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9世纪中期的加洛林世界，由于教职人士受制于王室宫廷，他们时常因职务调动而在王室宫廷和大主教区之间流动，使得原本在王室宫廷中存在的文化形式——大年代记的纂修活动扩散至大主教区。此后，尽管由于大年代记的纂修地点远离了王室宫廷，纂修者们可以畅所欲言地写史论政，但由于纂修者们仍旧是世俗君主的属臣，他们仍旧把世俗君主的业绩行为作为自己写作的重点，他们对世俗君主的褒贬以其本人与世俗君主之间的关系亲疏为依归。

关键词 王室宫廷，大主教区，大年代记，辛克马尔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45-06

在8世纪八九十年代，查理曼王室宫廷中的王室祈祷堂有组织地年复一年地纂修年代记，这些由王室宫廷纂修的年代记内容翔实、视阈广大，叙述内容以查理曼、虔诚者路易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为主旨，它们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别于那些纂修于修道院的简短年代记，后世的学者们注意到二者的区别，以不同的名称称呼它们，将前者称为“大年代记”，将后者称为“小年代记”。不过，王室宫廷中纂修大年代记的传统并没有在加洛林世界永久性地延续下去，随着加洛林帝国的分裂，王室宫廷中纂修年代记的活动戛然而止，自此之后，加洛林世界纂修大年代记的史学传统由地方上的大主教区承袭，其纂修年代记的传统一直延续至11世纪。加洛林世界纂修大年代记的史学传统为何从王室宫廷转移至地方的大主教区？王室宫廷中纂修大年代记的活动又因何消失？珍妮特·尼尔森教授认为由于秃头查理统治时期，王室宫廷中的知识分子扩散至地方教会，导致了年代记纂修这一宫廷文化形式转移至兰斯大主教区。由于宫廷大年代记无法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无法影响和劝诱同时代贵族们的思想观念，秃头查理废弃了这一宫廷文化形式。①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和伊德尔·加里普扎诺沃通过研究宫廷大年代记的手稿和语言发现它们存在着为王室宫廷政治宣传的文本特征，他们并不认同尼尔森的观点。在大主教区纂修的那些年代记在视阈和内容上又有什么新的特点？海因兹·罗伊威认为这些大年代记表达了大主教要求约束和限制国王权力的政治立场，反映了大主教的政治政策。②尼尔森则并不认同罗伊威的观点，她认为在兰斯大主教区纂修的那些年代记并不能反映大主教的一种政治筹划，它们是纂修者辛克马尔对于自己所参与政事的即刻认知和反映，反映的仅仅是他个人的立场。③对于上述学讼，笔者根据《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尤其是《圣伯丁年代记》的文本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制度史、宫廷文化史的相关知识，试图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大年代记纂修中心的转移

在虔诚者路易统治的初期，担任王家大教长职务的是希尔都因，他原为圣丹尼斯修道院的住持，819年，希尔都因被调至宫廷担任宫廷大教长的职务，在他的监管之下，王室宫廷纂修年代记的活动一直持续至830年。皇长子罗退尔纠结阿奎丹丕平和日耳曼路易发动了三皇子叛乱，废黜了虔诚者路易，在这次叛乱中，王家大教长希尔都因倒向了叛乱者一边并弃职离走，宫廷纂修年代记的活动由此停顿了下来。这次纂修工作的停顿造成了官修年代记文本方面的断裂，此前的官修年代记（指829年及之前的年度词条）被辑入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而此后的官修年代记（指830年及843的年度词条）则被辑入了《圣伯丁年代记》。尽管如此，这两部分年代记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同属王家教士纂修的宫廷作品。继任希尔都因担任宫廷大教长职务的是富尔考，宫廷年代记在他的监管下被持续纂修，直至835年富尔考脱离宫廷调转至兰斯大主教的职位为止。

833年，罗退尔等人再度发动叛乱，虔诚者路易被再次废黜并被罗退尔关押在苏瓦松的圣迈达尔修道院。罗退尔叛父篡位的逆行激起了绝大多数法兰克贵族的反对，于是，834年虔诚者路易再次恢复了权力，追随罗退尔叛乱的兰斯大主教埃布被罢免，富尔考被调任至兰斯大主教区，接替了埃布的职务。虔诚者路易的异母兄弟梅斯主教德罗戈则接替了富尔考的职务，被虔诚者路易任命为宫廷大教长。与希尔都因、富尔考两位前任不同，德罗戈升任宫廷大教长职位后，大部分时间仍旧留在梅斯主教区行驶主教职责，由于无法常驻宫廷，德罗戈将监管年代记纂修的工作托付给了一位名叫普罗登特的西班牙裔的宫廷教士。普罗登特出身于一个西班牙裔的难民家庭，820年前后，他被家族送入了虔诚者路易的宫廷，自835年起，普罗登特一直从事《圣伯丁年代记》的纂修工作，直至他于861年辞世为止。在此期间，普罗登特的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圣伯丁年代记》的性质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840年6月20日，虔诚者路易驾崩，法兰克帝国陷入了内战和分裂的混乱之中，帝国宫廷以及宫廷教士们的活动都发生了剧变，王室祈祷堂纂修年代记的活动再次停顿了下来。后来，随着秃头查理逐渐成为胜利者，王室祈祷堂纂修年代记的工作才恢复了常态。不过，843年普罗登特被任命为塞恩大主教区特鲁瓦主教区的主教，他在赴任的同时还将正在纂修的《圣伯丁年代记》的唯一抄本也带走了。

普罗登特走后，王室祈祷堂纂修年代记的活动戛然而止，自此之后，无论是西法兰克王国还是东法兰克王国都涌现了一批与官修年代记相类似的内容翔实的大年代记，不过这些年代记作品并不是在王室宫廷中纂修的，而是在地方上的大主教区纂修的。而且它们也不像官修年代记那样关注整个加洛林世界，①它们的视阈主要集中于加洛林世界的某一部分，如《圣伯丁年代记》中843年之后的年代记以西法兰克王国作为自己的叙述重点，《富尔达年代记》以东法兰克王国作为自己的叙述重点。861年普罗登特辞世，他在生前尽心竭力地纂修《圣伯丁年代记》，即使重病缠身也未曾停笔，《圣伯丁年代记》中861年的年代记可能只有前半部分是普罗登特本人纂修的，后半部分则是由续编者辛克马尔所续纂。按照惯例，辞世主教的各种动产归国王所有，因而普罗登特生前的文稿都落入了国王秃头查理的手中，在当时西法兰克王国的教俗显贵中，只有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对普罗登特的遗作有着浓厚的兴致，他主动恳请秃头查理将载有这部分年代记的唯一抄本借与他誊抄，不仅如此，辛克马尔还从普罗登特的停笔处继续纂修。自861年起，辛克马尔一直纂修《圣伯丁年代记》，直至882年诺曼人劫掠了兰斯大主教区，体弱多病的辛克马尔避难于埃佩尔奈方才停手。在此期间，辛克马尔虽然作为国王秃头查理的“智囊”和密友，时常出入宫廷，但他却仅仅在兰斯大主教区纂修《圣伯丁年代记》，由此兰斯大主教区取代了王室宫廷成为了加洛林世界纂修大年代记活动的一个稳固中心。在辛克马尔辞世后，兰斯大主教区不断有人承袭他的纂修工作，9世纪末，一位匿名的修士曾编写了一部史书，记载了888年至995年的历史并将其作为《圣伯丁年代记》的续书。919年兰斯大主教区又有一位名叫弗洛达尔德的教士续纂了《弗洛达尔德年代记》。这一时期，在西法兰克王国的王室宫廷中，纂修年代记的活动却完全消失了，860年前后曾经负责监管宫廷年代记的职务——王室大教长甚至也被秃头查理革除了。

二、大年代记纂修中心转移的原因

在9世纪中期，西法兰克王国纂修大年代记的史学活动为何从王室宫廷转移至地方上的大主教区？珍妮特·尼尔森教授认为那些被纂修于王室宫廷中的年代记一直都是教职人士的作品，在查理曼统治期间，一小撮宫廷教士汇集于宫廷，他们怀抱着重生拉丁文化的目的，对于纂修年代记的活动颇有兴致。然而，在秃头查理统治时期，宫廷中君主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际交往圈不复存在了，许多宫廷中的知识分子扩散至地方教会导致了宫廷纂修年代记活动的终结。因为西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秃头查理对此项活动不感兴趣，他积极利用大会议、咨询、发誓、公共演说等方式进行宣传，影响和劝诱同时代贵族的观念。但是年代记纂修只是教士集团的活动，无法起到类似宣传的作用，所以得不到秃头查理国王的支持而消失了。①珍妮特·尼尔森还对法兰克年代记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进行了对比，认为后者能够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一个修订本被阿尔弗雷德国王下令以土话的形式誊抄和传播，人们即使无法阅读它，也能听懂它。《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潜在的读者并不是教士阶层。②关于珍妮特·尼尔森教授的观点，笔者既有认同之处，也有不敢苟同的地方。对于西法兰克王国大年代记纂修中心转移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将其分解为两个次生的问题来考虑。第一，王室宫廷中纂修年代记的活动为何扩散至地方的大主教区？第二，王室宫廷中纂修年代记的活动为何在秃头查理统治时期无以为继？

关于第一个问题，珍妮特·尼尔森教授认为由于秃头查理统治时期，王室宫廷中的知识分子扩散至地方教会，导致了年代记纂修这一宫廷文化的对外输出。珍妮特·尼尔森教授的这一观点，笔者深感赞同，的确，包括年代记纂修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依靠教职人士在王室宫廷与地方教会之间的人员流动成功地实现了相互之间的转移。在加洛林时代，教职人士在中央层面的王室宫廷与地方层面的主教区、修道院之间不断流动，职务变动是此种人员流动的重要形式。而在加洛林时代，君主牢牢控制教会的历史事实则是促成此种人员流动的重要基础。查理曼在其统治的初期曾实行教会改革，强化了国王对于教会的控制。他在769年曾颁布大敕令委托主教承担纠正教士不胜任职责的问题。779年，赫斯塔尔的敕令则确立了教会内部科层化的权威序列：副主教被直接置于都主教的权威之下。查理曼教会改革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照料其臣民的精神，更是为了形成一种教会和世俗政权融为一体的政府制度，即以控制教会和重用教职人士的方式强化自己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因此，主教叙任权成了查理曼专享的特权，尽管圣卜尼法斯曾经极力反对法兰克国王叙任主教的特权，但是这一特权一直被法兰克国王所专享。在法兰克王国，包括主教在内的一切地方官员都处于巡按使的监控之下，巡按使定期将他们的活动状况报告给国王。正是由于国王叙任主教特权的存在，那些曾经监管或纂修大年代记的教职人士，如希尔都因、富尔考、德罗戈、普罗登特等人时常因职务的变化调迁而游走于王室宫廷与地方教会之间，他们或被国王由地方大主教区、修道院调至王室宫廷担任宫廷大教长的职务，或因一时的失宠而被国王从宫廷大教长的高位贬谪至地方教会，或者同时兼任了宫廷大教长和地方大主教的双重职务。大年代记监管或纂修者职务的变动不仅对大年代记纂修本身造成了影响，如引起大年代记文本上的断裂，也使王室宫廷中纂修年代记的活动扩散至地方上的大主教区，如843年原本在王室宫廷中任职的王家教士普罗登特调任为塞恩大主教区特鲁瓦主教区的主教，他在赴任的同时将正在纂修的《圣伯丁年代记》的唯一抄本也带走了，由此将王室宫廷中纂修年代记的活动扩散至特鲁瓦主教区。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正是由于身为国王最为亲密的咨议者的身份，方才得以频繁出入宫廷并有机会接触到普罗登特的遗稿并由此将宫廷纂修大年代记的传统扩散至兰斯大主教区。

在大年代记纂修传统扩散至塞恩大主教区后，西法兰克王国的王室宫廷并没有继续保留这一传统，它的消失是否与秃头查理国王本人有关，秃头查理国王对于宫廷年代记的消失究竟扮演着怎样的作用？从秃头查理本人的教育经历以及对待文化事业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是一位单纯迷信武力，仅仅凭恃军事力量与其兄弟争雄的无知君主。秃头查理幼年时，曾在宫廷学校中师从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透彻研习过语法学家多纳图斯、普里西安编纂的基础语法教程大纲，对于比德的编年体著作，阿尔昆的教育学论著，尤文克斯、塞杜里乌斯·贝南蒂乌斯·福图内特斯的宗教感化诗，加图的对偶诗，伊西多尔和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的百科全书均有所涉猎。①秃头查理在登基为王后对于文人学者的文化创作活动也有所支持和赞助，如在宫廷中建立了教育王室和贵族子弟的宫廷学校并鼓励宫廷文人创作绘画、诗歌和神学著作。至于珍妮特·尼尔森教授的观点——“法兰克王国的年代记一直都是教职人士的作品，法兰克国王对之并不热心”，②法兰克年代记不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那样能够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能够影响和劝诱同时代贵族的观念，所以才被秃头查理废弃——似乎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所出入。尽管后世学者们尚未发现查理曼等法兰克君主直接支持宫廷年代记纂修的确凿证据，但考虑到宫廷年代记在王室宫廷中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历史事实，很难想象作为“宫廷之主”的法兰克君主会对自己眼皮底下的这一文化活动毫不知情。曾被查理曼委以重用，派赴罗马教廷宣达“和子句”纠纷立场的圣·米赫勒修道院住持斯马拉格都斯曾经言道：

鄙人认为，有文化的人都不会对之产生疑问，君王将直至今天所发生的或所作为的事情以年代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留给后世子孙是最为古老的实践或惯例。③

作为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的臣下，斯马拉格都斯的话或许能够证明法兰克君主对于王室宫廷纂修年代记的活动是持鼓励态度的。另外，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手稿的流传状况来看，它最初被创作于加洛林宫廷，随后又扩散到法兰克王国的各个文化中心，现存手稿共39种，可以分为A、B、C、D、E几个不同的版本。伊德尔·加里普扎诺沃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文本的语言入手，发现某些年代记④在记述查理曼的各种活动时不断使用“查理曼与法兰克人”的表述方式……而在记述法兰克人与异教萨克森人、阿瓦尔人的战争时，不断强调上帝支持法兰克人的观念。伊德尔·加里普扎诺沃还引用了剑桥大学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教授的话，认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王室的宣传品”。⑤从手稿传播的广泛性以及语言表述两方面可以判断在王室宫廷中纂修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具有为王室宫廷政治宣传的作用。尼尔森教授有关宫廷大年代记因为不具备政治宣传的作用而被秃头查理舍弃的观点值得商榷。另外，考虑到秃头查理曾经授意尼特哈德纂修《历史四书》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秃头查理对于利用史书纂修这一形式进行政治宣传，进而影响同时代贵族观念的行为是十分注重的。秃头查理在841年5月占据马恩河畔的沙隆城之前，曾授意尼特哈德把加洛林家族内战的历史全部书录下来，以此向后世子孙表明秃头查理及其党人的立场。秃头查理国王虽然注重利用史书纂修的形式进行政治宣传，但对史家以何种史作体裁进行政治宣传则是不在意的。或许，正是由于秃头查理此前曾经授意尼特哈德纂修《历史四书》，其宣传己方政治立场的诉求已经有人来满足，故而，对于843年普罗登特调迁后，王室宫廷之中无人续纂大年代记的现象无动于衷，从而使这种活动在西法兰克王国的王室宫廷之中彻底终结。

二、私人立场还是教会的立场？

《圣伯丁年代记》的纂修地点由加洛林宫廷迁移至地方上的大主教区后，其纂修者普罗登特、辛克马尔仍然以加洛林国王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辛克马尔把自己纂修的年代记称为“我们国王的事迹”。⑥故而《圣伯丁年代记》并没有转变成视阈仅仅局限于大主教区一地的地方教会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圣伯丁年代记》的纂修活动由于脱离了西法兰克王国宫廷的掌控，它在内容上已不再具有“官方”的属性，如辛克马尔公开批评国王秃头查理的过失，珍妮特·尼尔森教授将辛克马尔对于秃头查理的批评归纳为下列五条：

国王不应该与维京人协商，而应该与他们战斗。国王不应将教会和教会的土地赐予俗人。国王不应继续占有高级教职的任命权。国王在国内与维京人战斗之际，不应再干涉意大利的事务。国王不应轻视教会法规。①

关于辛克马尔对于秃头查理的批评，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海因兹·罗伊威认为：

辛克马尔的这些批评不只是在发泄个人的仇怨，更大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政治诉求，一种持续的政策——一种主教的政策——为国王的政策树立某种规范。②

然而，珍妮特·尼尔森并不同意罗伊威的观点，她认为辛克马尔对于秃头查理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非常具体和短暂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865年至866年，第二个时期是876年，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中，辛克马尔与秃头查理的关系非常紧张，在865年至866年，秃头查理任命哥特沙尔克派异端伍尔夫德为布鲁日主教，由于辛克马尔一贯反对哥特沙尔克派异端，秃头查理的任命使他深感忧虑，致使他与秃头查理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了。876年的历史情况也是如此，秃头查理在该年强行任命森斯的安塞吉斯担任高卢的教会首领，并让安塞吉斯取代了辛克马尔王家辅弼谋臣的角色。由于对秃头查理抱有怨言，辛克马尔在这两段时期的年代记中对秃头查理横加指责和批判。尼尔森通过爬梳《圣伯丁年代记》，发现辛克马尔在与秃头查理关系密切时并未在年代记的纂修中一如既往地坚持批评国王的某些原则：如国王应坚决与维京人对抗，反对俗人侵夺教产等。例如，在873年的年代记中，辛克马尔赞同秃头查理与卢瓦尔河畔的维京人媾和以及他处置叛乱王子卡洛曼的温和举措，尽管卡洛曼的这场叛乱对辛克马尔教会的财产造成了重大的伤害。③也就是说，辛克马尔对于秃头查理的褒扬或批评以他本人与秃头查理之间的关系亲疏为依归。尼尔森据此认定辛克马尔纂修的年代记是：

其本人对于自己亲身参与的同时代政治事件的一系列主观看法，是对那些政治事件某种程度即刻的认知和反映。④

也就是说，辛克马尔纂修的那部分年代记仅仅反映了纂修者辛克马尔本人的立场，它们并没有表达维护兰斯大主教区利益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表达大主教应该约束和限制国王权力的政治立场。

在9世纪中后期，加洛林诸王之间不断厮杀，与此同时，维京人也趁火打劫，大肆蹂躏加洛林帝国，在内外两方面的双重打击下，盛极一时的加洛林帝国走向了分裂之路，不复查理曼时代的盛世景象。受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一些出身教会的文人则以基督教理想君主为典范，大谈为君之道，他们希望这些著述能够对加洛林君主有所鉴戒，使他们能够履行好保护教会和人民的职责，这些著述包括奥尔良主教约纳斯的《王权制度论》、塞杜里乌斯·斯各脱的《论基督教君王》以及辛克马尔的《宫廷统治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文人在论述王权政治理论时并没有像后世的教权主义者那样奢谈教权至上的原则，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教会可以废黜国王的主张。他们只是希望国王能够像其先祖查理曼那样履行好基督教国王的职责，对外抵御异教徒，对内礼敬教会并保护其财产以及爱护人民。也就说，他们依然尊重查理曼时期确立的由国王统辖，教会和世俗政权融为一体的政府制度，而没有产生脱离这一体制，以教会为独立单位“另立乾坤”并自行发展的诉求。在9世纪中后期，尽管加洛林帝国已然分裂衰落，但世俗君主统辖基督教会的政治格局并没有随着国势的下行而发生改变，主教依然由国王叙任，在主教任职时，国王将亲手授予其象征教牧权的权杖，在817年的《帝国御秩》中，虔诚者路易敕令阿基坦丕平和日耳曼路易享有处置所分得王国领地内一切采邑的权力并有权在主教和修道院管区维护教会秩序，①由此颁赐主教、修道院长的职位也成了他们的权力。倘若主教违背国王的意志，将会受到王国政府的重惩，即使罗马教宗也无法予以搭救，如871年，辛克马尔同名的侄子鲁昂主教辛克马尔拒绝在一份宗教会议的决议上签名，该决议由辛克马尔起草，他秉承秃头查理的意志，将叛乱王子卡洛曼革除教籍。鲁昂主教辛克马尔抗旨不遵的行为使秃头查理暴怒不已，他授意王家代表将其逮捕并押送至洛林吉亚地区杜兹的宫殿中，接受不少于8位大主教、22位主教的审判，结果鲁昂主教辛克马尔被褫夺教职并被处以监禁。教宗哈德里安二世闻讯后，立即写信抗议秃头查理的行为，但是秃头查理对于教宗的抗议置若罔闻并回信予以驳斥，回信的内容可能是由辛克马尔起草的，信中明确表明了法兰克人的教会应由国王统辖，不接受教宗干涉的立场：

迄今为止我们法兰克人的国王……被我们看作是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主教们的代表。②

这一事件不仅表明了法兰克君主依然统辖基督教会的历史事实，也表明辛克马尔本人尊重和服从现行政教体制的基本立场。追踪辛克马尔一生的生平也能发现辛克马尔是加洛林王室的坚定效忠者，这种效忠甚至超越了他本人其他一切形式的私人情感，包括叔侄之情、师生之情，辛克马尔年幼时曾在圣丹尼斯修道院受教于希尔都因，但却并不赞同师尊希尔都因追随罗退尔反叛的行为，他选择效忠于皇帝陛下，在秃头查理统治初期，辛克马尔曾陪伴秃头查理参加过阿基坦战役并于844年8月12日受秃头查理赏赐，领受了一块地产。至于辛克马尔纂修年代记时对于秃头查理的批评和指责，仅仅是他在受到国王冷遇之后发出的哀怨之语。当然，他的哀怨没有以私人恩怨的形式呈现，而是包装在维护教会利益的外衣之下，但当国王重新宠信他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先前所强调的维护教会利益的若干原则，所以，辛克马尔所纂修的那些年代记看起来有些前后矛盾，因为它们仅仅是其本人立场的一种反映并不代表一种维护教会利益的政治诉求。

由于大年记的纂修地点从王室宫廷转移至大主教区，由此，大年代记的纂修活动脱离了王室宫廷的直接控制，因此之故，《圣伯丁年代记》的纂修者可以所欲言，没有丝毫顾虑地直抒胸臆。但是值得注意是，大年代记的纂修活动从王室宫廷转移至大主教区之后，它的纂修者们仍旧是国王的属臣，他们游走于王室宫廷与大主教区之间，仍旧将加洛林世界“世俗君主的业绩”作为自己关注的主要对象。大年代记的纂修者们对于世俗国王的褒扬或批评以其本人与世俗国王之间的关系亲疏为依归，而且这种批评是以世俗国王能够更好地扮演基督教君主的角色，从而更好地维护现行政教体制作为目的，而他们所属大主教区的利益则被其放在了一边，据此可以断言，《圣伯丁年代记》并不是一部地方教会史，而是一部以王室宫廷为中心，反映国王业绩行为的私家史。

【作者简介】朱君杙，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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