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安培华学院校级课题成果（课题编号：PHKT20140741）

摘  要：“红色经典”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对红色经典文本的传统研究只是把其放在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进行。由于“红色经典”特殊的时代性，传统的研究大多是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某个具体的文本展开阐释，而并没有从宏观角度去整体把握，所以其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着眼从审美层面去发掘“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以此来反拨以往文学史的政治评价标准。

关键词：当代;红色经典;审美特征

作者简介：徐翔（1981-），女，汉族，河南南阳人，现为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5-0-02

“红色经典”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对红色经典文本的传统研究只是把其放在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进行。由于“红色经典”的时代性，传统的研究大多是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某个具体的文本展开阐释，而并没有从宏观角度去整体把握，所以其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宏大主题”、“宏大叙事”、“英雄情结”是这类作品共同的主题。但新时期以来，随着人学主题和人道主义思潮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红色经典一度被读者和评论家遗忘了，如何让红色经典在当代社会重新被人们接受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着眼从审美层面去发掘“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红色经典”文学中很多特质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如作品中体现出的对古典文学的传承，对民族化的追求，对民间文化的借用等。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品从新的角度去挖掘其蕴含的审美价值。

一、红色经典与民族化

从本体论看，“红色经典”确实不愧为“经典”。经典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同样，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经典的存在，确实首先有着它自身的存在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因子发生着相互的作用，从而保证这种生成作用自从诞生起便开始了保值与等值的过程。总之，红色经典这种自身的价值是穿越了历史之帷，奠定了自身无限发展的过程。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以来，更多的是强调“欧化”，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追求，这种风格的创作虽然被认作是进步的创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中国特色，并不符合大众需求。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解放区，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化、大众化”这种观点，情况才得以改善。当时解放区的一些创作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进入当代文学时期后，解放区的传统自然成为当代文学的指导方针。很多“红色经典”自觉把追求民族化作为一种审美价值并体现在小说创作中。

民族化即中国特色，以梁斌的小说《红旗谱》为例，该小说具有强烈的民族化特色。小说取材农民革命战争，题材本身就极具中国特色，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反割头税运动”、“高蠡暴动”的描写中，看到的是中国农民特殊的斗争道路和斗争方式。小说的发生地冀中平原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燕国、赵国的地界。我们也熟悉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发生过荆轲刺秦王这样慷慨悲歌的故事。也许是受到这样英雄先辈的影响，小说的主人公朱老忠身上更多体现出了传统农民英雄的特点，并体现出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光彩。同时小说的发生地冀中平原也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环境所在，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了冀中特有的滹沱河、千里堤、白杨树以及瓜棚柳巷的场景。这些景致和民风民俗洋溢着冀中平原特有的乡土气息。小说《红旗谱》正是把民族化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而体现在了小说的创作中，从而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性的审美价值。

二、红色经典与民间叙事

“红色经典”文学所处的时代，是极其强调文学的政治色彩的时代，由于大部分作品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厚，从而导致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欠缺。但有部分作品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如果除掉那层政治外衣，会发现作品在内涵上是充满了文化味的，尤其是远离官方文化的民间文化。相当一部分“红色经典”作品虽然在主题指向上仍然坚持政治性，但在故事内容人物设置上却借鉴民间文化，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

民间文化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它存在于社会底层，是由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由于产生自民间，这种文化更多带有某种娱乐的倾向，是一种满足底层老百姓精神需要的产物。不同于诗文等高雅贵族文化，民间文化产生自劳动人民手中，而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也就决定了民间文化必须以通俗活泼的形式存在。民间文化有诸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可以以物质形式传承如剪纸等;但有的是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出现，如民歌、传说、戏曲、评书等曲艺形式。如果仔细阅读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会发现为了迎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宗旨，同时考虑到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很多作品就融入了民间口头文学等因素。

以著名作家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为例，我们来探讨一下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民间文化。这部作品是一个典型的“红色经典”文本，主人公李双双符合那个时代对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但读过作品，会发现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李双双身上大公无私、嫉恶如仇的品质，而是李双双和丈夫孙喜旺之间打架斗嘴等充满生活趣味的喜剧性场景。小说的人物性格设置是李双双强势，孙喜旺弱势，在两人的打架斗嘴中永远都是孙喜旺落败。这种女强男弱的人物设置极具喜剧性，其喜剧性正来自于对民间曲艺的借鉴。小说中主人公李双双和孙喜旺的人物设置有点模仿民间曲艺“东北二人转”，一个旦角，一个丑角，一唱一和，李双双大公无私，孙喜旺胆小自私，两人之间由于性格不同会产生一系列摩擦，这些摩擦又产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这部小说以借鉴民间文化从而使自己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与李准同时代的赵树理也是一位展现民间文化的圣手。赵树理在1950年写过一部短篇小说《登记》，小说后被改编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小说的情节设置有点模仿《小二黑结婚》，是反映新时代农村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小说。从政治角度看，小说仍然具有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性，宣传和歌颂了新的婚姻法对于人的爱情生活的保障。小说中艾艾、小晚等年轻一代青春富有活力，大胆冲破农村包办婚姻的传统，追求恋爱婚姻的自由。但作品中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年轻人，而是艾艾的母亲小飞蛾。小飞蛾在作品中就是一个饱受封建婚姻折磨的女人，小飞蛾婚前在娘家有自己中意的人，但这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农村被视作“作风不正”，而且婚后受婆婆的虐待和丈夫的毒打，慢慢便麻木地安于包办的婚姻生活。和《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一样，小飞蛾对于艾艾的爱情起先不同意，也一度阻止过，但小飞蛾毕竟又不是三仙姑，内心深处还是疼爱女儿的，她终于认识到不能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最终支持女儿的婚事。这个角色不像三仙姑惹人厌，甚至会令人同情她。作者在塑造这个角色时候，并没有一味地按照意识形态要求对其大加批判，反而更多地保留了民间底层女性的生活场景及其民间文化的内容，充满了对旧时代女性的同情。作品选择了民间视角而抛弃了政治视角，同时因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使作品具有了真实的艺术魅力。

对以上两位作家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红色经典”文本始终与民间文化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恰恰是作品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

三、红色经典与古典

我国的古典小说在明清时期非常发达，类型众多，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红色经典”文学的产生时代，虽然主要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但很多小说尤其是革命通俗小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大量借鉴了古典小说的写作套路。它们以离奇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紧紧抓住了读者。

以小说《烈火金刚》为例， 详加分析，就会发现《烈火金刚》是对古典武侠小说的模仿。武侠小说在中国历史已久，从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白话小说到今天大为流行的港台武侠小说，它是通俗小说的一种类型。这类作品大多以江湖侠客为主人公，写他们见义勇为、锄强扶弱的故事。但不论什么时代，武侠小说总会有我们熟悉的写作套路，比如复仇、夺宝、除魔争霸的桥段。以“复仇”桥段为例，这种桥段在武侠小说中被反复使用，似乎复仇成为主人公成长的一个关键过程。这种桥段往往以主人公家逢巨变灭门开始，为报家仇主人公从此走上漫漫的复仇之路，受尽千难万险，然后遇到高人指点武功或者机缘巧合获得某种武学秘籍，最终复仇成功。小说《烈火金刚》中也演绎着众多复仇故事，但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作品中家仇上升为阶级仇、民族恨，这是受时代意识形态要求的必然。主人公丁尚武出身贫寒，父母都被地主迫害致死，在复仇过程中，他自己也遭受种种苦难。他最终参加了革命，跟着党来报家仇，只不过他没有把报家仇当成唯一的目的，而是把家仇上升为国恨，最终为解放整个被压迫阶层而奋斗。只不过这种复仇故事在作品中被笼罩上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

从作品结构来看，小说《烈火金刚》也使用了古典传奇小说通用的手法，如章回体的结构安排、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而且这类通俗小说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会设置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烈火金刚》也有类似的情节安排，小说故事精彩，每个小故事稍加润色剪辑，就可以写成传奇短篇。这些对古典小说的借鉴使作品在今天看仍不失为一篇引人入胜的现代武侠小说。这种对古典小说的借鉴使得作品具有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价值。

“红色经典”虽然是某个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作品慢慢被人们遗忘。但这些作品其实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需要被发掘，让红色经典文学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走进大众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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