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赵雅楠



有一个家在悉尼

文_赵雅楠

感恩节这天，北京的气温降到了-8℃，我冒着严寒前往丹琳家吃饭。路上接到以前在悉尼一起读书的大学同学的电话，她很兴奋地问我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悉尼时是怎么过感恩节的。我想不起来了，因为即使是在南半球，我过的日子也跟在这里的没有什么不同。那些狂欢之夜并没有在我心中留下印迹，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到家里，面对被蹭脏的脚垫、堆在墙角的韩式泡面和经常堵塞的下水道。在悉尼如此，在北京也是如此。

终于到达朋友家，我俩在厨房里边聊天儿边做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让人心满意足的香气。

看着丹琳做饭，我想起在悉尼的日子。那时我和室友小雨天天做饭，什么鸡翅炒土豆、鸡翅炒蘑菇、红烧鸡翅、炸鸡翅……奇怪的是，我没有对这样明显已经吃腻的东西感到厌倦，丹琳做的炒鸡肉我竟也全吃完了。或许不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是那么在乎吃，我对生活轻微的焦灼感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悉尼时我租住的房子里除了我和小雨，还有两个女孩，一个叫Rita，另一个我已经忘了她的名字。我们一起住了一年之久，却很少打招呼，每次想起来我都感到深深的沮丧，因为这种状态真是又好又坏—好的是让我明白了他人的目光与我毫无关系；坏的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习惯于和陌生人处在同一屋檐下，却失去了好奇心。一句话，我得习惯孤独。

科幻片《火星救援》里，马特·达蒙饰演的宇航员由于一场沙尘暴与他的团队失联，孤身一人待在火星，成了“太空鲁滨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