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振伟

最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高效课堂赛课，虽未进入决赛，被后浪拍在了沙滩上，但心里十分高兴。本着取长补短的心理，认真听了学校文科组决赛的六堂课，听完后有一些感悟。

一、高效课堂的模式化

“高效课堂”赛课首先就要求要像，什么是高效课堂，早有大量的文章去论述。本次《伶官传序》一课，主导思想体现在还课堂于学生，师生互动，学生展示。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整节课学生为主体，教师仅仅是起着一个引导的作用。教师讲解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左右，大部分时间是学生在“导学案”的指导下先自学，然后课堂展示，互相质疑，所以大家说很像高效课堂。

但有一个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即导学案的内容。为了便于学生分组展示，适于板书，适于学生讲解，于是，导学案的内容就必须分成多板块，便于落实。如此一来，“导学”成为了导“知识”。至于文本的思想、文化、文明、情感、艺术等可能更为珍贵的东西，不太好上“导学案”，不太好课堂展示的，被忽略甚至完全省略了。

这堂《伶官传序》，学生确实动得很欢，上台展示得很精彩。但可惜展示的几乎全是基础知识层面的东西，最多也不过是模拟的高考题，一堂课几乎完全是知识点的展示。这是高效课堂的固定模式，决定了课堂的模式化。

当学生课堂展示的全是“文言实虚词”、“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特殊句式”等文言文的“言”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是不是忘了“文”？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特别是理科）有很大的不同，语文的魅力在于知识的模糊性和情感的多元化。可不可以这么说，只有知识的肢解而没有艺术和情怀支撑的语文课绝不会是高效的语文课、成功的语文课，哪怕这样的课堂应付得了考试。

语文是工具学科，是在不断的情感渲染和理性渗透的引领下，教师带领学生翻山越岭追寻美的过程。而高效课堂的模式化，一成不变的导学案，把学生的思维全然固定，把追寻美的过程变为做题，这是不是语文教学的僵化？

二、教师课堂讲解的淡化

听了高效课堂决赛的六节课，最突出的感受是课堂上教师讲解的淡化。学生确实成为课堂的主体，接管了课堂。可教师呢？大部分时间是面无表情地站在讲台一角，看着学生“表演”。最多是起着一个串场的作用，极少有教师大段地阐述自己的见解，更勿论有什么创造性的行为。

这还是不能怪教师，“导学案”上教学程序一目了然，教学内容、重难点明明白白。学生几乎不用独立思考，所有内容“导学案”、“固学案”上全都有。学生只需要照搬过来，再板书上黑板即可上讲台表演。再加之40分钟的课堂时间极其珍贵，教师课堂讲解被淡化即是无奈，也成了自愿。

确实，“高效课堂”不能教师一言堂，要以学生为主体，要以教师为主导，总之是讲得越少越好。据说好的高效课堂教师只讲不到十分钟，理科课这么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课堂完全试题化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高中阶段，理科就是解题。但语文呢？课堂上语文教师声情并茂的诵读点拨本就天然属于语文的一部分，教师讲得过多肯定不好，但完全不讲或者讲得不精彩，是对语文责任的推脱和逃避。特别是年轻教师长期把课堂让位给学生，对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是不利的。真正促进语文教师的职业素养发展的，是教师在课堂上的体验，是来自于师生的情感和智慧高度交锋融合之后产生的美感。正是这个美感，让教师痴迷于课堂，痴迷于教育。

教师讲与不讲，讲得多与少并不是高效课堂的核心，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讲到了学生的心中，点燃了学生的情怀和智慧。教师的讲，如果极富有个性和文才，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西南联大的国学大师刘文典，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他曾和学生在三五月圆之夜，团团围坐在草坪上，吟诵《月赋》，那种情景，让钱理群先生思慕不已。同样是刘文典，有一次警报响起，他挟着一个破布包，往郊外逃窜，正好遇见沈从文夺路狂奔。刘文典火冒三丈，侧过身大骂沈从文：“我跑是为了庄子而跑，你这个年轻教师，你跑什么跑？”作为先生，首先是真性情，其次才是真学问。才高八斗的刘文典，自认为世界上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冯友兰。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吴宓等西南联大几位重量级教授便前往听讲。刘文典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讲到精彩处，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吴宓号称清华四大教授之一，是钱钟书先生的授业恩师，尚且对其恭敬如此。

这样的教师有真性情，洒脱不羁，随心所欲，呈现一种自然生命的姿态。这样的教学，就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而是一种生命的唤醒和启迪。它给予学生的必然是生命的浸染、熏陶、舒展，传递的则必然是自由天性的裸露、个体生命的承担、独立人格的追寻。真实的生命，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教育也该如此，这样的教师，如果不讲，那该是学生多么大的损失啊。

高效课堂如果要真正成为好东西，一定要解决课堂的模式化和教师课堂讲解的淡化。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语文高效课堂才能师生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