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锋

重庆真正作为工业中心的历史也不过70多年，是什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质的改变？

翘首企盼的重庆工业博物馆仍在筹备中。这个在重庆钢铁厂旧址上修建的博物馆，日前正加紧征集大量老工业文物。

作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经济重镇，重庆这个城市值得记录的工业历史颇为显赫。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以汽摩、军工制造、天然气石油化工和材料工业等产业为代表的重庆工业体系，都会在时间长河中留下痕迹。

要知道，重庆真正作为工业中心的历史也不过70多年，是什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质的改变？它的前世与今生在历史洪流中产生了一种怎样的蜕变？

近代工业以轻工业为主

自建城以来，重庆就是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乃水路出入大西南的必经之地。应该说，直到19世纪末期，重庆的主要职能还是交通枢纽、水陆中转站。

不同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以及成都平原地区，这里起伏的丘陵与山地并不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生长;再加上中国区域经济自东向西的不平衡分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重庆的近代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直到19世纪60年代，重庆才有了第一家手工工场。到1890年，也才达到7家手工工场的规模。

虽然1890年重庆开埠之后，外资进入、本地民族工业的兴起使得重庆的工业基础初步奠定，但直到辛亥革命前，也不过53家工业企业，轻纺织业占了绝大比重。

辛亥革命后，重庆工业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受军阀混战和地域交通不便的影响，工业生产总量和质量在全国工业体系中比重甚轻。据统计，1937年重庆有万元资本以上的工厂77家，资产总额共计881万元，分别占全国工业的1.96%和2.60%。

从工业结构上看，战前重庆的近代工业也以轻工业为主，据1937年相关数据，77家万元资产以上的工厂中，轻工业就占了56家，重工业仅有21家。

刘湘开创了兵工产业

主要是轻纺工业和加工工业投资少、周转少、利润丰，而基础产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投资者争相投向轻纺工业和加工工业，而对基础工业较少兴趣。因而，重庆基础工业薄弱。

重工业比重偏低，与近代中国重工业发展休戚相关的兵工产业更是基础薄弱。在防区制时期，由于军阀扩军打仗的需要，也由于军阀、财阀集地方政权和财权之威，便有军阀和与军阀紧密联系的财阀投资开办与军队装备相关的钢铁、机器工业。比如，1919年秋四川督军熊克武创办的重庆钢铁厂，四年后，四川省长刘湘接办该厂，但一直到1936年才建成投产，前后长达17年之久。

刘湘主政四川时，在重庆设立武器修理所、川康绥署子弹厂、华兴机器厂等兵工企业，开创了重庆真正意义上的兵工生产产业。但较之于洋务运动兴起的汉阳兵工厂、金陵制造局等近代中国主要兵工产业，这些企业还微不足道。

战前重庆工业基础虽然比较薄弱，但相对于其他中西部城市而言，仍然是相对发达的。

另外，重庆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也为战时乃至战后重庆工业经济的突飞猛进、重工业门类迅速完善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经过多次考察论证，终将四川及重庆确定为对日作战的大后方。这主要是基于重庆的枢纽地位及天然的地理屏障和战略纵深，同时也是由于重庆相对于其他内陆城市更为“完备”的工业基础，以及便利的工业生产条件。

国民政府借围剿红军之机，介入四川特别是重庆的军政要务，于1935年设立重庆行营。

自此以后，国民政府已逐步为政府乃至工业产业内迁划定路线，尤其是事关中国存亡的军工企业更在督促实施之列。

1935年5月，蒋介石在电文中指示兵工总署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运于川黔两厂，并需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

但是全面抗战的爆发还是将工业内迁的日程大大提前了。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内，随着中国东部、中部主要城市相继沦陷，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92%的区域已经沦于敌手。国营的兵工厂及民营工厂先后迁渝。

尽管有早期的规划，但工业内迁并非有条不紊和从容不迫。民营工业内迁的时间要早于国营的兵工企业，而国营的兵工企业则在组织协调和交通运输条件上优于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最初的目的地并不都是重庆，却在几经颠簸之后，最后不得不以重庆或者四川为终点。民营工业的内迁实际上代价是相当惨重的，战局的速变、交通的困扰、目的地的含糊都使西迁的民营企业不断损耗，真正到达重庆并复工实现的产能远远不及战前。而国营兵工厂则在兵工总署的调度下陆陆续续地迁至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形成区域配套。据1940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内迁重庆的民营工厂总数达到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而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则有9家，加上接收刘湘原有的两家兵工厂，已达到11家的规模，占了兵工总署管辖的17家兵工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二。

重庆内迁工业推动本土工业迅速发展，到了1944年，重庆的工业企业总量已达到1158家（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产业工人突破13万人，现代工业布局基本形成。

企业选址及布局

内迁工业几乎涵盖了轻重工业所有门类。但对于战时首都重庆而言，产业结构的偏重点还是军工产业及其配套的机械、钢铁、机器制造、化工等重工业。

虽然内迁的兵工厂只有9家，但这9家兵工企业却是当时整个中国兵工企业的核心乃至整个重工业的核心，工人总数已经突破5万人。

兵工企业内迁重庆后，根据其地形和交通条件进行布局建设。在分布上，则呈现出两个特点。

其一是沿江分布。当时的兵工厂，除兵工署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原重钢四厂）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长江和嘉陵江两江河谷地带。

沿两江分布的兵工厂大都靠近当时的大码头，如明月沱、唐家沱、九龙坡、铜元局、江北嘴、刘家台、瓷器口等码头，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源。这主要是因为战时重庆的陆路交通运输并不发达，而水运安全、交通便利、运费便宜。

通过水路运输，重庆的军工产品能以较低成本运往当时两湖地区的主战场，迅速供给第一、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作战部队。

而且，重庆沿江地区多平地（河坝）的特点，也决定了沿江修建厂房的成本远远低于在山坡上建厂。

另一个特点是配套工业成片分布。为配合生产，兵工厂周围也分布了各种配套企业。如机床厂、化工厂、食品厂、纺织厂。一方面可以利用兵工厂的运输条件、生产条件实现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则为兵工厂生产生活实现配套服务。

到改革开放前，以内迁兵工厂为核心的两江沿岸工业产业区，已形成重庆主城最重要也是最密集的工厂分布带。

迁渝企业改变其经济结构

战时迁渝工业企业给重庆城市发展带来了全面性的巨变，尤其是其中的兵工企业。

而以军工企业为核心的战时内迁工业企业从根本上迅速、彻底地改变了重庆的工业结构和中国工业的布局，重庆由一个规模有限的内陆工商业城市，一跃成长为近代中国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

其中，不可不提的是，迁渝兵工企业带动了现代重庆工业全面发展，推进重庆现代工业布局基本完成。

战前重庆工业体系主要以轻工业为主，而自兵工企业内迁至重庆后，重庆方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城市、重工业基地。同时，重庆以手工业工人为主的状况就改变了。据统计，早在1940年10月，重庆就有20余万工人积极参加各项生产建设，其中交通工人5万，市政工人1万，文化工人2千，一般机器工人5万，其余近9万工人均就职于兵工业。

重庆兵工企业对其他工业产业的带动也是巨大的。除此以外，兵工厂工人数量的庞大集中也带动消费品产业和商业的迅速膨胀。

据重庆档案馆资料，有人专门算了一笔账：战时重庆16家兵工厂（包括分厂）所拥有的职工及其家眷总数多达103308人，如果按照每人每月消费食盐0.75斤，猪肉1.5斤，黄豆3斤，白糖1斤，菜油1.25斤，木柴5捆，烟煤100斤，沙袜0.5双，毛巾0.5条，肥皂2块计算，那么，十余万兵工队伍，每月可消费食盐77481斤，猪肉154962斤、大豆309924斤、白糖1033308斤、菜油129135斤，木柴516540捆，烟煤10330800斤、沙袜51654双，毛巾51654条，肥皂2066616块。

如果再以年计算，这个数字则更为惊人。这些数据背后，是兵工企业对重庆城市产业结构的深厚影响。

教育和人口结构随工业发展而变化

兵工企业为主的重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可以说，当时中国工业技术的顶尖人才都汇聚在兵工企业之中，各兵工厂的技术及管理人才均为受过现代科技教育的专家，他们要么是留美留日的海归，要么是国内重点高校的毕业生。

重庆各大高校的科研与教学机构也开始以服务重庆兵工企业生产建设为主要发展方向。

比如，西部科学院、中央工业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都围绕战时兵工企业的技术需求进行各种研究，重庆本地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专业选择上也偏向工科。

战前重庆唯一的综合高等学府重庆大学新增设了大量的工科专业和院系。

此外，战时迁入重庆的20多所高等院校也面向兵工企业展开人才培养教育，如中央大学、中央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等均为战时重庆兵工企业培育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后来有相当部分留在重庆为重庆兵工企业科研建设继续耕耘。

兵工企业所带动的工业技术人才需求，奠定了今日重庆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相对密集发达现状的基础。

由于迁渝兵工企业有着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及技术人员，在长达八年甚至更久的岁月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婚龄、育龄人口必然要与当地人发生婚育关系。他们成为重庆近代以来第一次人口大迁徙的主体成员。

这些人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他们的融入对提高和优化重庆居民的人口素质功不可没。

1945年5月，在渝各兵工厂员工兵夫及驻厂眷属总数即已达到15万多人。而1945年重庆市总人口不过百万，可见兵工企业有关的人口已在总人口比例中占有相当分量。

兵工业奠定了产业发展支柱

抗战结束后，大批民营企业陆续迁回原址，兵工署下属的兵工厂虽未迁回，却也进行了合并裁撤。但随着内战的爆发，一些合并裁撤的兵工企业又重新复产。所以，重庆作为中国兵工生产基地和重工业基地的地位并未动摇。1949年兵工署的统计表明，在国统区兵工企业中，重庆地区兵工企业的数量仍然首屈一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以兵工企业为支柱的重工业体系的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以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明确了重庆战略大后方的地位，特别是成渝、宝成铁路的贯通，重庆地区作为重工业建设和布局更为便利。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重庆原有的工业布局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和加强重庆的轻重工业布局。除了搬迁更多的企业到重庆之外，还投资兴建大型化工企业和机电产业，作为兵工核心产业的延伸和补充。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重庆现代工业体系已非常完备，以兵工制造业为核心，配以机电、化工、能源、轻纺、机械等轻重工业，成为长江上游乃至西部地区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改革开放后，经过二三十年的调整改革，重庆的军工企业已逐渐走出了一条兼顾国防与民用市场的道路。

比如，前身为二十一兵工厂的长安机器厂已成为兵器工业集团下属的最大汽车制造商;前身为第十兵工厂的江陵机器厂则为长安汽车生产配套设备和机械，也成为盈利大户;前身为第一兵工厂、二十五兵工厂的建设厂和嘉陵厂都以摩托品牌享誉国内外市场;而前身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重庆钢铁公司，也继续承担着重庆工业和建筑原材料供应的重任;至于前身为二十兵工厂的长江电工厂、前身为二十四兵工厂的特殊钢厂和前身为五十兵工厂的望江机器厂等企业，仍然在重庆国有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当代重庆工业产业体系中，这些兵工厂依然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