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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成功的教育“变法”

2016-05-06王晶晶

环球人物 2016年11期
关键词:梁家梁思成变法

王晶晶

1917年,是梁启超与政治最后纠缠的一年。前半年他帮段祺瑞执掌北洋大权,因而被重用,出任各项要职,雄心勃勃,志得意满;后半年,他就在孙中山“护法战争”的逼迫中,不得不递交了辞呈。从此,他告别政治舞台,转而以主要的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这其中,也包括教育他自己的子女。

那一年,一个张姓的大家庭刚刚搬至苏州。家里4间书房,父母各一间,众多儿女们合用两间。母亲亲自为孩子们开蒙读书,还有专门聘请的老师教授书法、算术、自然、音乐等。这个家庭,培养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合肥四姐妹”、九如巷中十姐弟。

无锡钱氏家族、扬州何家……在清末民初的中华大地上,芝兰玉树似乎总是一门一门地出现,不独梁家。这是时代造就,抑或是历史偶然?

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个时代,还有大量晚清的士绅、学者,他们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脉和血统的存在,他们支持了这种教育。它是一种人格教育,不仅仅重视孩子知识的增加,更重视健全人格的培养。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张家更偏重文化,梁家可能更有家国情怀。但无论梁家、张家,都是围绕孩子的健全发展、健康成长去教育,要使他们先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才。”

梁启超曾在一次学校演讲中说,现在的教育,是“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他很忧心地告诫学生:“诸君啊!千万别以为得些断片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人先站稳了,再谈及其它,这就是梁启超的“立人”。而在人格培养方面,家庭承担着重要职责。那些有学识、有见识、有财富的家庭,也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职责。

新旧交替、东西融汇、破立共存,是那个时代的图景。家学传统、教会学校、私立学校,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引入,留学欧美、日本的浪潮,不断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关于教育是应该保留传统还是放手革新的争论,在当时,并不比现在少。

号称“中国之新民”的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教育上,他没有放弃“变法”。“梁启超入手的地方,就是新民,启迪民智。他把国家对公民的教育,首先实施在自己家里。他对孩子的沟通很平等;他希望孩子乐观、积极、向上,而不希望他们有那种无病呻吟的文人情绪。家里家外,他对年轻人都是这样一种要求。”解玺璋说。

但梁启超主导的教育“变法”,仍紧紧根植于中国传统。虽然9个子女中不乏哈佛大学、西点军校等西方名校毕业的,但梁启超的教育理念并不是纯粹“向西”。“他们家的教育,有西洋精神的成分,可主要还是儒家的教育。”梁思成曾经遭遇过一次车祸受伤,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没能按计划出国留学。梁启超就劝他:这段时间恰恰可以看看《资治通鉴》等中国传统的书籍,等出国就没有机会了。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给留美预科生做演讲,告诉他们要打好传统学术的基础,特别强调读宋儒、王阳明。当时就引起了“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战,但当梁思成因学问而生病时,他几次写信,劝他要跳出专业外,看一些文学,尤其是古文类的书籍。”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用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后来曾说:科学可以影响人的人生观,但影响不了情感。

中国人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教育的根本没有变化,那就是首先要培养人格健全的人。今天的人们最关心什么样的教育方法最可取,其实梁启超家族的故事,早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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