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1917年，是梁启超与政治最后纠缠的一年。前半年他帮段祺瑞执掌北洋大权，因而被重用，出任各项要职，雄心勃勃，志得意满；后半年，他就在孙中山“护法战争”的逼迫中，不得不递交了辞呈。从此，他告别政治舞台，转而以主要的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这其中，也包括教育他自己的子女。

那一年，一个张姓的大家庭刚刚搬至苏州。家里4间书房，父母各一间，众多儿女们合用两间。母亲亲自为孩子们开蒙读书，还有专门聘请的老师教授书法、算术、自然、音乐等。这个家庭，培养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合肥四姐妹”、九如巷中十姐弟。

无锡钱氏家族、扬州何家……在清末民初的中华大地上，芝兰玉树似乎总是一门一门地出现，不独梁家。这是时代造就，抑或是历史偶然？

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个时代，还有大量晚清的士绅、学者，他们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脉和血统的存在，他们支持了这种教育。它是一种人格教育，不仅仅重视孩子知识的增加，更重视健全人格的培养。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张家更偏重文化，梁家可能更有家国情怀。但无论梁家、张家，都是围绕孩子的健全发展、健康成长去教育，要使他们先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才。”

梁启超曾在一次学校演讲中说，现在的教育，是“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他很忧心地告诫学生：“诸君啊！千万别以为得些断片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