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错误”的行为》

作者：（美）理查德·泰勒

译者：王晋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个巨大的神话者——“经济学”。其他学科只解答专业、具体的问题，而经济学却可包打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政府“智库”都以经济学者为主，其他专业学者即使能侧身其中，也极少参与决策，无非是在需要时，充当一下提供背景知识的角色。

经济学者们几乎从没正确地预测过经济危机的到来（或者说，他们预测错的次数太多，以至于极少几次预测正确，从概率上说，并不比瞎猜更高），也很少有新主意，更奇妙的是，面对同一组数据，不同经济学者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但，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依然屹立不倒。

因为，经济学建立了一套决定论式的、貌似严密的解释体系，给人以信心：世界是“合乎逻辑”的，因而是可以预测和把握的。可这套解释真的成立吗？它是不是虚拟出来的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呢？

当太多人以为画一条供需曲线便可解释一切，甚至将经济学解释任意扩展到法律、伦理、社会等领域时，不能不让人警觉：世界上并无绝对真理，也绝不可能有一种学问包治百病。

推敲起来，经济学大厦建构在两块基石上：其一，人是理性动物；其二，市场自动均衡。这两点从未被证明，但重复的人太多，我们已自觉不自觉地将它们视为真理，但《“错误”的行为》的作者理查德·泰勒偏偏不这么看。

理查德·泰勒在课堂上做了个有趣的小测试：

A.假设来上这堂课，你会接触到一种罕见的致命疾病。如果染上此病，下周你就会毫无痛苦地死去，你患病的概率是千分之一。我们只有一份解药，会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如果你买到解药，你的死亡风险将降至零，你最多愿意为此药支付多少钱？

B. 校医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罕见的疾病，他们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志愿者依次走进房间待5分钟，染病率为千分之一，如果染上此病，患者第二周会没有痛苦地死去。目前这种病没有任何解药。如果参加这项研究，你最少会向研究人员要多少钱？

显然，这两个问题的内核是一样的，即：面对千分之一的风险，你愿意支付多大代价。测试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在A测试中，平均答案是2000美元；在B测试中，平均答案是50万美元，还有很多人表示，给多少钱都不干。

同样一条命，定价为何前后不一？最合理的解释是：人并非完全的理性动物。

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实验，即“最后通牒博弈”：A、B两人同时看到地上掉了100美元，A捡起来，与B协商分钱。该实验在不同国家重复多次，结果惊人相似——绝大多数人要求对半分，如A提议分给B低于40%时，则B宁可不要，也不接受该方案。

如果说人是理性动物，40%总比没有强，B为何不接受？

这是因为，在我们内心中，公平比利益的地位更高。只有黑猩猩才会面对一车香蕉，你分给它一只，它也很高兴——黑猩猩才是真正的理性动物，人却并非如此。

凯恩斯曾说：人有“动物精神”，使他们常常做出错误决定，从而引发市场持续波动。换言之，市场波动只是“噪声”与“意外”，并非常态，是市场的随机性偏差。

然而，泰勒通过实验有力地证明：这个偏差源于系统本身，只要现有市场系统仍然存在，这个偏差便不可能被纠正。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对“得到”和“失去”的定价不同。以课堂实验为例，学生们在“买药保命”中反应消极，在“丢命”风险前却反应过度，因而两个价格的落差悬殊。

该效应还可通过其他实验来检验：某教授藏酒，当年用10美元购入，10年后此酒价至100美元。A. 如果他喝了这瓶酒，等于花了多少钱？B. 如不小心摔碎酒瓶，酒全部流失，他损失了多少钱？

面对A，绝大多数人答案是10美元，面对B，绝大多数人答案为100美元——显然，与高兴获得（酒升值了）相比，人们更厌恶失去（酒瓶摔碎）。

由此可理解，赌马时人们为何更倾向于压冷门马。冷门马1美元平均回报只有14美分，热门马的平均回报为90美分。可赌马前要先交17%的手续费，换言之，你一上来便亏损了，在“厌恶失去”的诱导下，当然想压赔率更高的马，以尽快翻本。

在赌场中，多数人会将赢的钱与自己的钱分开放（至少在大脑中加以区分），赢钱时，人会更谨慎，小赚即可，可一旦输钱，便立刻成了冒险者。

通过大量实验，泰勒发现，平均下来，人“厌恶失去”比“高兴获得”强1倍，换言之，二者定价为2：1。

于是，泰勒推出“杯子实验”，给一半学生发杯子，另一半发钱，然后让大家协商买卖，结果令人吃惊——只有1/3的学生成交，剩下2/3的学生未成交。此实验重复多次，结果均差不多，因为每个学生都认为手上现有的东西（杯子或钱）更珍贵，他们宁可将其保留，不愿因交易而失去。（实验结果恰好契合了“厌恶失去”与“高兴获得”之间定价比为2：1）

“杯子实验”的价值在于：它推翻了“市场自动均衡”的假说。事实证明，如无其他因素介入，市场并不自动均衡，人们总是更愿保留手中已有的东西，故每次交易，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受害方——于是，员工永远抱怨老板，消费者永远厌恶商人，而商人、老板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那么，为什么市场依然存在、依然有效运转？泰勒认为，这是因为政府、社会为市场提供了框架，这些“家长”必不可少。正如贫困国家常受疟疾困扰，如果肯用蚊帐、抽水马桶，就能大大降低患病风险，可富国捐来后，那里的人们却把蚊帐做成婚纱、把马桶用来养花。他们是真的愚昧吗？其实不然。因为他们此前没有用蚊帐、用马桶的习惯，而富国的孩子从降生起，这些便已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父母并不需征求他们同意，他们就习惯了使用它们。

让不习惯用的人去用，犹如让习惯用的人不用，二者同样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放任自由未必都好，而“家长主义”也未必都坏。

传统经济学正越来越依赖于复杂计算，与实证渐行渐远，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泰勒在本书中展示出了探索的趣味、破除迷信的勇气，在酣畅与诙谐间，他帮助读者完成了一次头脑体操。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