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怀宇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中国土壤生态理论发轫
——《管子·地员》浅探

周怀宇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公元前7世纪，管子相齐，以土壤生态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个新鲜理论“地员论”，深刻揭示了土壤生态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土壤生态学概念，构建了专门评估土壤优劣的标准——“二十施指针”，辨认了全国90个土壤品种。地员论问世，实施于政治实践，转化为驱动社会发展的宝器，为制定新的土地、人口、赋税、城邑规划政策提供了理论引导和数据支撑，齐国国力迅猛提升。地员论的形成，继承了历史上积累的“辨土”知识，吸纳了同时期诸侯国“辨土”的经验，坚持了艰辛的土地研究与考查，其历史价值、学术地位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第一个土壤生态学理论，第一个生态文明理念的土壤标准，第一个生态文明治国的实践。

关键词：《管子》；地员；“二十施”；相地而衰征；土壤生态

《管子·地员》*《管子》版本为：唐房玄龄注《管子》、明刘绩《管子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安徽大学图书馆藏。参阅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6月版；近现代方家如郭沫若、许维遹、马非百等校释《管子》。，是管子创建的地员论，是关于土壤学专论。管子举全国之力，考察全国土壤，取得系统的土壤学数据，完成了这篇宏论。

地员论提供了当时土壤生态学的新鲜理论，迅速转化到社会实践，为国家制定土地、人口、赋税、城邑规划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促进社会发展，提升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员论，继承了历史上“辨土”学术的丰富积累，汲取同时代各诸侯国“辨土”经验，成为中国最早的土壤生态学经典文献，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可低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

一、地员论的基本内容和学术成果

《管子·地员》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地员”，其研究对象是土壤，内容涵盖土壤结构、草木植被、粮食作物、环境位置、水源水质、人体健康等要素；其主要任务是揭示土壤生态规律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内涵十分丰富，有很多新的创造，提出了 “其施七尺”“地员”“立后”“手实”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概念，阐述了崭新的土壤生态理论体系。

地员论最突出的学术成果有三：构建了“二十施”土壤指针，制定了五种特殊土壤指针，辨认“九州之土”90种。

《管子·地员》篇，全文2401言(不含标点)，即是这三项重大学术成果的记录，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宝贵结晶，值得认真探索。

1．“二十施”土壤指针

何谓“二十施”？以“施”为单位，确立20个标准型土壤，指示土壤优劣等级。每一“施”都有确定的土壤特性、含义，归纳起来，有五个要素：

其一，以“施”为单位，“其施七尺”，即每施7尺，测量地表土壤深度。“土壤”深度，以“至于泉”为界。换言之，地下泉水是界定土壤范围的标志。

其二，土壤所在地形、位置、环境。

其三，土壤性状、地表植被，含木本和草本类。

其四，五谷生长状况。

其五，水质、人寿状况。

每一施土壤，含有上述五要素的占比成分不同，构成了每一施土壤的定义和相互之间差异，形成了20施土壤优劣等级系列。

20施土壤，其采集土壤样本遍及全国(主要是齐国)，适用于检测国内任何区域、地形、位置、环境的土壤，凡土壤符合上述20施指针之一，即可定性为某施土壤。这20施土壤指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测定土壤等级，判断土壤类别，获得土壤属性，认识其使用价值，有利于土地合理开发和使用。

《地员》篇，记录20施土壤指针的文字，有两种特殊表述形式需要解读。

其一，“缺载”项目，文中有一些应该记录而没有记录的项目，留下“空缺”。凡是“空缺”而未记录的项目，并非空白，并非没有调查和研究，而是某施土壤考察研究否定性“结论”。例如“谷物”，种类很多，20施土壤的谷物记录有稻、菽、粟、稷、麦等记载，具体到某一施，没有记录的某种谷物，即是这一施土壤不适宜某类谷物的生长。

其二，有一些共性记录。从第6施到第16施，其土壤性状记录为“庚泥”。所谓庚泥，是一种硬土。房玄龄注曰“沙泥”。《释名》注曰：“庚，坚强貌。”郭沫若《管子集校》释读为：“坚实之泥，故不可得泉。”[1]314又例如，从第六施到第二十施，关于草木类记录，用概括性记录方式，附记于20施文末。

下面制作简表，进一步认识管子这一项成果。

表1　二十施土壤生态简明指针

①庚泥,即硬土。房玄龄注曰“沙泥”。郭沫若注曰“硬土”。依据《释名》:“庚,坚实貌。”参见郭沫若等集校《管子》。

②《地员》曰:“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意为种草本植物生长的规律,按地势高下,有十二层次,即“十二衰”。

2.五种特殊土壤指针

20施土壤指针之外，还有5种特殊土壤。地员论关于这5种特殊土壤研究，内容简明扼要，但是具有重大的社会实践意义。

首先，这5种特殊土壤，农业谷物记录全部“空缺”，表明是没有开垦和种植的土地。

其次，这5种土壤的地理位置都是山区。有关生态环境，仅仅记录很少几种草木。说明不适宜居住，人烟稀少，大多是荒山秃岭。

再次，这5种土壤，在“地员论”中都有冠名，称之为：悬泉、复吕、泉英、山之材、山之侧。每一种土壤都提示了简明属性。

悬泉：位于山顶，土不干燥，生长苗草和蘑草，生长樠树，凿地2尺可见泉。

复吕：位于山顶，生长鱼肠竹和莸草，生长柳树，凿地3尺可见泉。

泉英：位于山顶，生长当归和菖蒲，生长杨树，凿地5尺可见泉。

山之材*房注：“材犹旁也。”:位于山麓或者山膀，生长兢和蔷草，生长格凿树，凿地14尺可见泉。

山侧面：位于山上侧面，生长葍和蒌蒿草，生长刺榆树，凿地21尺才可见泉水。

这5种土壤冠名，即是“地员论”研究结论，也是一种评估。制表如下。

表2　五种特殊土壤指针简表

“地员论”关于这“五种特殊土壤”的研究与记录，对于进一步认识未经开发的土地，哪怕是荒山秃岭，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土地资源的基本情况，加深认识国情。

3.辨认“九州之土”90种

管子运用土壤指针，在全国范围分析测定了90种土壤，称之为“九州之土”。

九州，取“禹分九州”之义(《禹贡》)，泛指全国。即在全国辨认各州土壤生态属性。地员论用16个字概括其主要内容，即：“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意思是经过研究，划分九州土壤为90种。每州土壤有其常规特征，有很多等级。这是地员论的重大研究成果，也是重大贡献。

用现代“评估学”视角，认识地员论“九州之土”，有两层重要含义：一是辨认和论证了90种土壤的性状与生态属性；一是评估了90种土壤的优劣等次。

从评估的视角看，包含4个主要内容。

其一，划分“上中下”三类土壤。上中下三类土壤的划分，其意义在于宏观认识土壤的特性，衡量区域土壤资源。在上中下三类土壤中，选择“十二物”，即12种代表性草木，观察其生长状况及其相适宜的程度。依据土壤地形高下，“或高或低，各有草土”，12种草木分为“十二衰(等次)”，依次是“叶、郁、苋、蒲、苇、雚、蒌、荓、萧、薜、萑、茅”。这12种标识性草木，实际是12个草木系列。

其二，辨认“六土”。在上中下三类土壤中，各辨认6个类型土壤，作为标志，作进一步分类。

其三，辨认“五土”。在六土之中，依据土壤的性状差异，细分5种，称之为“五土”。五土，仅仅是外表性状不同，其优劣等次相同。

其四，设置很多细目，藉以辨认“六土”与“五土”性状和评估土壤等次。有些土壤缺少相应的细目记载，留下“缺项”。这也是一种研究结论。例如“五粟”土，种植谷物“无不宜”；“五凫”土及其以下的土壤，则缺少这样的记载，即是否定。

上述“九州之土”的辨认，无疑是艰辛的研究，是细致的工程。上中下三类土壤，各有“六土”，六土各有“五土”，累计为90种。

这90种土壤，涵盖地区广，类别丰富。每一种土壤不仅辨认其性状与特点，而且评估优劣等次。其中，精华部分，即是“六土”研究。今依据地员论，分别“上中下”三类，制作“六土”简表，便于认识90种土壤的核心内容。

表3　上类“六土”性状评估表

注：表格中的“三土”，指五粟、五沃、五位3种优质土壤。

表4　中类“六土”性状评估表

表5　下类“六土”性状评估表

由上而知，管子地员论研究，在辨认九州之土90种方面，不仅揭示了土壤生态方面很多规律性问题，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生态文明的客观面貌。

4.“三土”辨认与评估

地员论辨认“九州之土”90种，其中，辨认最详细的是“三土”，即地员论称之为粟、沃、位三土。这是三个优良的土壤，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地员论重点揭示了三土的性状、结构、特点、地形分布、功能等，并予以客观评估。三土之中，又依据微小差别，细分5种，称之为五粟、五沃、五位。三土评估的细目很多，总计16项：结构、性状、地理位置、水源、水质、适宜谷物、草、树、药、渔、蓄、殖、果、木、人寿、人情等。评估内容丰富，充分体现出优质土壤及其环境特性。

下面以“五粟”土为例，概述其辨认与评估的基本内容，以窥其研究方法与意义。

“五粟”土外表，有5种颜色，“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称之为“五章”。粟土，正是依据五章之别，而分为五粟。五粟有较为详细的性状、功能、特点以及地理分布。

“五粟”土性状：“淖而不肕(湿而不黏)，刚而不觳(干燥而不瘠薄)，不泞(沾)车轮，不污(沾)手足。”“五粟”土，无论高地低地，都常保持水分，评谓“干而不格，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

“五粟”土功能，适宜种植“大重、细重、白茎、白秀”类作物；“其泽则多鱼，牧则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龟、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芜、椒、连。五臭所校。”

“五粟”土，适宜人居，“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

“五粟”土，水质很好，“其泉黄白(色)，其人夷姤(容颜润嫩)”。

“五粟”土分布：位于丘陵、山地、水边、平原等地形，所谓“在陵、在山，在隫、在衍”。

“五粟”土，“其阴(背阴)、其阳(向阳)”，种植作物“尽宜”。种植“桐柞，莫不秀长”；其他各种树木，“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都生长良好，“群木蕃滋数大，条直以长”。

地员论详细论述了“三土”优质特性，其他种类土壤，都参照“三土”加以比较，衡量等级，排列次序。这是一项特殊的评估模式，也是“九州之土”评估系统中极具特色的研究方法。

地员论确立了明确的“比较”项目，即“蓄、殖、果、木”四项生态状况。经过比较，量化为数据。例如“三土”之下，有一种土壤曰“五蘟”，亦称“蔭土”。“以蓄殖果木”四项对比，其结论是“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含义是土壤质量大约比“三土”弱“五分之一”，这是数据化的评估结论。房玄龄注释曰：“言于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余仿此。”[2]含义是差距是十分之二。依此类推，“三土”之下，其余15级土壤，评估的数据分别是“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依次直至最后三级土壤“五怷”“五纑”“五壏”，“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七”。

二、驱动社会发展之宝器

地员论诞生以后，齐国公布于世，学术成果为社会各界所应用，成为国家以及各个部门制定各种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土地分配、调整赋税、规划封国、城邑建置、开发山海、乃至调整经济结构等社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土地改革、城邑建设、新的经济开发，即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举其要者，考论于次。

1.“相地而衰征”

“相地而衰征”，是《管子》提出的赋税制度。核心内容是区别土地美恶，实施有差别的土地分配和征收赋税。

这是一项新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始于齐国，乃管仲顺时应变的土地改革举措。

实施“相地而衰征”，其关键是“相地”，即区分土壤优劣，实施公正的土地分配。地员论完成了“相地”的学术研究，初步解决了这一关键性问题，推动这一政策顺利实施。

第一，指导“相壤宜”。

所谓“相壤宜”，即因地制宜开垦、种植或开发。《管子·山国轨》篇，列举了多种土壤加以说明，“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这“四壤”各有不同的特性，有适宜生长莞蒲的藻泽地，有适宜生长竹箭檀柘的山地，有低下可以蓄水的涝洼地，有适宜生长鱼鳖的池塘，结合土地资源的特点，分别加以利用，深化经济开发。

管子地员论确立了“相壤宜”的土地开发战略，这是尊重土地特点和自然规律的进步思想。

第二，支撑“地均”政策。

“地均以实数”，这是《管子·乘马》篇记载的一项土地改革政策。何谓“地均”？何谓“实数”？先说明实数。就是核实可耕地的数量、瘠沃等，包含生态状况。在“实数”的基础上，根据土壤级别折算。经过折算，分配耕种土地。这才是“地均”。如何折算，这同样是一件难事，地员论解决了这一疑难。

第三，“轻征”赋税。

“相地而衰征”，是普遍性的赋税政策，对于特殊土壤，需要减轻赋税，称之为“轻征”，是相应的惠民政策。《乘马》篇曰：“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由上而知，地下十一仞见水的田地易旱，应减轻租税十分之二三，十二仞见水的减轻十分之三四，十四仞见水的减轻十分之四，十五仞见水的减去一半。征税减免细则，其理论依据即是地员论，增强了赋税的公正性。

2．引领城邑建置

“地之守在城”，这是管子的战略思想。其核心内容，建置城邑，构建经济文化中心，推进土地开发。其实质是推进城镇化。

春秋时代，衡量国力大小，往往考量城池多少。两国交兵，胜负也以攻城夺邑多少为标志。管子依据地员论，制定一系列土地政策，推进城邑建置。

其一，“均地”引领城邑建置。

《权修》篇阐述了建置城邑的思想，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精辟论述了“土地”“人口”和“城池”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制定了相关的土地、人口政策，推进城邑建置。其中关于城邑建置的土地划分，《乘马》篇提出了具体政策，曰：“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

上述关于封邑占有土地的分配数据和土地级别之间的比例，即是一项规划城邑建置的“均地”政策。

这一政策中，有“上地”“中地”“下地”，依据土地级别，授予土地，建置封国国都、都邑、卿大夫士的采邑等等。国家授予土地，必然会遇到土地优劣，实施“均地”政策，用加减土地面积来调节土地优劣，趋于相对公平，鼓励封国、采邑的积极性，加速城邑建置的进程。

其二，优化城邑选址。

建置城邑，如何选址？地员论为选择城邑建置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指标，启迪和普及了居住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认识。在“三土”分类和“二十施”指针中，即有生态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论断。依据上表，略择几例如下：

五施之地，“其水仓，其民强”；

四施之地，“其水白而甘，其民寿”；

五粟土，“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

五沃土，“其人坚劲，寡有疥骚，终无痟酲(头痛眩晕)”。

五位土，“其人轻直，省事少食”。

上述记载，体现了对于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认识，启迪了人的“生态”意识，指导人们选择居住环境；这一意识，也转化为各级封邑主选址的自觉行为。《立国》篇记载了一份城邑选址的文件，其文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其含义是凡营建都城，应该注意选址。一般建在大山下，或者大河旁。城址高度不可高到遭受干旱，要有充足的水源；低不可低到太接近河流，这样可以节省防水沟堤的费用。构建城郭，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凭借地势，不必拘于方圆规矩，道路也不必拘于平直。以上三言两语，表述了关注生态环境的选址思想。《度地》篇，又有进一步论述，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上述城邑选址的思路，鲜明体现了重视生态环境的观念，而这正是地员论在社会实践的深刻影响。

其三，加速了城邑建置进程。

燕昭王时期，乐毅“攻齐，下七十余城”(《战国策》卷30)，反映了齐国拥有城邑的数量，这在诸侯国中，名列前茅。这虽然是战国时期的历史，这一历史事件，透露了一个信息，海岱之间，这70多座城池的建置，正是管仲推行城邑建置思想路线的结果。管仲时代，齐国城邑建置，“国”之下有“都”“州”“术”等，《管子·度地》篇，曰：“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

各级城邑建置，不仅加快城邑发育发展的速度，客观上也扩大了土地开垦与开发，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3．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地员论指示了很多土地不适宜农业生产，辩证启迪了其他经济开发的用途。

“官天财”，这是管子独创的学术命题，提出了开发天然资源的新思路，如山林、海洋、河流、湖泊、矿藏等。

《管子·山国轨》篇论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开发新的经济资源，对于不能够生产粮食的土地，制定“官天财”“官山海”的开发政策，组织百姓投入山海经济的宏大事业，这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山至数》篇论曰：“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含义是国家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地数》篇论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地数》篇又论曰：出铜之山467，出铁之山3609。这些信息和数据，正是来源于地员论“五种特殊土壤”的开发和利用。

三、《地员》诞生的背景与条件

地员论之所以诞生，有多方面历史条件。从学术源流看，继承了周王朝长期积累的辨土之术；吸纳了同时期诸侯国的土壤资料；从社会背景看，土地制度变革成为历史潮流。

1．继承前人的学术成就

地员论问世之前，关于土壤的研究与考查，已经有了较为丰厚的积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长期土壤研究的积累，二借鉴同时期各诸侯国土壤资料。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业史，土壤的考查和研究起源很早。《尚书·禹贡》，划分全国为九州，记录了各个区域的土壤。《禹贡》冀州之域，“厥土惟白壤”，扬州之域，“厥土惟涂泥”，即是关于今河北和江淮一带土壤的记载。《周礼》，亦称《周官》等文献亦有很多记载。《周官·职方》和《周官·地官·大司徒》等篇，记载了管理土地的官员：

大司徒，佐王管理全国土地、地图和人口。

大司徒之下，建置四个部门：即土会、土宜、土均、土圭之官，各有职责。

土会之官，掌“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其中“五地”，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土地。需要统计土地多少和生物生长的特性。

土宜之官，掌“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即管理人民居住的生活环境，辨明12种土壤，考察12种土壤上的生物，包含动植物。

土均之官，掌“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郑玄注：“均，平也；地贡，贡地所生，谓九谷。”

土圭之官，掌“土圭之法，测土深”。

《周官·职方》篇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周王朝建立了“朝觐”和“贡赋”制度，为全国土壤和生态信息提供了交流的渠道。各个诸侯国，每年春秋两次入京述职。春曰“朝”，秋曰“觐”。《礼记·乐记》记载：“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贡赋制度，是诸侯国向天子进贡本地物产。这两项制度，包含各地土壤的重要信息。为地员论收集“九州之土”的土壤、生态、作物，人寿等信息提供了学术来源。

周王朝的土会、土宜、土均、土圭四官，专门负责“统计土地”“记录物产”“调查粮食作物”“制定贡赋”“丈量土地”等，留有宝贵的档案，为管子地员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地员论正是在相关资料丰厚积累的基础上，向前大大跨越了一步，提出“地员”的新概念，这是超越“土壤学”，跨越“生态学”的概念。虽然当时尚没有“生态”的名词，其内涵已经迈入“生态学”了。

明代学人评价：“《管子·地员》之篇，百谷草木果蔬之属，无微不具，所以辨水土之性，观万货之原，以为斯民衣食之基本也。”[3]清代学人曰：“《管子·地员》篇有赤垆、黄唐、黑埴、青商、白壤之名，皆祖述禹贡之遗意也。”[4]明清学者的评价，梳理了“地员论”的学术源流，也评价了“地员论”理论的突破与进步。

2.“聘享”各国，广泛交流

朝觐，是诸侯朝拜天子制度；聘享，是诸侯互相访问的制度。诸侯国相互之间的访问，有很多主题，如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诞辰庆贺等(《左传·昭公三十年》)，形式多样，或国君会盟，或相互派遣使节。这一制度有利于互相交流，互通有无，互惠互助。

管子相齐，充分利用这一制度，促进诸侯国联盟，加强相互交流。据《小匡》篇记载，管子任用贤臣隰朋为“行人”，主管外交事务，积极通使各诸侯国。他们派遣曹孙宿通使楚国，商容通使宋国，季友通使鲁国，徐开封通使卫国，匽尚通使燕国，审友通使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千人”，遍访各诸侯国，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多带财币，交结四方。

“游士八千人”的使节队伍，历史上绝无仅有，仅见于管子执政的大规模使节访问。《管子·小匡》记载，齐国使节，主要使命有三：其一，“收求天下之贤士”，为齐国招聘贤才；其二，“鬻之诸侯”，加强友好往来与贸易，甚至直接签约贸易；其三，所到之国，需“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亦即考察各国国情，为齐国提供外交决策。所谓“观其上下”，包罗内容广泛，包括考察各国土地资源，采集土壤资料，为地员论提供情报。

3．地员论在土地矛盾的风口上诞生

春秋初期的齐国，面临重大的社会变革问题，土地制度出现深刻矛盾。这不仅仅是齐国，而是全社会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问题，经济基础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管子执政，积极应对土地矛盾的风口，举全国之力，开展地员论研究，正是顺应时代为迎接齐国土地制度的复杂变革作出积极准备。

早在周厉王时期，就已经遇到了土地制度的尖锐矛盾。厉王变革，《国语·周语》云：“厉始革典。”革典，就是革“籍田”之典，质言之，废除公田。

厉王“革典”，遭遇保守势力激烈反对，发生了“国人暴动”，以失败而告终。

宣王继位，坚持厉王改革路线，推行“不籍千亩”“料民于太原”等重大土地改革。同样遇到阻力，宣王不惜动用武力，平息了矛盾冲突，稍稍前进一步。

宣王之后，一直到东周襄王，不断发生土地问题争端，土地所有制的矛盾日趋尖锐。齐桓公、管仲正处于周襄王时期，管仲历时19年，完成地员论，施之于政。齐桓公十九年(公元前668年)采纳管仲建议，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政策，重新分配土地，平稳实施土地改革(《国语·齐语》)。其后，晋国于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案田而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施“初税亩”“履亩而税”。此后，楚、秦、郑等国也实施类似改革。楚国“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秦国“为户籍”(《史记·六国年表》)，形成了历史大势。

四、地员论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生态文明史上，地员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揭橥生态文明，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

1．第一个提出土壤生态理论

地员论是一个新理论，是历史上首次阐述土壤生态理论。

“地员”一词，始出《管子》，也仅见于《管子》，体现了学术上的独创性。“地员论”之前，反映土壤研究的历史，在《禹贡》《周官》等文献有一些记载，没有上升为理论。《禹贡》九州之土及其物产记载，旨在“随山刋木”，明确九州分界和贡赋；《周礼·大司徒》有一些土壤记载，旨在建置管理机构和规定官员职责。继之乃是《地员》，系统论述了土壤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很多专有学术概念，总结了土壤与生物环境的内在规律，界定了土壤标准，评估了土壤等级，尤其是90种“九州之土”和“二十施”指针，不仅收获重大成果，而且为转化社会实践，成为治国之利器。

地员论在历史上同类文献中，被视为“辨水土之性”的土壤学里程碑。历代农学、尔雅类百科、政书、类书、丛书中被广泛收录、摘引。晋郭璞注《尔雅》、宋邢昺疏《尔雅》、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玉海》、宋李昉《太平御览》、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明人编纂《古微书》、明方以智撰《通雅》、明唐顺之撰《稗编》、明陈士元《论语类考》乃至《四库全书》等，均收入或者引论《地员》。

地员论学术概念清晰，扩展了土壤研究领域。以“土壤”为主体，凡土壤相关联的问题，结合社会实践需要，都纳入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含有地表土壤，规定了土壤层的范围，即以见到地下泉水为标志，最深20施，即140尺。土壤环境、覆盖土壤表层的草本植被、木本植被、“九谷”作物、水资源状况、质量等；最重要的是环境与人寿、人情之间联系的剖析，体现了人物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刻揭示，凡此等等，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远远超出了土壤的概念，涵盖了各种生态学意义，不仅惠及当时的社会历史，也为人类生态文明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2．第一个测试生态文明的土壤标准

地员论在土壤研究方面，构建了土壤评估的多种模式，制定了系统的土壤标准；依据数据，评估土壤优劣，排列土壤等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研究性评估，创造了中国土壤评估的开端。

用当代评估学的视野考察，地员论的土壤评估，有很多特色，也其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评估形式多样性。构建了多种评估模式，架构庞大而又内涵清晰。“九州之土”90种，分门别类，品种有梯级。其中，“上中下”“十八级”“三土”等框架性分类，学术概念明晰；“蓄殖果木”四项分类比较，自“无不宜”至“不宜”等7个梯度评估，形式叠加，从不同的视角，确认土壤属性，减少了误差。

其二，自成评估系统。“九州之土”90种，基本上包含全国土壤类型，依据地形、特性、生态环境、人土关系等，细化土壤鉴别标准，排列优劣等次。制定了评估指标16项，90种土壤，累计完成1440项评估标准。上述各种列表，可窥评估系统之一斑。有些列表有很多栏目是“空缺”，这是评估的终端形式，是评估之后的一种结论。

其三，指标明确操作简便。地员论制定土壤标准的终端成果简明扼要，检测土壤十分方便。例如“二十施”和“五种特殊土壤”指针，指标清晰，逐项对照，即可获得结论。在社会实践中，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土地资源，各方面对于土地资源的需求不一样，需求土地的种类也不一样。在当时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权的分配越公正，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越有利于充分开发土地资源，促进经济繁荣。

地员论的评估系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评估理念，这在那个时代，是空谷足音。

3．第一个重视生态文明的治国实践

地员论，是体现生态文明的理论文献。管子举全国之力，完成了这一理论创造，并且依据这一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深化国家政治、经济改革，推动社会发展，也推进了历史上生态文明的进程。从科学发展观看，这也标志了历史上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取得了重大进步。

考察《管子》对于“天”的认识，即可见一斑。

《管子》记述的“天”与殷周以来的“天”相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表现了很多新的含义。其一，强调自然之天，就是与地对应的天，包含日、月、星辰的天。《形势》篇论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仍然存在。其二，强调时令之天。《七法》篇论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主张顺应规律，抓紧农时。《牧民》篇论曰：“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其三，生态之天。自然界有山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等万象。《立政》篇论曰：“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山国轨》篇提出“官天财”，就是主张开发山海之利，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其四，天下之天，即指社会之义。《牧民》篇论曰：“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主张积极进取以求社会进步。

《管子》也有“天子”的记载，这是顺应历史习惯的称谓，管子推行“尊王攘夷”路线，扶持周襄王继位，是襄助桓公建立霸业，非天命观念所支配。

《管子》在《牧民》《立政》《乘马》《四时》《禁藏》《度地》《水地》《地员》《五行》等篇，所有关于“天”的论述，都是自然或者生态方面的内涵。尤其是《五行》篇，提出“人与天调”，表明了以人为本，顺应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思想，地员论正是这一思想认识在学术上的开花结果。地员论诞生，不仅直接支撑了各种改革，其生态文明的最新理念成为支配社会改革的治国思想。

参考文献：

[1]郭沫若.管子集校[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房玄龄.管子注·卷19地员[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3]畿辅通志(雍正十三年)·卷56.土产[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4]徐文靖.禹贡会笺·卷一[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责任编辑：谷玉梅)

中图分类号：B2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6)01-0010-09

作者简介：周怀宇(1946-),男，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

收稿日期：201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