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举了一个数字：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100句！

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6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助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做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我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有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坐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