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萌

据报道，北京的年诊疗人次高达2.2亿，日均有70万人次的外地患者来北京看病。这些患者纷纷涌向北京，扎堆于北京各大知名医院挂号求医，最基本原因就是北京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且优质资源多，有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高水平的医师，而“找大医院，找好大夫”，正是患者求医时最迫切的心理。加之媒体经常宣扬“有病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治疗”，这一切都助长了北京知名大医院“看病难”这一顽疾愈演愈烈。

众所周知，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及经济管理和决策中心。近些年来，北京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看病中心”。

在“全国看病中心”，难的其实并不是找医生看病，而是在挂号环节。2016年1月30日在网上热传热议的女子怒斥“号贩子”的新闻，引发了广大老百姓心中强烈的共鸣，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评论声、同情声、责骂声、怒斥声……比比皆是。随后，北京市卫计委正式部署各大医院严格执行“实名制”挂号，而且会在全市范围内加强对“号贩子”的排查和惩处。由此可见，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网上视频，但却是一个大大的社会现象，它刺痛的是人们关于“看病难”的心结，揭开的是“号贩子”屡禁不绝所带给人们的无奈。他们倒卖社会稀缺资源，谋取个人利益，加剧了“看病难”这一现象，让老百姓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人们会在非常无助、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惜花高价钱来寻求“号贩子”手中那根“看病稻草”的“帮忙”，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看病难题有解无解？众说纷纭。下面，让我们再一次对其探究一番——

“挂号难”现象解析

国内多个城市的医院都有挂号预约平台，但是，尽管这些平台规定必须进行实名注册，即便输入的是编造的姓名和号码，只要格式正确，也可以注册成功进入预约流程。也就是说，所谓的医院实名制，其实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号贩子”刷号、囤号的机会。由于网络预约挂号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他们往往利用网络挂号系统囤下大量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然后利用其他方式寻找需要的人群。找到之后，利用时间差，把之前的预约挂号取消，再换成病人的真实信息瞬间抢回，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完成了“偷梁换柱”的大工程。

即便是“最为严格的实名挂号及就诊制度”下，那些无法出示有效证件，或者证件和患者真实信息不相符的情况，医院和医生也只是在名义上有权利拒绝其挂号申请和就诊服务，实际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比如儿童没有身份证，而急诊也不可能因为没有身份证而拒绝病人。

除了这种线上的BUG之外，“号贩子”还采取线下蹲点的传统方式方法。尽管这样很辛苦，但这却是在北京大医院挂号的最有效方式，简单，直接。

所以说，所谓实名制对于“挂号难”来讲，并不能解决太大问题，对于“号贩子”更像是形同虚设一般，作用不大，一旦“上有政策”，他们就会“下有对策”。出现这一现象最核心的原因还是患者数量过于庞大，在这样的需求量下，给了“号贩子”们很大的生存空间。

春节刚过，有些单位还没恢复正常上班，“号贩子”们就已经“准点”开工了，而且明目张胆，公开叫卖，无视医院保安人员。

据各大新闻网站相继报道，在北京妇产医院，“号贩子”与其“顾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谈论条件，讨价还价。而对于这种现象，医院的保安人员则熟视无睹，表情木然地站在一旁。

北大口腔医院一名连续三天半夜排队，都未能挂上口腔黏膜专家号的老大爷通过观察发现，“号贩子”也有分工——老板负责在门口招揽生意，而负责排队的是他所雇佣的一帮人。由此可见，这个“号贩子”市场之强大，已经催生其产生了“企业化表象”。

诚然，“挂号难”与“号贩子”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但“挂号难”的现象也有着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彻底解决并非易事，只能是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多面管理这个“看病难”的先头兵。

明知看病难，依然要北上

“我当然知道北京看病难了，可是这里看得好啊。”这是袁女士一直在跟笔者强调的一句话。袁女士是带着她丈夫从一个县级医院来到北京看病的，仅仅只是因为在一次单位例行的体检中发现有问题，县级医院进一步检查后建议到上一级医院继续深入检查。结果，他们全家直接跨过市级、省级医院，投奔北京。

“就算去了市级，也只是二级医院，省级医院也不在我们家门口，还得舟车劳顿一通，到那儿人也多。我们还不如直接就来北京检查，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北京治疗。我们也知道在北京看病很难，比在我们家门口要麻烦很多，可是这样是一步到位啊！”面对袁女士所说的这些，笔者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由于张先生（袁女士丈夫）可能会需要其早晨空腹抽血检查，故他们到北京的当天无法进行，于是他们先住进了协和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内，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以便第二天起大早去医院排队挂号。

第二天，笔者8点赶到了协和医院准备跟袁女士夫妇俩碰面，结果在现场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电话联系后才得知他们被协和医院挂号的壮观场面所震惊，震惊之余用理智考量了一下当时的状况，决定放弃协和，转而换到宣武医院。当笔者也跟随转战到宣武医院的时候，看起来相当沧桑的两个人充满无奈而又欣喜地告诉笔者，“挂上号了，下周的，可以看主任专家。”简单的几个字让人又喜又忧，喜的是总算可以挂上满意的号了，忧的是距离“下周”的到来还需要再空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于他们这样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个星期在北京可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吃住行各个方面都是不小的难题。他们不再选择住酒店，而是在医院附近找了个相对便宜的旅馆。“据说有的人需要住的时间比较长，附近还有出租地下室的，价格非常便宜。但我觉得那样对身体不好，毕竟我们是来看病的，别病还没看好呢，再住出病来。”袁女士对于自己的选择，每一次都充满着理由。

“正好这一个星期，我们也可以在北京转一转，好好看看。”附和着袁女士的这句话，张先生轻轻地点了点头，尴尬的笑容里夹杂着显而易见的无奈。在笔者的追问下，得知他们这么坚持来北京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在体检中查出张先生肝功有异常。加之张先生家族中有好几代人都死于肝癌，由于肝病具有较强的遗传性，这一下就致使他们异常敏感，异常坚定地要来北京进行确诊。即便问题不大，他们也坚持要求北京的专家给其作出相应的诊疗建议。“只有北京的医生，我们才相信。”“只要能看上这边的专家，什么衣食住行，统统不是问题。”从昨天到今天，袁女士对于北京专家的推崇溢于言表，尽管协和医院挂号大厅的“人山人海”架势，及当时“号贩子”所抬起的“号价”给了她一个很大的“下马威”，却更加坚定了她的观点，那就是——“你看这么多人都来北京看病，肯定是这边看得好呗，事实说明了一切。”

一周后，笔者向袁女士询问情况，得知他们已经看过专家，带着专家的诊疗建议和各种药品准备回家了。袁女士用带有极度幸运的语气说：“幸亏我们是来北京看了，得到了医生的建议和意见，这样才放心，要不然真等情况严重了，就麻烦了呢。”

袁女士夫妇俩回去了，他们回去之后肯定还会给更多的人宣扬北京看病看得好，增强了人们对于北京治病的好感。接下来应该会出现更多的“袁女士”来北京看病，即便他们知道号有多难挂，专家有多难见，但他们依然还是会“迎难而上”，坚信来北京是最正确的选择。

客观来讲，不是所有病都需要来北京看，比如上述情况，完全可以不用来北京。但是人们依然选择过来“凑热闹”，而有些病却真的是必须来北京“凑上一凑”。

有些病，不来北京真的不行

“如果有办法，我们也不想折腾到北京来啊，大人孩子都遭罪。”说这话的是一个10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不到一岁的孩子已经跟随父母辗转了好几家大医院了。最终，在医生的建议下从遥远的南方来到了北京。这个小小的主人公住在北京儿童医院里，浑身上下都被扎满了针，于是她妈妈自嘲般地称呼她为“小刺猬”，听起来就让人心疼。

“小刺猬”的病最终被确诊为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PRF1基因突变），化疗也只能是维持病情，根治此病必须要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类似于这种级别的病情，即便患者本身及家属并没有明确的要求来北京求医，医院也会强烈建议或者直接转送至北京相应医院，毕竟在生命面前，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

笔者的大学同学小蔡毕业后在某省会城市结婚定居，生活过得相当安逸。只是婚后的他们一直无法生育，尽管在当地的医院做过无数次治疗，甚至连一些民间的土方子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试验了很多，但一直未遂人愿。

在经历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医院之后，小蔡终于决定跟她那不能随便请假的单位请了个长假，来北京看病治疗。不孕不育在疾病排行榜上，算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病种，一般来讲，患者都要到大的医院来做检查和治疗。尤其是像小蔡这样，在地方医院里确实没能看出实际效果来，那么寻求更高一级的医院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小蔡第一次来北医三院看病之前，在买好火车票之后，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笔者，夹杂着兴奋的语气告诉笔者，她要来的医院是北医三院，然后跟笔者详尽地了解乘车路线，及是否要与同学见面等等。

一年之内，小蔡具体光顾北医三院多少次，笔者也无从统计，只知道她一定是没少来，多到后来都不再想见面了，多到她亲自说：“我真的来烦了，每次过来都累到要死。除了在火车上有卧铺或者高铁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其余的时候全都是站着、排队、站着、排队……每次看完病，在回去的火车上我都咬牙发誓，下次再也不来了，宁可不看了，也不想这么辛苦。可是每次回去，周围人都说‘还是北京看得好，去北京去得对之类的鼓励。那么多人都来北京看病，不都是挺辛苦的嘛，大家都一样，看病嘛，总不会太舒服了。想到医院里那么多的同类人，甚至有的比我还远，立马就又有劲儿来北京了。”

再后来，小蔡是什么情况，笔者也不是很清楚了。据说她在医院里结交了几个天南海北的病友，彼此之间互相鼓励和支持，笔者的“加油声”也就自动退居二线了。不管怎样，希望能够早日结束她的北京看病之旅吧。

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大部分人所谓的疑难病症其实都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来北京看病的理由。所谓的疑难病症判断标准，很多时候除了医院专业的评定之外，往往都只是人们自己的一个评判而已，所以，需要来北京、必须来北京的病便会越来越多。

来北京做治疗，图的就是个心里踏实

来北京看病的外地人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其实原本在地方医院已经确诊过疾病类型，甚至也都有了治疗方案。即便这样，他们依然选择来北京的医院，其实也就是为了图一个心里踏实。

老马就是因某市级二甲医院某主任的一句话，而来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进行治疗的。他的血管不好本来就是常态，在地方单位的时候，保持着每年都要有两到三次为期一周的输液进行血管疏通。一来二去，老马跟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成了好朋友。在某次输液期间，老马跟他们聊天，无意间主任跟其他人说到，他们科室要选派医生到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进修的事情，提及阜外是全国心血管方面级别最高最权威的专科医院云云。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这一句话使得老马坚信自己的毛病虽然病龄很长，但是到了如此高级别的医院，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正在进行中的输液疗程，直奔北京阜外医院而来。

到了北京阜外医院，在经过了各种相关检查之后，其结果跟原来在老家医院相差无几，治疗方案也如出一辙，可以说来与不来对老马来讲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可是，他还是认为来北京来得对，他说即便来之前知道可能会是老状况，但还是来了才踏实。

像老马这样为了求踏实而来的患者还有不少。笔者经常光顾的一个盲人按摩诊所内的按摩师小李师傅告诉笔者，像他这样的盲人，每年都需要去医院进行一段时间的治疗。在北京同仁医院，据他粗略估算，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患者都是从外地风尘仆仆而来的。小李师傅结识的一个盲人按摩师傅小薛，并没有太严重的病情，就是每年一次的常规诊查，一般的二级以上医院眼科都可以进行。可是即便小薛所在的城市有个市级的眼科专业医院，他也还是不惜每年都牺牲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为看病而放下当地工作。其实仔细计算一下，两三个月的时间，对于盲人按摩这个行业来讲，也将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呢。更何况来北京看病，不仅仅只是放弃了老家挣钱的机会，而且还需要支付来北京的消费费用。这么显而易见的一笔账，对于小薛却是简单的一句“多少钱，也买不了来北京看病的踏实”。

的确，北京的医疗资源确实让人踏实，也正是如此，才有如此之多的人为了这个踏实的感觉而不惜一切代价地“赴京看病”。这些人群有的代价大，有的代价小，各不相同，总之，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渠道，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渠道里，求助相应亲朋和机构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

求助相应亲朋或相应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北京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人们相继而来，使得在其他无论哪个城市哪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拥有至少一两个亲朋好友在这里生活。当患者有看病需求的时候，自然便想到了“有人在”的北京，而且“有人在”这一有利条件，会使得北京成为当之无愧的首选，丝毫不在意这所谓认识的“熟人”在北京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像只要这个亲朋人在北京，能够知道医院在哪儿，能知道怎么乘坐交通工具到医院，就一定能帮助自己看到好医生一样。这种心理虽然没缘由，但却是那么笃定。

这些年来，为帮助外地患者来京就医的医疗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这些中介机构有大有小，基本上都是整合了一部分医疗资源，以此来帮助患者在北京看病就医，然后根据所提供的服务大小，采取相应的收费标准。

现在智能手机的使用率、微信的普及程度之高，使得各行各业都对其见缝插针，医疗行业更是势头凶猛。在北四环一个大型写字楼的电梯电视屏幕上，短短的一分钟之内，便出现了两个所谓医疗机构的宣传广告。笔者按照其操作说明扫码了一个APP，后发现其实完全就是类似于链家一样的中介机构，给双方提供一个平台，尽力促成双方达成满意合作，帮助外地患者接站接机，送诊陪疗等。鉴于此，笔者又在各大应用商店里搜索了相应内容，发现此类APP的确很多。

按此类推，笔者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了一下相关微信订阅号发现，除了一些新兴起的中介机构，还有由原来的体检机构引申出来的此类业务。体检机构有着相对来讲较强的医疗专业基础，他们和医疗机构又有着某种深厚的情谊关系，于是，开展一项这样的业务，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看病难”的症状及处方

所谓的看病难，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的。据统计，每年河北有700万人次会因为感冒发烧而来到北京就医；而就在距离北京30公里的燕郊，那里三甲医院的病房留床率却高达70%。人们宁可在北京三甲医院里忍受着病痛的折腾而排队等待好几个小时，也不愿在地方医院里一路畅通地进行诊疗。这其中凸显的，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这种重视有些矫枉过正。

在名医院挂号就诊耗时过长是来北京看病的一大通病，很多病都需要花一整天或者几天时间才能诊断。每个医护人员几乎都忙得连轴转，喝水、上厕所这些最简单平常的需求都没有时间完成。据在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进修学习的山东董医生介绍，每天接待的患者在电脑上最终统计的时候，都是用鼠标滚珠一直向下滑的，如果计算手术的话，每天至少有三五台，可是就是这样，换来的却是患者不断的抱怨。尽管卫生部曾经做出过限时规定，要求挂号等服务窗口的排队等待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但在现实面前，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毕竟各大医院都是人满为患，患者实在太多。

在服务窗口不足与就诊患者过多之间，出现极大反差的情况下，就算医院本身想要提高速度和效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换言之，这是一个供求矛盾的问题，是整合医疗资源的问题。特别是大医院病人等医生，社区医院医生等病人，这种尴尬状况的出现，一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医疗资源浪费，一方面也为解决“看病难”这一难题寻求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

一般情况下，当提及国内大医院的“看病难”现象时，人们都习惯于和国外的医院场景来进行对比。以美国为例，绝对不会出现医院里患者扎堆的情况，甚至有些美国人都不愿意选择去大医院看病。那里的医生相当悠闲，连一些出国进修的国内大夫都感慨，在国外大医院得到的锻炼其实并不如在国内。

对于医疗服务行业来说，适度的资源集中是无可厚非的，无论是人员的培养，还是团队的打造，其实都需要有一定的资源集中度。再加上从医疗资源有效辐射半径最小的角度来考量的话，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更是理所应当的。美国、日本、欧洲其实也都如此。相对于这一问题而言，在国内，整体医疗服务的供给不足，以及分层次医疗服务体系的缺失，或许需要改进的地方更多。

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策略正在逐步实施。在医疗领域，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医疗体制改革、均衡医疗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医疗资源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上来。积极引导患者理性就医，避免盲目扎堆大医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京的看病压力。加之有些大医院搬至河北或者在北京周边开设分院等举措，也算是给“看病难”这一现象开了一剂处方。不过这种现象是否会激发出更多的异地就医需求，只能用时间来慢慢验证。

不管怎么样，不能“讳疾忌医”，全国“看病中心”的病更得好好治，希望能有更多的处方出现。一个普通的感冒要好转，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呢。那么像如此巨大的“看病难”工程，需要多长的时间、多大的精力，可想而知。让我们带着最美好的期待，做着每个人力所能及的努力，静观其效吧。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