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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和最坏的时代

2016-05-12康荦杨方李静尘

北京青年周刊 2016年16期

康荦+杨方+李静尘

163.31亿元人民币的电影市场交易大单,超过百万人观看参与“北京展映”、23场巅峰行业对话、以及电影音乐会、新片发布会、电影沙龙等200余项活动……伴随着这些数字,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了。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由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组成,为期一周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让七位评委见识到了来自中国电影市场的活力,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担忧过于庞大的市场是一把“双刃剑”。

布莱特·拉特纳

美国导演、制片人,代表作《尖峰时刻》、《荒野猎人》

Q:你来过中国几次了?

A:我爱中国,我来过中国五次了,我还会一次一次来中国。

Q:作为电影节的评委主席,你有什么感受吗?

A:我非常骄傲,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一个非常有声誉的电影节,它的评委阵容也非常国际化,里面有很多世界上的知名导演,但我被选成了主席,所以我很骄傲。

Q:我们知道你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是一个电影导演、一个电影制片人、一个MTV导演、一个编剧,但在这些身份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A:拍电影是我最有热情,最热衷于做的一件事,制片人这个身份是我的工作,拍纪录片更像是我的爱好。

Q:作为一个成功的导演和制片人,你在处理作品时是如何平衡其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呢?

A: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一部电影有无艺术价值,因为即便我在拍一部商业电影,我仍旧认为它们是艺术。如果人们承认它是艺术,我很感激,但即使不是,我也没办法,我就是拍我喜欢的电影,让我有热情的电影。

Q:我们都知道你在拍《尖峰时刻》时曾经和中国演员成龙合作过,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吗?

A:成龙是我曾经合作过的最好的演员之一,他可以做全组里任何一种工作,他甚至会做很好吃的饭,他真的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和他合作就是和好莱坞最好的演员合作,像是和卓别林、巴斯特·基顿、哈罗德·劳埃德合作,他可以当演员,当导演,可以剪片子,可以摄像,和他合作是我的荣幸。在我合作过的所有演员中,我还是最喜欢成龙。

Q:你还想和其他的中国演员合作吗?

A:是的,我做梦都期盼着能和巩俐合作,我还非常非常喜欢姜文。

Q:作为美剧《越狱》的制片人,你能不能给中国的观众透露一下《越狱》的最新消息呢?

A:我们要出最新一季,最近就要上映了,但中国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不太确定。我不知道中国原来有这么多《越狱》的粉丝,太酷了!

Q:能给中国的年轻导演一些建议吗?

A:一定要把电影的重心放在故事本身,文本是一切的关键。你发现一个好的故事,你要尝试去控制住这个故事,去讲述好这个故事,无论是一本小说还是一个杂志中的故事,你要把它传递给所有观众。中国人,韩国人,泰国人,美国人,无论是哪里的人,你都要让他们感受到那个故事。只要故事是一个好的故事,它一定就会打动世界上的每个人。

许晴

中国演员,代表作《皇城根儿》、《老炮儿》

Q:为此次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工作做了哪些准备?

A:主要是心态的调整吧,从演员到评委,和一群专业的人投入到一件专业的事情上,是以前没做过的,新鲜的体验。

Q:入围影片你是否都看过?你个人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A:《地雷区》。很久没有因为一部影片这么揪心,拍得很有可看性,摄影音乐都很好,那种沙土地理环境下仍旧拍得不失唯美,每次孩子拆雷的情节都让人紧张到窒息,心疼至极,每个孩子都演得特别真挚,和教官的感情线铺呈的很完整细腻。

Q:你觉得这次入围“天坛奖”的两部中国影片《滚蛋吧!肿瘤君》和《师父》怎么样?

A:都是非常优秀的中国影片,各自类型片中的佼佼者。《滚蛋吧!肿瘤君》细腻温暖,天马行空,笑点和泪点都很动人;《师父》是一部极具风格化的影片,很传神,里程碑式的新武侠风格。

Q:作为本届电影节惟一一位女性评审,你有没有受到照顾?你觉得在影片评判角度和倾向上,女评委和男评委有区别吗?

A:男评委们都很绅士不乏热情,我会更感性吧,希望能有一种不一样的力量,可以中和评委的男性视角。

Q:之前在微博里说如果《老炮儿》拍续集自己也想演小飞的角色,私底下是有这种“小爷”性格的人吗?

A:我私底下蛮男孩子气的,就像大家看到的话匣子一样有痞气、匪气的一面。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无法定义。

Q:会因为外界的一些声音和评价去思考、改变自己的个性吗?

A:个性一定是私人化的,独一无二的,如果因为外界的声音而改变那么就是共性不是个性了。我会去思考,去理解别人的角度,接纳不同的声音。改变自己?一定不会。

柯内流·波蓝波宇

罗马尼亚导演,代表作《警察形容词》

Q:你觉得评价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A: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拥有新鲜的视角,发出个性化的声音,起到批判现实的意义。电影人要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真正的看法,而不是人云亦云别人拍什么我就拍什么。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德国导演,代表作《窃听风暴》

Q: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区别大吗?拍电影会考虑票房因素吗?

A:商业片和艺术片没有太大区别,主要看是否是创作者自我的内心表达。如果影片投资大、演员阵容强,我会考虑这个问题,可是如果只是一部小成本的制作,我会更自由,更随心所欲。不过,票房的成功也往往难以预计,我拍《窃听风暴》时,开始没有一个发行商想发行这部片子,可是后来它却被称为是史上最成功的德国电影之一。

丹尼斯·塔诺维奇

波黑导演,代表作《萨拉热窝之死》

Q:对于中国影人急于“走出去”的现状有什么建议吗?

A:我自己的国家很小,在国内拍摄电影很难找到投资,所以,我们一部电影通常会是几个国家联合投资,我拍的7部电影里,只有4部是在我的国家波黑拍摄的。而中国市场太大了,拍电影完全没有我这种小国家电影人的忧虑。然而“大”也是个双刃剑,好的一面是无需考虑过多,不好的一面则是电影过于本土化,很难占据海外市场。我建议中国电影人先立足国内,拍摄出让本国观众接受认可的电影,再研究“走出去”的问题。

陈德森

中国香港导演,代表作《十月围城》、《晚9朝5》

Q:一直有一种声音在说,动作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香港动作片。作为一个经常拍动作片的香港导演,怎么看这个说法和动作片在未来的发展呢?

A:我觉得观众还是爱刺激的,动作可能没有什么新意,“旧瓶装新酒”,但你的故事要感人,人物要有可看性。很多世界上著名的武术指导去拍电影,他们并没有顾忌到故事这个方面,没有把人物设计好,变成了为打而打。观众是来看电影的,所有的特效、虚拟布景,都是为了电影服务的,你一定要把故事讲好,把人物讲好。

拍《十月围城》的时候我和陈可辛讨论,我说,我想做一些突破,我在电影的前面一个小时不打,只在介绍反派的时候打三分钟,告诉大家他们有多厉害,后面的另一个小时才打。陈可辛说,在电影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特别和新鲜,你这是灾难片的类型,前面一个小时船还在走,人还是好的,后面一个小时船就出事了,你可以这么拍,不过你后面的打戏一定要精彩。我说,我后面的精彩与否要看我前面人物的塑造,前面的人物打动你了,你关心他的死与活,后面的戏才会让大家更紧张。

Q:怎么看《叶问3》票房作假事件呢?

A:(你们这个访问挺喜欢问一些八卦的哈,笑)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不是在做电影,他们在玩金融财经,把电影的本貌破坏了。80、90年代的时候,香港是个小小的地方,但香港电影在全世界那么灿烂,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当时电影圈所有的人都是做电影的,都是热爱电影的,包括投资方。如果一个电影做不好,再一个电影又做不好,他们就要关门了。当时没有金融财经,没有基金,没有上不上市,没有炒作,你电影做得好就大卖,你就收到回报。电影公司背后的老板都是做电影的,比如说嘉禾公司后面的老板就是成龙和洪金宝,他们这些电影人投资给电影公司,那是电影最好的时代。

当时我不在嘉禾公司,我在新影城,嘉禾的电影拍出来,我们会说,哇,那个电影结局拍得好的不得了!我们新影城其他的工作组全部过来,想想办法把我们电影的结局拍得更好!那么这样子谁获利呢?是观众。大家会觉得那个电影好好看,花的几十块的票,是值得的。逐渐的,全世界就都爱看香港的动作电影了。

后面十年,香港动作电影没落了,虽然说合拍片是有一定影响,但我认为“不是做电影的人来做电影、做投资”才真得毁了电影。那些人做地产、做金融、做珠宝……他们来当投资方,他们不在意你的电影卖座不卖座,他们只追求不要太赔钱,他们不懂,找一些不懂的人来领导,慢慢的,电影就垮了。

Q:电影的金融产品化对导演创作的影响大不大呢?

A:有些导演需要钱拍戏,有些投资方有钱,但他们可能没有尊重导演在做电影这个事情。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香港电影好像走到了谷底,曾志伟他们就拉了我们一堆人出来讨论。其实我们这一群人很少都坐在一起的,王家卫、杜琪峰他们是很独立的,他们基本从来不出来议剧的,而那一天他们都到了。当时基本上香港所有的在线上的导演都坐在了一起,十几二十个导演,我们想拯救香港电影。大家商量了很久,结论却是香港电影已经拯救不了了,因为太多混的人在做事了。我们想那怎么办呢,不能让观众失望啊,我们就决定,我们这些人就赶快拍,不要再磨工了,把香港电影的优良传统再呈现到观众面前。所以,在那一块时间,大家都在拍电影,每个月都有一两部上映。陈可辛拍了《如果·爱》,尔冬升拍了《旺角黑夜》,徐克拍了《七剑》,刘伟强拍了《头文字D》,我拍了《童梦奇缘》,但拍得不是很好。

Q:是为了拯救香港电影吗?

A:也不是说拯救,我们只是想让大家觉得——香港电影的那个情怀,还在。但是一切也像是杯水车薪,后面也没有撑多久。因为真得是两三年才能做一部电影的,你不能够那么快的,我们认为这个环节过去之后,还是要把自己的本位做好,我们是拯救不了整个电影的。

Q:拍电影这么多年,你觉得现在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吗?

A:这几年不太顺心。最近很多投资人真的不太懂电影,他们来插一脚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做文化产业嘛。但他们会和你的意见矛盾,有很大出入,包括投资预算、拍摄角度,甚至现在有了一个很奇怪的方向,他们竟然会带一个剧本来!

但这些人在被我们大力拒绝之后还是会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很好,便找一些不三不四的制作人,一些在混的电影人去帮他们做,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没办法拍的。紧接着他们开始去找一些演员,有一些演员根本不想接,可是他们可能平时只有一两百万的片酬,这时候这些人就会说那我给你一千万。这样子下去,这个市场就完全乱了。有时候我们找到一个演员,他开始时觉得片酬是合理的,几天后,这个演员说要翻三倍,因为某某公司给了更高的价格。现在的市场已经乱成一团了,我觉得目前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泷田洋二郎

Q:怎么看待中国电影?

A:我对当下的中国电影看得比较少,老片子看得比较多,尤其对那种虽然看不到未来,但拼命生存下去的电影感到非常欣赏。除了功夫片之外,还有很多有着大背景与大格局的中国电影,这些电影所展现的历史厚重感令我震撼。我非常羡慕中国电影的宏大场景与规模,这些都是日本电影无法达到的。一些中国电影在表现演员孤独的情绪时,突然将镜头拉远,人站在一个十分空旷的环境之中,这种孤独感会异常明显,而这在日本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很多日本电影人认为,中国电影在未来会超过日本,甚至超越美国。 举例来说的话,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电影《黄土地》,对于黄土高坡的描绘十分精彩。

Q:你的电影《入殓师》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中国的导演也想冲击这一奖项,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A:要充满自信,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展现出来,把自己的人生见解表达出来,这样就足够了。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其实这都可以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题材,走向世界。

Q:《入殓师》在海内外斩获103个奖项,这些荣誉给导演的生活和电影事业都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A:说到带来的影响呢,其实比自己期待的要小一些,我还以为自己能成为国民偶像呢。(笑)得了奖之后,拍摄电影的时候会感到压力很大,不过因此我的抗压能力也增强了不少,总之会更加认真,更加用心。

Q:近年来,日本的票房市场有萎缩的迹象,好莱坞已经不把日本看做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了,对此您怎么看?

A:日本的电影市场确实有萎缩的迹象。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市场会成为世界第一的电影市场,将会成为电影的中心。不过市场也不是最重要的,各个国家都会拍摄出有自己特色的电影。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局势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国家在电影方面的合作肯定会越来越多,我也特别期待和中国导演的合作。

Q:日本的年轻演员之中,你有特别看好谁吗?像你合作过的宫崎葵呢?

A:宫崎葵在中国这么受欢迎让我非常高兴,她的演技非常棒,长得漂亮,又有无限的能量,她能让整个世界变得非常光明。其实日本还有很多的青年演员,他们都非常出色。等看了我的新片之后,你就能看到下次我要合作的是谁了。

Q:早期的从业经历,对后来的电影经历有什么影响?

A:其实这没什么不好回答的,我在早期的时候确实是拍了一些带有色情元素的电影。这属于我拍摄电影的初期阶段,我当时的一些思考和观点也体现在了这些电影中。不管怎么样,这是泷田电影的一个部分。

Q:是不是对生死题材特别感兴趣?

A:生死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人类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人们都会想要逃避死亡,但又不可能躲得掉,这是人类的永恒主题。我们在死亡之后不可能看到自己的葬礼,所以把葬礼作为题材是很好的角度。关于生命、生存、从生到死的一生是每个人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从电影角度来看,把生和死放到一起,用电影来进行思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Q:当今,电影市场涌现出很多的商业片,票房颇高但质量堪忧。面对市场的巨大压力,会对票房妥协吗?如何保持初心呢?

A:对于商业电影的定义是不好把握的,其实我们拍电影就是为了给别人去看的,但拍电影需要很多资金,个人是很难去负担的,一定需要资金的支持,因此资本的回收也是必要的。如果效益不好,就没法再拍下一部作品,这是市场的必然规律。

我认为电影本身还具有一种功能,能让人看完之后感到非常兴奋。比如说我要拍摄生与死这样非常严肃的主题,如果里面没有足够吸引人的要素,这个电影是没人会去看的,就是一部很无聊、很不吸引人的电影。从这层意义来说,电影的娱乐性是不能被完全抹除的。所以什么样的电影才是最好的电影呢,那就是它既可以保持商业性,获得一定的商业收入,同时又能在电影中投放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把创作者自己的思想真正传递出去,这才是一部好的电影。无论是商业电影就是艺术电影,如果有很多观众去看的话,对于导演自己也是一种自信和慰藉,对于商业电影,我觉得应该把握好一种度,不能一味地取悦观众,得保证自己的思想能得到传播,然后又能实现资本的回收,达到了这种平衡的电影才是一部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