。地价上涨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实现的，除非没有了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

历史上，抱怨地价上涨一直不绝于耳，早在两百年前李嘉图（1772-1823）就已经愤愤不平了，认为地租的存在实在可恶，极大地妨碍了产业资本的发展。那么，废止地租行不行？

废止并不意味着没有地租，就如同我们实行土地零作价一样，并不意味着土地真的一文不值，只不过地租流向（补贴）了产业资本。况且，没有了地租，土地配置效率就要大打折扣，结果土地被过度使用、浪费使用，更不会有新增资本的投入以使土地利用效率提高。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还得要让地租起死回生。既然地租被请回来了，那么，作为人格化地租的主体、实体也就如形相随。此时此刻，旧有的一切生产关系也都完全恢复了，只不过，此时的初始资源分布和存量土地分配已经物是人非、面目全非了。

其次，开发商角色跟中国特有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密切相关。

土地开发之后的土地溢价是否全归投资者所有？这取决于土地溢价是否完全由投资带来的。由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如下的问题，这种效应是地铁投资或是旧城（村）改造本身带来的吗？

当然是，但又不完全是。开发之后地价与拆迁前周边地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光包含了资本的时间价值，还有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土地溢价或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并不是单一主体投入的结果，而是所有相关因素综合作用、发酵（倍数作用）的结果。对此最好的说明就是对比以下两种情况：如果周边商圈、居民区越成熟，土地溢价也越显著；如果周边没有商圈，没有居民區，譬如广漠无际的大西北，就不成其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这足以说明土地溢价不是由单一投资者带来的。

所谓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只不过是一种说辞，实则是城市综合配套能力的整体、综合反映，即包含了购物、餐饮、娱乐、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因素在内，是城市一体化深度的表现，或许用城市化效应这个概念更贴切。可以说，其中每个因素都在发挥着自身的积极作用，融入到了技术进步外溢效应之中，因此，受益的也应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这是一种分润现象。相反地，如果大部分土地溢价只归投资者所有，只会造成过度投资、过度拆迁，为此，强拆抗拆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这就是一个铜板的正反两面。一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方面平步青云、后来居上、一枝独秀，在不到20年（从1997年将房地产列入支柱产业、推出房贷算起）时间里，赶上并超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才能有的水平；反观其他国家，房地产开发只能碎片化、零敲碎打，很难像中国这样大拆大建、大开大合，基础建设几十年都得不到根本性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强拆抗拆也成了头号群体性事件，就不能不增加维稳费用。土地溢价及其利益分配机制是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背后的推手，房地产的外溢效应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集中、尤为猛烈，起到了巨大的杠杆作用，与此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财产性分配、分割不公。

因此，话说回来，若是当初（城市化初始阶段）允许土地作价入股，或可避免以后许多强拆抗拆的悲剧发生，不至于表现得那么过激。

最近看到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公开叫喊财政部长楼继伟，甚至威胁说，开征房产税之日便是全民离婚之时。其实谢教授有所不知，之前限购令出来时，全民道德底色悉数退（脱）尽，只剩大裤衩，楼部长见多识广，早已见怪不怪，再脱还能怎样？他跟孙中山以税代租、平均地权想到一块去了。孙中山的意见就是要将土地溢价收归国库。

然而，有没有考虑大众利益呢？土地溢价无论是归开发商还是归地方财政，或是以税代租划拨中央，对大众而言实无多大分别，结果都是分不到羹，所以怎么对付开发商也就会怎么对付房产税，同样都是消极的和逆向的选择，丝毫看不到激励相容机制。这就完全背离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资源充分涌流、让一切要素竞相迸发”的精神。

再者，高房价是对货币过度发行的再平衡，最大的泡沫是货币造。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经济衰退期，过量的货币投放会有产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然而，四万亿投放下去之后，通货却是紧缩的，那么，过量的货币哪里去了呢？

其实哪儿都没去，重金都用来购置资产了。其中有一大笔流向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暴涨反映了货币过量增长，过去货币过量增长表现为通货膨胀，现在则表现为资产价格暴涨，集中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下图大致上能够表明货币量（M2）和房价之间几乎同步变化的关系，房价之所以能够年年翻新，力争上游，不是城市化效应大得不得了，恰恰说明了居民抗风险能力弱，缺乏更多的投资渠道，没有分散风险的能力。除了购房之外，还有什么手段能够抵御货币过快增长呢？

进一步地，如果以广义货币量M3计算而将不动产纳入其中，那就不见得是通货紧缩而是通货膨胀了，这时，通货膨胀又被找回来（找出来）。可见，通货膨胀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找、敢不敢找的问题，是用什么度量衡、用什么尺度衡量的问题。

想要高房价的脚步慢下来也不难做到，它不在限购，难在将利率提高一倍。有人担心利率翻倍产业会死光光，毕竟亮出底色来也是打脸的，而且美日诸国都是零利率，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很值得讨论，而不是限言限行。

总之，小时代的特征是有钱就任性。

煮熟的鸭子也会飞

那么，到嘴美味怎么被叼走了呢？资本市场丛林的狼性法则在这里起了作用。

股权激励要不要搞？当然要搞，迟搞不如早搞，不搞股权激励，管理层和股东两条心，股价怎能稳健成长？无论对大股东还是小股东而言，稳健的股价表现都是最好的回报。对大盘而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只要股市不具有稳健的成长性，靠投机取胜，中国就出不了巴菲特，同样地，社保基金入市也是有去无回的死路一条。

但是，股权激励由谁来搞？当然不能由管理层内部人搞，要搞也只能由股东来搞。所以，当万科内部人拿出十年制造200个“亿万富翁”的造人计划，时为华润当家人、万科第一大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宋林不禁问郁亮，股东（的利益）在哪里？

這是典型的内部人控制。一方面是看多的行情，如万科的经营业绩，强大的管理层及其文化、巨大的现金流，这些都是潜在的利好消息，另一方面长期不分红不派息导致小股民看空，要等这只慢牛起身则是遥遥无期，恐怕茶都等凉了，这种无力感、无助感导致股价低迷，而这正是万科内部人想要的结果，从而可以加快内部人收购的步伐。

显然，万科内部人是在跟时间赛跑。此时离所有权被架空还有一步之遥。如果没有野蛮人进场，内部人收购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只是如果，问题就在于，万科是个公开的上市公司，要想在资本市场上制造相对封闭的局，这是一着险棋，无异于玩火自焚。此番野蛮人破阵，足以说明万科内控机制有机可乘，万科管理层充当了带路党的角色，两路人马都是来扫货的。

这一回，万科内部人对付的不是小股东，而是强大的对手，资本市场足够开放，更有像姚老板那样不畏艰险奋力进击的巨人，不停举牌买买买。到此地步，万科之局也就不攻自破了。

分散的股权结构向来更难被内部人（或外部人）收购，私有化成功率非常低，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就如同拆迁要一对一谈判，很难成功一样。而这一回早早地缴械投诚，实在怪不得小散户们膝盖软。要知道，当年拿破仑横扫欧洲，各地是将他们当作解放军迎进城的。怪谁呢？

万科管理层王道的做法应是一手大把地拿高薪拿股权，另一手大量分红派息把股价推上去，站着就把钱给赚了（借用姜文语），而且所得一点都不见得少。尤为重要的一点，它在机制上是均衡、稳健的，丝毫没有给野蛮人留下可乘之机，不至于后院着火。但是，如此一来，要想迅速完成内部人收购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上加难了。

跨越卡夫丁大峡谷

万科事件给出了一个相当严肃且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私有化。从褚时健到顾雏军，这个问题从私处一而再、再而三地现身，现在又化身到了万科身上，从过去的若明若暗、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斧声烛影、窃窃私语到现在的全民围观、公开话题，岂能再装聋作哑、闷声吃肉？

应当指出，私有化和私有是两码事，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在私有状态下决无私有化可言，只有“非私”、“非有”状态下才会出现私有化。要害就在这里。“私”和“有”都是“有”，“有”的存在形式是“私”，无论是你的、我的，还是他的，总之所有资源、财富都有归属，都有主体，附于各人名分之下。日本语里“私”（わたし）就是指“我”，“有”则是指产权归属关系，私有就是所有权，占有、使用（支配）、收益和处置，其权属关系是清晰的。

但凡“公”和“有”结合在一起，就具有排它性，都是一种“有”和占有方式，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是以“此有”取代了“彼有”。只要跟“有”沾边的，哪怕是“公有”也是另一种“私有”，无非是人员多少、范围大小的差别，“公有”只对体制内成员一视同仁，相对于权属以外仍有排他性。因此，这种“公”本质上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私”。

公共草地、河流、森林、空气、阳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谁都可以进入、通行，大自然足够大，足以容得下。公无所谓“有”，而是“无”所有权。真正的“公”是没“有”，它不预设主体，不具有排它性，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一切免费，无所谓产权形式，对谁都不拒绝，就如同阳光和空气一样。所以，准确地讲是“公无”、“公冇”，也就是谁都不能拥有，不能以任何一部分人的名义占有。当然，现在这类资源越来稀缺了，或多或少都有了排它性。譬如闻所未闻的空气罐头，更不要说阳光，早在1832年英国就规范了“采光权”，可见，公共物品的排它性也是日渐增高。

从“非私”、“非有”状态一步跨入“私”和“有”的状态，是千古未有之巨变（借用梁启超语），不仅是“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终结，同时意味着旧的共同体土崩瓦解，这时难免会有哄抢事件和踩踏悲剧发生，成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全民围观的正是这一幕。郎咸平在2004年以一人之力对抗MBO，立于当阳长坂坡成为万人敌，这回却对万科事件没有一点态度，着实令人费解，难道有什么变故？

私有化是不是洪水猛兽？当然是，更准确的说法，一如马克思所形容的，是跨越“卡夫丁大峡谷”那样沟壑的“惊险跳跃”，如果跳不过去，将是粉身碎骨，此时摔坏的不仅是商品，还有商品所有者。而这才是利害所在。过去跨到“国有”算是一大步，而今上市公司这种“公众企业”能不能跨过这一步，怎么跨？这才是焦点。要是改革都有顶层设计，就不至于让马前卒都去送死。

因此，别人都可以洗洗睡去，唯独证监会不可以睡。然而，全民围观之时，证监会独自在装睡，甚至还发告知函。要知道，这不是下属公司能回答得了的，而是要证监会亲力亲为，先把有关政策红线界定清楚。

万科这一跤摔得不轻。据说管理层出现了集体大逃亡（人才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如果万科跌倒能唤醒对私有化的全民大讨论，那么万科不愧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对那些屈死鬼也是莫大安慰。

作者系研究员、教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本文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组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