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浩峰

污染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的综合修复是国内外公认的学科跨度大、综合性强、技术难度高的行业之一。

重污染场地土壤的修复，就技术层面来说，早已不是问题。然而，种种原因导致我国相关治理行动计划迟迟不见出台。比之水污染、大气污染来说，土壤污染问题更复杂，治理难度更大。

上海世博会场地原有多家工厂，建设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壤治理和修复。

国内重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正等待全面启动，而有关污染场地土壤的治理，将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持久战。

京沪成功的个案

国内的成功先例，譬如北京市化工二厂、有机化工厂原厂址场地污染修复，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推出技术方案，杜晓明团队付诸实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下属的污染场地修复网披露，北京化工二厂项目土壤污染修复的总耗资达到9.86亿元。有媒体评论认为——“这个项目的耗资不仅创下中国目前现有污染场地治理费用之最，在世界上也排名前列。”而据《新民周刊》记者了解，该地块环境修复中费用不止9.86亿元！因为该项目的地下水环境修复，又曾花费2亿元，所以总花费近12亿元！2012年4月28日，中石化第五建设公司网站发布文章称该项目是“目前国内实施的首例地下水有机化工污染治理项目，也是地下水污染治理工艺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工程规模最大的一项工程”。

再往前追溯，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世博园区开展了土壤修复。参与者、现任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付融冰曾回忆：“2002年申博成功后，上海市决定搬迁世博园区内所有企业。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滨江地带，是上海的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世博园区确立时，里面有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有的企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像江南造船厂是李鸿章那个年代建的。在这样一个工业场地里，我们要举办世博会，土壤环境安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外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2005年起到2008年底，我院会同许多单位进行修复工程，共处置30多万方污染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土壤修复工程，开创了中国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的新纪元。”

付融冰所说的这片土地，在世博会后由政府挂牌。2013年5月，世博A片区推出6块地皮，起价是45.6亿元。付融冰认为，当初的付出使得如今的这片土地物有所值。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华东理工大学危险化学物质风险评价与控制研究中心主任林匡飞教授说：“尽管后来看，北京化工二厂项目，做得还不错，但最初是有波折的。当时施工单位开进地块，打桩时曾经有气体冒出来。北京市环保局马上请示环保部，这才请环境科学院土壤室杜晓明团队去做现场详细调查，才有了后来的较妥善的环境修复。”

付融冰在上海世博园区，主要承担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原场地土壤固化稳定化技术的研发，以及工程应用过程中的全部技术性工作。“这块场地主要是重金属污染，由于城市馆建设时间相对宽松，从时间上可以允许我们在这儿实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壤修复工程案例。”付融冰说，“通过了解国外的情况发现，固化稳定化技术是国外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最为常用的有效技术，该技术实施简便，施工快速，处理后的土壤污染物的浸提浓度下降较大，费用相对较低;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决定在该地块上实施固化稳定化工程。”资料显示，上海世博园区土壤修复过程中，把含有重金属的土壤挖走，异地处理。含有多环芳烃污染的土壤，则利用生物降解，效果良好。

当然，重污染场地土壤中的气体毒害和重金属毒害，其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在林匡飞看来，未来在污染场地土壤修复领域，风险最大的污染物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其次是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第三类是重金属污染。而常州外国语学校之环境污染，显著问题恰恰是重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有毒气体。

污染场地修复任重道远

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我国污染场地土壤修复起步时间晚，很多污染土地都没有得到修复。

据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在北京、江苏、辽宁、广东、重庆、浙江等地的污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已置换相当规模的工业用地，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污染企业搬迁后遗留场地存在着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和农药、重金属污染等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

林匡飞给记者看的一份资料显示，世界银行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表明，中国各大城市陆续实施了污染企业搬迁工程，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如北京市四环内百余家污染企业搬迁，800万平方米的土地需要再开发利用;广州上百家大型企业工业需要关闭、停产和搬迁;近三年来仅江苏省就关停搬迁了4000 多家化工企业。“这些搬迁后的城市土地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价值，但污染场地对人体健康也潜藏着一定的危害。”

回看过去十多年的新闻——2004年北京市地铁工程宋家庄建筑工地，亦即原北京市红狮涂料厂，几名工人在打探井施工时，在戴着防毒面具的情况下被刺鼻的不明气体熏倒;2006年湖北武汉汉阳赫山地块，亦即原武汉市农药厂，施工工人在进行桩基作业时，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直至中毒症状加深倒地不起送医;2014年兰州自来水苯超标，则来自兰州石化苯污染……可见污染的土地已经成为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隐患。

2013年12月的一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显示，中国土壤污染大致可分为工矿区、污水灌溉区、城市及工厂影响区、公路两旁、集约化农业区等。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在该项调查的690家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的5846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6.3%，主要涉及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皮革制品、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化纤橡塑、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电力等行业;在调查的81块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4.9%，主要污染物为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主要涉及化工业、矿业、冶金业等行业;在调查的13个采油区的494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3.6%，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烃和多环芳烃。

林匡飞呼吁道：“虽然国内污染场地修复需求量大，但我国对污染场地问题的关注比较晚，2004年才开始对搬迁遗留的污染场地进行监测和修复，目前修复工程所用的修复技术大都借鉴国外技术，且核心技术和装备仍大多依赖国外进口。加快研究开发适用于污染场地实际应用的适宜的修复技术和工程装备迫在眉睫。”

除了技术装备落后以外，相关法律法规仍在完善中。

自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至2014年4月通过《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增加土壤修复的内容，其间走过了将近十年。自1998年房改后全面开启中国商品房市场，2004年至2013年恰恰是市场从起步阶段到繁荣的一个过程，这一阶段城市工业区、老厂房所在土地转变为居民楼者，数量之巨，难以想象。如今，这些已经使用多年的住房，如何把控其场地的土壤安全？林匡飞认为，应分轻重缓急区别对待。

2013年以来，虽则土壤修复已经有法可依——比如2014年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但种种迹象表明，治理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横向比较——2013年下半年几乎同时开始编制三大“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仅用了3个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也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而俗称“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之推出，则一再推迟。

当年11月29日，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暨中国环境治理高峰论坛上，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唐珂透露，“土十条”即将推出。但所谓“即将”，具体何时，唐珂当时并未披露。

2014年3月，环保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土十条”。时任环保部副部长周建表示，该计划有望于2014年年内出台。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透露，“《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建议稿已提交人大，《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望年内出台。”

又是一年春柳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于3月1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土十条”的编制工作自2013年5月启动以来，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版本达50余次。“目前文稿已经基本成熟，下一步我们按照程序报批后就可以实施。”陈吉宁说。

而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透露，目前全国人大环资委已委托环保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稿，“初步拟订今年年内在环资委内部进行两次初审，2017年提交给常委会，纳入到常委会的立法计划，完成提请和审议的任务。”

为何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的相关防治计划迟迟难以出台，更遑论尽早付诸实施呢？

林匡飞认为——首先，污染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的综合修复是国内外公认的学科跨度大、综合性强、技术难度高的行业之一;其次，我国污染场地具有比美国和欧洲污染场地更复杂的特征污染物，原因是我国企业污染场地经历过3次产业转移，从1950年代的无机化工，到2000年的产业转型，导致场地存在多种污染物复合污染的特征，由此场地修复技术需要集成多种污染物的修复技术和装备。

欧美发达国家自1980年代起就已实施对工业企业污染场地修复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案》，即通常称为“超级基金法案”的施行，促使美国建立起了完善的污染场地管理制度，从场地调查、监测、风险评价到场地修复都制定了标准管理体系，同时积累了多种成熟的场地修复技术方法和工程经验。并且，其方法体系已被多个国家借鉴和采用。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林匡飞认为我国在污染场地修复技术以及实际工程应用经验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自主研发的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和装备大多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为此，他呼吁建立国家工程实验室，以此推动集中解决工程问题。

尽管国家级的工程实验室尚未成立，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在土壤修复研究领域无所作为。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曹心德教授及其所带领的科研团队，在2013年就已研发出土壤与地下水一体化修复技术，不仅能让受污染土壤恢复健康，还能有效防止农作物从土壤中吸收镉、铅等重金属。

华东理工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早在2008年就已经成立。该实验室环境生物技术、健康风险及生态毒理研究平台负责人李辉说：“在众多污染物中，氯代烃类有机物特别要给予关注，这是一种重要的有机溶剂和产品中间体，应用十分广泛，而且具有较强的毒性，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分布尤广，但其修复技术长期以来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如今，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工场地高危害有机物复合污染风险评估与修复技术，探索出一套低成本长期运行的原位修复技术，为在役污染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提供了技术和装备，目前的修复成本已经低于美国。”尽管如此，李辉仍不满足，他认为这套技术的总费用仍偏高。他说：“即使是不严重的污染，每立方米土壤或地下水的修复成本大约仍然需要几千元，根据上海的土层特点，一亩地的修复成本甚至高达数百万元。”

重污染土地的修复，如何全面启动？是等到万事俱备——法律健全、国家级实验室搭建完毕才启动，还是在现有基础上立即行动起来？有关部门该早下决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