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杉

在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仔细地研究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亲和性”（Wahlverwandtschaften），并试图理清这种亲和性以什么方式清晰可见。而本文从界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出发，意图能够用“价值陈述”这一概念证明“选择亲和性”的可能以及可见。

一、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关系

对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被更为广泛讨论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问题，若我们对于“理性化——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特征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资本主义也同样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发展至今”这一观点尚能够取得广泛认同，但在试图将此观点更深一步，将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联系起来时，有一个观点笔者认为是相当值得商榷的，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源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端，而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又是对应于宗教改革的结果。”①另外，该文章作者认为：“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是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进而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

注意到作者使用了“哺育”这一词，也即是说，在作者试图用韦伯的观点来证明理性化论证其实是资本主义合法性论证时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定义为了因果关系，但笔者认为作者不仅没有关注到韦伯试图证明其可能及可见的“亲和性”，这种因果关系也恰恰是韦伯力图避免的观点，在他看来，我们从经验出发能够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外部观察，即“异常众多的恰好具有最高精神形式的基督教虔诚的人物出自商业取向的社会圈子，尤其是相当多数量最虔诚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非常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经常都出身牧师家庭”，也就是说“资产者精明的商业意识和渗透并支配着信徒全部生活的最强形式结合在同一个人和同一些群体身上”②，这是新教教派的特征，但这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特征，宗教伦理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而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更不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类型，而是一种理想化与纯化，是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的强度对于每一个新教教派来说也不是同等强大的，这两种精神与新教间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绝对的先后关系，韦伯之所以选择了“亲和（Affinity）”这一词，正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描述这一种尚达不到“决定性”的关系。

二、新教伦理的价值陈述

在布坎南看来，“价值陈述”——按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解释——便是个人对价值的判断，而西方经济学家对价值的判断有其自己的标准。他们并不是劳动价值论者，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将价值解释为值得希求的事物或美好事物的概念，或解释为价值就是值得希求的事物或是美好事物的本身。因此价值反应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目标、爱好、最终地位，价值是内在的、主观的概念，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好的和个人爱好的标准。③

加尔文宗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化实践的社会担纲者”（Social Carrier）之一，将其作为新教伦理的一个集中体现或许并不为过，而对其价值陈述的理解很显然应当从“预定论”入手。预定论的逻辑大概可以这样总结：起点是人的原罪，但罪恶的人本身是没有能力使自己摆脱原罪状态的，只有上帝才能预定谁会获得救赎，并且上帝有绝对的决定自由，不受任何个人行动或意志或品质的影响。预定论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排他地信任上帝的极端形式”，韦伯认为这样一个预定论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信徒个人感觉（Feeling）来说，“孤立个人的不可想象的内在孤独感。在宗教改革时代，永恒救赎的问题构成了人们首要生活关注，然而他们被指导着只能孤独地行走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④。由此，在加尔文宗，圣事并不构成获得神圣恩典的手段，通过教会和圣事而获得救赎的所有帮助绝对消失。而“预定得救”的确证便是在职业的天职中无休止地工作，并以此来增添上帝的荣誉。

2.对信徒们的生活组织（Organization of Life）来说，韦伯强调教徒们必须按照他们的信仰来组织和引导他们的生活，而在上述的影响下，加尔文宗教徒的这种生活方式更具有高度理性化、系统化的特质。

从上述韦伯对预定论影响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尔文宗（或者说以加尔文宗预定论为典型代表的新教伦理）的价值陈述应该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主观愿望——宗教改革者们的价值陈述，即如何通过关注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而不是天堂境况（Paradise Condition）来实现灵魂救赎。另一个便是客观结果——纯粹宗教动机而产生的影响的价值陈述，即理性化、系统化的生活组织。

三、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陈述

通过对富兰克林例子的援引，对经济传统主义下和经过教育和社会化后的工人和雇主的对比，韦伯把众多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对比和整合，一步步地阐明了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理想型。

韦伯是这样理解富兰克林对人们的告诫的：在韦伯看来，这些话体现的不仅是“商业智慧”，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奇特的伦理”：这种看上去是“贪婪哲学”的商业赢利技巧被认为带有浓重的功利色彩，但韦伯看来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表面“功利”的背后体现的是“伦理宣扬的至善。

由上，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陈述因而可以被理解为“以企业经营的方式理性的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系统地组织劳动成为决定经济活动方向的支配性力量”。

四、内在相似推动下的选择亲和

在上述论证后，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正如韦伯所说：“伦理变革的纲领不是本研究所必须研究的那些宗教改革家的中心议题，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们的神学劳作未曾预见的甚至也是不想要的结果。”

若用价值陈述的语言来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在于价值内在的相似性，就新教伦理而言，价值陈述其实有两个内涵，而正是第一个内涵，对于“上帝的救赎”的感觉与态度发生改变，也使得由预定论为开始的逻辑有了推进：为了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上帝的指示，仅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够的，这更需要推动到教众的行动、乃至社会层面上实现伦理理性化、社会理性化，而这便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陈述有了相切合的部分，而正是这一部分使得亲和成为可能。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选择”亲和的表述也更为准确。

因此，在用一个价值陈述的角度看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时，或许能够清晰的发现，这种亲和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见的。（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注解：

① 见容娥，《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发表于《理论月刊》2009年第6期。

② 见马克思·韦伯著，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一章，第22页。

③ 参考詹姆斯·M·布坎南著，罗根基，雷家瑞译，《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一部分，第20页。

④ 见马克思·韦伯著，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四章，第64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著，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

[2] 詹姆斯·M·布坎南著，罗根基，雷家瑞译，《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3] 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研讨会论文；

[4] 容娥，《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理论月刊》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