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山　周华

1979年6月5日，经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审稿批准，光明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震动全国，波及海外。连续性报道近百天，编辑部收到读者来信来稿达两大麻袋。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卢云说，一个典型报道影响如此之大，在我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

编辑部收到来稿《为真理而斗争》

十年“文革”，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冤案是其中之一。1979年春，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此时，我在光明日报记者部任记者。记者部收到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的一篇题为《为真理而斗争》的来稿，讲的是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的事迹。记者部主任卢云把来稿交给我。我把稿子编了，交他审定。他看后，问：此稿如何？我说，题材重大，不足的是写法上情轻理重，议论多了些，给人讲大道理多了些。他说：“你去沈阳跑一趟，如何？”

这是拨乱反正、揭批林彪、“四人帮”的重磅炸弹，事不宜迟。我接受了任务，第二天就上路了。

赴沈阳采访

我到沈阳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员》杂志提供的《为真理而斗争》的稿件。我们该如何办呢？我打电话向卢云请示。他说，我们的计划不变，另写。

人民日报已见报，我们不能太迟。我改变采访计划，向辽宁省委提出要看有关张志新的档案材料。在报社驻辽宁记者站的协助下，我当天就得到了张志新同事举报她的信件、批斗审讯她的记录、她写的大量申明自己的观点并为自己辩护的材料、中共辽宁省委对其案件的会议审批记录、法院的判决书、行刑记录，等等。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原件。

阅读案卷材料，我心灵极度震撼，了解了案件的真相和发展的全过程。接着，我去采访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儿曾林林，主要是要了解细节。细节，特别是动人的细节，对写好一篇通讯，至关重要。

对曾林林的采访，我事先拟定了要问的问题，如“妈妈在家时怎么生活，妈妈不在了又怎样”；“妈妈是怎样教育你的，对你的希望是什么”；“你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什么时候，是在哪里见的，妈妈对你说了些什么？”等。

此外，我还采访了辽宁省委宣传部张志新的同事和她的邻居，我用了约三天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通讯的采访任务。

那一夜，我不知流了多少泪

在我写《一份血写的报告》时，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基层仍有一股力量在肯定“文革”。报道该如何写，是个问题。我遇到最大的难题是张志新被杀，是因为她指出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1958年以来推行“左”倾政治路线。我写这篇报道时，毛主席虽已逝世，但当时关于毛主席的过错是不能写、不能说的。这是“高压线”。当年张志新触及的就是这条“高压线”。

当时，全国正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写关于张志新的报道只能把矛头指向林彪、“四人帮”。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是事实，但说张志新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被杀，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记者报道说假话是天理不容的。我冥思苦想，最后决定在通讯中写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后面加上一个“此外”：“此外，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写上这段文字，关于张志新死因的报道也就“全面”了，但还是不那么真实、客观、公正的。因为事实主次倒置、本末倒置了。

写这篇通讯，加上乘火车往返于北京沈阳，共用了五天时间。在这五天时间里，我脑子里就只有这一件事。我白天黑夜都在看案卷材料。我悲愤，我痛苦，也感到内疚，感到张志新之死也与我们新闻界有关。我写了一夜，天亮后即把稿子送辽宁省委审查。那一夜，我不知流了多少泪，椅背上搭着擦泪的毛巾，天亮时是湿的。

写稿前，我已准备了“预制构件”。每次采访后，我及时把那些感人的情节或细节写出来，像建造房子那样，制成“预制构件”。写稿时，我把“预制构件”整块搬到合适的段落上去。这样不但进度快，且效果好，因为“预制构件”的文字是在感情热辣辣的时候写出来的，是感动了我的，自然也就会打动读者。例如，我访问完曾林林后就写下：“一天，女儿放学回来，邻居王阿姨一把把她拉到自己家里，说：‘街道搞卫生在喷药，你不能回家！正在这时候，有几个人在张志新家里翻箱倒柜地抄家。已被逮捕的张志新也被押回家来。她向押送人员提出，希望让她见见两个孩子，但遭到拒绝。王阿姨止不住地掉泪，到门外张望了一会儿，对张志新的女儿说‘林林，你快到你家门前那几棵树下去！林林向自己的家走去。这时，她看见了妈妈戴着手铐，被几个人押着从家里走了出来，推上了停在门前的吉普车。吉普车开动了，林林跟在后面追。车开远了，消失了，林林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呼喊着：‘妈妈！”

《一份血写的报告》这个标题，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这是记者部汪波清同志提议的。标题犹如文章的眼睛，有个好标题，至关重要。

一直在连续报道

在以后的近百天连续报道中，我又采写了长篇通讯《走向永生的足迹——张志新的成长历程》，介绍张志新成长的社会环境、进步家庭的影响、童年艰苦生活的磨炼、新社会对她的熏陶，特别是党对她的培养教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她的哺育，加上她自觉地改造自己，使她逐渐成为一个有崇高理想、善于思考、善于明辨是非、勇于捍卫真理的共产党员。

1979年8月间，我还采写了《张志新沉冤昭雪经过》的调查报告。由于报上刊发了有的学者提出“要改造那追求真理要以流血牺牲为代价的环境”的文章，触及了当时的底线，调查报告因而未能发表。

2000年我退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写《世纪奇冤——张志新冤案全记录》，这也是当年关于张志新报道的继续。我写这本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后来进入官场（作者1990年任深圳南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感受，我感到我们社会产生张志新冤案的那种环境和条件仍然存在，那就是我们民主与法制方面的缺失。

完稿后，我请袁庚同志为第一读者。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仔细读完全稿，在书稿一些段落的空白处，写上：“妙”、“妙极”、“精彩”、“精彩至极”等批语。他说，这是“世纪之作”。

另一位读者是中宣部离休干部田丹。他是我当年在北京新华社工作时的顶头上司，离休后仍在中央有关部门参与审查稿件工作。他说：“《一份血写的报告》，血迹斑斑。《世纪奇冤》鲜血淋淋。读了令人悲愤，催人泪下，发人深思，深深感到加强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性。此书写的是历史，没有错。但现在出版有困难，我想，也许再过些年，这本书是有可能出版的。”

香港多家出版机构曾找我，有的还开出高价，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不想搞“出口转内销”，我把书稿作为遗产交由儿子保存了。

我可以无愧地告诉读者：我已竭尽所能，把关于张志新冤案的真相，真实、客观地告诉世人。待《世纪奇冤——张志新冤案全记录》面世之日，才是全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我深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摘自《中外书摘》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