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法》与国际法学的引入

程骞旅美法律学者

就在《万国公法》正式印行不久之前，普鲁士军舰在天津海域捕获3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援引该书所载有关领海的国际法原则促成普方释放商船，并赔偿损失

近代国人关注国际法始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期间。当时为了支持与英商的交涉，林则徐请曾在理藩院任翻译的属员袁德辉和耶鲁大学医学博士、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翻译瑞士学者瓦特尔（Emer De Vattel）著作《万民法》（Law of Nations）中有关贸易、外国人以及战争法的章节片段。这些内容后来被收入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之中，但由于内容零散而影响有限。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交事务的日渐增多，清廷逐渐正视国际法的价值。恭亲王奕在奏折中陈言：“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须时日。”朝内缺少西语和法律人才，于是只能求援于外人，而他们很快便找到了完成这一任务的理想人选——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与伯驾一样，丁韪良也是美国传教士，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1950年代便来到中国。一方面为了帮助解决中西外交中的沟通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了结交显要以便传教，丁韪良于1862年在何师孟、李大兴、张炜、曹景荣4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美国学者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定名《万国公法》。

翻译初成，他致信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希望译本得以向清廷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