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宇森最新电影作品《太平轮》被誉为中国版《泰坦尼克号》，同样根据史实拍摄的两部电影都共同表现了爱情主题。而电影《太平轮》的史实背景有着另一部作品不具备的战争因素，使得影片所表现的爱情更为复杂，映照出的人性特征也呈现出更为深刻的时代烙印。在《太平轮》当中，战争与船难历史被以宏大的影像视角展开，却将叙事的焦点落在了人性的描摹上，爱情主题最终只是沦为诗意化历史与人性的媒介。

[关键词]吴宇森；《太平轮》；历史；人性

20世纪70年代，吴宇森以香港电影为起点开创了独具个人特色的“东方暴力美学”，此后转战好莱坞，开始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电影创作路线，在其执导的多部好莱坞电影当中，都渗透着深刻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东方美学意识。与众多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的发展趋向一样，在经历多年的好莱坞电影制作以后，吴宇森也走向了回归中国内地拍片发展的道路，这不仅是汲取多年好莱坞制片经验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反哺，同时也是顺应当前电影市场发展趋向的必然选择。

电影《赤壁》可谓吴宇森重返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标志性作品，取材于古典文学艺术使该片呈现出浓厚的文学性和古典美学特征，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又赋予该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吴宇森回归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开山之作”史诗题材的选定用意颇深，不仅表明吴宇森对于历史感厚重的题材故事的创作喜好与意识倾向，同时也表现出适应当前商业电影市场环境的电影创作题材的转型。因此，吴宇森导演的最新电影作品《太平轮》（上、下部）则具有内容题材的倾向性与商业电影市场的适应性双重创作考量。电影《太平轮》取材于1949年的“太平轮事件”，在战争的硝烟与时代的变革当中，吴宇森以一种“广角镜”的呈现方式展现了挣扎求生存的众生相，以爱情为糖衣，将战争历史、船难历史的展示以及对人性的探讨诗意化，呈现出风格独具的美学风格。

一、战争与船难的仪式化影像勾勒

对于吴宇森的新片《太平轮》，观众更倾向于将其看作中国版《泰坦尼克号》，相似的船难故事背景将两部生长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电影聚拢在一起，甚至被安置在相同的灾难片与爱情片的审美空间之中。但是，虽然同样是灾难片与爱情片的电影类型，吴宇森的《太平轮》与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相较于《泰坦尼克号》而言，《太平轮》具有更加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更加斑斓的时代色彩。从某种角度来看，电影《太平轮》横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太平轮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处于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历史节点，致使该片绝非《泰坦尼克号》一般的小众爱情视野，而是具有战争伤痛、民族仇恨、爱国情结、人性挣扎等更为复杂的情感体验和主题维度。

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与厚重程度决定了电影《太平轮》的拍摄势必要有一定的格局和情怀，这样才能将“太平轮事件”承载的历史重量完全转化为影像语言表现出来。因此，吴宇森将电影《太平轮》拆分为上、下部，即《太平轮（上）》（The Crossing Part 1）和《太平轮（下）：彼岸》（The Crossing Part 2）。《太平轮（上）》主要负责描绘1949年“太平轮事件”之前的战争历史，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与内战的爆发激荡出漂浮不定、残酷冷峻的时代轮廓，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无论大人物抑或是小人物，命运都不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被激荡和挤压；《太平轮（下）：彼岸》主要负责描绘1949年“太平轮事件”船难历史，八年抗日战争与纷繁内战的徐徐落幕让太平轮承载了比战争时期更为丰富的情感与历史意义，本应承载船上的人们泅渡到幸福与光明彼岸的太平轮，却随着船难的发生将一切粉碎并一同沉入深海，象征幸福与光明未来的太平轮最终成了灾难与毁灭的代名词，而伴随着死亡与毁灭，不同人物的命运及爱情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对于战争历史与船难历史的影像化展示，吴宇森没有选择捷径，并没有尝试从狭窄的个人叙事视角切入，而是选择了规格庞大的叙事结构以及全面的大时代众生相表现方式。而将审视《太平轮》的眼光放开后，我们也会发现吴宇森选择1949年“太平轮事件”这一历史事实也表现出别样的家国情怀。“太平轮事件”不仅关涉内地人们的生计和命运，同时也牵连了内地与台湾地区的诸多联系，在历史的观察视角当中，太平轮号也呈现出隐喻性质的符号化意义。因此，电影《太平轮》的故事和选题本身就是情怀使然。

“太平轮事件”真实事件历史背景的复杂性致使影像化展现的角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即前文提到的格局问题。然而，吴宇森在影像化这段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将战争的痛苦与船难的恐怖放大，而是选择更宏观与人性化的表现视角全面地展现这段战争历史与船难历史。在影像化战争历史与船难历史时，吴宇森利用自己擅长的仪式化电影语言进行表现，无论是战争场面还是船难场景，都在现实主义表现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技巧，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切换制造了一个仪式化的审美空间，一方面构建起影像的史诗感，另一方面也将人物形象之于历史和时代进行了诗意化的展示。

因此，以《太平轮》（上、下部）为切入点反观吴宇森的创作动机，恢宏庞大的战争场面与船难场面并非他想主要表现的部分，利用仪式化的影像语言，吴宇森将历史记忆仪式化和诗意化，使之变成一种叙事氛围与故事底色，让其中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突出而个性鲜明，人物对于自己命运的无从掌握与人性的誓死挣扎也更加悲情与无奈。

二、大时代中小人物的人性探索

电影《太平轮》选择的故事背景过于复杂与宏大，相较于以往的同类影片而言，该片将“大时代”这一概念变得更为庞大，“大时代”背景的过于庞大反衬出生活在当时人们的渺小，在这种背景当中，无论身处何种社会阶层与生活境况中的人们，命运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命运同样不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被时代所牵扯、激荡甚至扼杀。抗日战争虽然即将结束，但是八年抗战对于人们生活的毁灭性冲击是无法忽略的。在战争的血雨腥风之中，人们求生的意志从未如此强烈和坚定，生命的脆弱也从未如此直接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而人们的命运也从未如此动荡和无从掌握。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战争的伤痛记忆始终根植于人们的头脑深处，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和平年代与安定时光的可贵以及活着的美好。战争过后，上流社会的歌舞升平与灯红酒绿回归，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重新为了生计奔波忙碌。但是，抗日战争的余温尚未褪去，内战再次打响，战争的火焰迅速将人们的生活吞噬。吴宇森利用三个层次与结构对“太平轮事件”发生之前的战争历史进行了展现和梳理，在三个层次的推进过程中，战争给予时代的灰暗色彩与伤痛被扩散开来，让整段历史呈现出无比庞大的轮廓。两次战争给予时代的“大”规格被层层递进的叙事方式与前后彼此观照的影像语言构建起来。

由于这段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导致这一大时代背景中无论大人物或者小人物的命运都殊途同归，无论是否权贵、是否平民，无论身处何种社会阶层或生活境地，在抗日战争和内战的轮番轰炸之下都变得体无完肤、伤痕累累，有些伤痛存留在肉体上，有些则扎根于精神之中，人们的命运都变得无从掌握。人们企图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使得不同人的人性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人性深层次的一面被战争与现实逐渐打磨出来。因此，电影《太平轮》当中的各色人物逐渐呈现出脸谱化的形象特征。在抗日战争中负伤瘸腿的国军军官雷义方，在抗战中幸存下来的国军通讯兵佟大庆，曾经的日军军医、现如今成了往来海峡两岸买卖药品的严泽坤，一心寻找曾参加抗日战争的恋人的底层女性于真，身份不同的这些人却在经历战争的洗礼后表现出相同的生存愿望，并不奢求过分华而不实的理想和幸福，都表现出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追求生活中微小的幸福感。他们急迫地想要回归家庭生活，憧憬美好的爱情发生。但是，刚刚萌生新希望的众人，再一次被内战击碎了关于未来的畅想。

因此，《太平轮》中众人的人生再一次被卷入战争，理想生活再一次变得虚无缥缈，但众人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坚持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战争的打击与时代的双重施压之下，人性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瘸腿的国军军官雷义方与富家千金小姐周蕴芬相恋并结合，怀揣着对于和平年代的憧憬与希望展开了新的生活；而雷义方与周蕴芬的幸福生活却化作一张悬挂在照相馆橱窗中的结婚照，成为底层女性于真与国军通讯兵佟大庆眼中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生活。于真与佟大庆的相遇相识源自对于基本生存生活的物质需求，二人为了能够换取粮票而假装夫妻拍了一张结婚照。在照片当中，于真并没有像周蕴芬那样穿着洁白的婚纱，而佟大庆依然一身军装。雷义方与周蕴芬的爱情对于二人而言，是更高层次的幸福生活理想；而曾经是日军军医的台湾人严泽坤，在抗战胜利后重返台湾，却面对曾经的日本恋人被遣返回日本的失落境地，一心想要开始新生活的严泽坤梦想落空，日本恋人志村雅子只能存在于自己的梦中和记忆里。变革中的时代与动荡的生活激发出每个人人性深层的另一面，为了生活与理想他们用尽全力地挣扎和抗争。看似生活最为幸福圆满的国军军官雷义方却不得不重返战场，战争夺走了他的生命，粉碎了他的生活理想；而国军通讯兵佟大庆因为与底层女性于真的一面之缘而幻想出了自己理想生活的轮廓，并在反复想象描摹中越发真实，直到最终佟大庆开始相信自己的虚构和想象就是真实的，也正是这份虚幻的幸福想象让他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底层女性于真为了能够去台湾寻找失散的恋人，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则沦为妓女卖身筹钱，幻想着有一天赚够了钱能够买到登上太平轮的船票。

吴宇森对于片中的三对情侣——六个身份各异的人物形象，并没有放大他们历经战争的创伤与痛苦，反而更关注人性在动荡时代的变化，他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对于理想所做出的努力和抗争，在挣扎与抗争过程中闪现的人性的光辉才是吴宇森竭力捕捉的动人瞬间。

三、结语

“太平轮事件”这一历史过于复杂和沉重，时代的车辙在这段史实上留下了多条印记，也使得生活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太平轮”绝非只是一艘通连海峡两岸的豪华客轮，更是一艘泅渡心灵的希望之船，“太平轮”承载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带领他们逃离战争，脱离苦海。而“太平轮”的最终沉没也隐喻着宿命的悲剧，越是想要逃离，反而充满不确定的动荡时代会将一切顷刻间颠覆。“太平轮”的沉没不仅是真实的历史，同时也是导演吴宇森想象的属于这段故事的应有结局，历史决定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彻底的悲剧中才能迎来更彻底的全新的未来。所以，电影《太平轮》绝非简单意义上的中国版《泰坦尼克号》，相对而言，杰克与露丝的爱情悲剧具有小格局的个人情感体验，而《太平轮》中三对恋人的爱情故事则呈现出更强烈的属于时代的悲剧色彩；船难的发生让杰克与露丝阴阳两隔，成就了爱情的悲剧和不完美，而“太平轮事件”幸存下来的于真和佟大庆的看似完美的爱情具有解读的多面性，绝非单纯的你侬我侬的纯粹爱情。历史的厚重感让电影《太平轮》承载了太多的精神内涵，爱情主题只是影片实现诗意化表达的糖衣，包裹着宿命版的悲剧与无法释怀的苦涩。

[参考文献]

[1] 吴宇森，贾磊磊，许力勇.用电影传播中国文化的精神——吴宇森导演访谈录[J].当代电影，2010（10）.

[2] 刘艳梅.浅析《太平轮（上）》片名与影片的不匹配性[J].电影文学，2015（05）.

[3] 戈弓长.《太平轮·彼岸》：无力打捞的历史[N].文学报，2015-08-13（024）.

[4] 王妘，李坤晟.徐浩峰：好导演背后有自己的文化体系[N].新华每日电讯，2012-02-24（015）.

[作者简介] 王玉红（1982—），女，陕西西安人，硕士，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