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法》与国际法学的引入

程骞旅美法律学者

就在《万国公法》正式印行不久之前，普鲁士军舰在天津海域捕获3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援引该书所载有关领海的国际法原则促成普方释放商船，并赔偿损失

近代国人关注国际法始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期间。当时为了支持与英商的交涉，林则徐请曾在理藩院任翻译的属员袁德辉和耶鲁大学医学博士、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翻译瑞士学者瓦特尔（Emer De Vattel）著作《万民法》（Law of Nations）中有关贸易、外国人以及战争法的章节片段。这些内容后来被收入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之中，但由于内容零散而影响有限。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交事务的日渐增多，清廷逐渐正视国际法的价值。恭亲王奕在奏折中陈言：“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须时日。”朝内缺少西语和法律人才，于是只能求援于外人，而他们很快便找到了完成这一任务的理想人选——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与伯驾一样，丁韪良也是美国传教士，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1950年代便来到中国。一方面为了帮助解决中西外交中的沟通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了结交显要以便传教，丁韪良于1862年在何师孟、李大兴、张炜、曹景荣4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美国学者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定名《万国公法》。

翻译初成，他致信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希望译本得以向清廷引介。恰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请蒲安臣推荐国际法著作，于是在浦的介绍之下，丁韪良携带译稿4本拜访北京。其实总理衙门也已注意到此书，并曾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英国人赫德翻译了部分内容。如今得见该书汉译全本，自然大为激赏。于是，在恭亲王奕的支持之下，总理衙门拨款白银500两，并派陈钦、李常华、方濬师、毛鸿图4名章京对文字进行润色。

1864年《万国公法》由丁韪良创办的崇实馆刊印，曾国藩幕僚张斯桂、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分别作序。该书除有300本呈送总理衙门之外，还向通商口岸各送一本，以便“遇有事件”“参酌援引”。它也的确成为大清外交的有力工具。就在《万国公法》正式印行不久之前，普鲁士军舰在天津海域捕获3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援引该书所载有关领海的国际法原则促成普方释放商船，并赔偿损失。

《万国公法》是当时世所公认的国际法权威著作，共有“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大旨”“论诸国自然之权”“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和“论交战条规”4卷，内容丰富、体系清晰。它是中国首本完整引进的法学著作，对中国近代法学尤其是国际法学的萌发意义深远。丁韪良在这本书中创造性地翻译了不少重要法学概念，为当时和后世的法学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基础。其中如公法、主权、权利、争端、责任、人民、自治、领事、管辖、法院、司法等至今依然为汉语法学界所通用。

丁韪良后来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他不仅亲自教授国际公法，并且与其学生一同继续翻译了《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和《陆地战例新选》。此外，傅兰雅（John Fryer）、丁祖荫等中外学者也先后出版《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万国公法释例》等国际法著作。中国近代国际法研究与教育的蓝图自此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