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萱

不少人把日子当“牢”来坐，当“罪”来受。而为了受这种“罪”，他们不惜丢掉国内的工作，甚至割舍亲情。

2015年10月，加拿大护照还没到手，汪巍巍就迫不及待往中国跑。他获得了一个“回流”机会——加拿大一家企业在北京设立分公司，他成功竞聘，成了北京分部市场部总监。

这是一个汪巍巍苦等了六年的回国机会。六年前，他通过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办理技术移民，登陆温哥华。他当时对未来生活信心满满，正如移民中介对他介绍的，加拿大福利好、环境美、工资高，是个去了就不想离开的宜居胜地。

他万万没想到，现实中，胜地转眼就变成牢笼。

2014年底，汪巍巍父亲被检查出直肠癌，急需家人照顾，当时，他正在坐“移民监”。为了凑满留居天数，汪巍巍不得不让母亲独自带父亲往返于医院进行化疗。那时，他终于明白了那句老话：“父母在，不远游。”

和汪巍巍类似，许多人对加拿大生活的美好想象并没能顺利照进现实。不少人把日子当“牢”来坐，当“罪”来受。而为了受这种“罪”，他们不惜丢掉国内的工作，甚至割舍亲情。

“中国式幽默”

2002年，74岁的张启益和老伴儿来多伦多定居。最近五六年，张启益发现周围出现了很多不想在加拿大呆着的人。他们不少人都在国内经营实业，移民主要目的是“拿身份”和“保证资金安全”，并不想生活在此地。因此，在加拿大的日子，度日如年。聚会时，如何能够投机取巧地逃避“移民监”和“怎么可以造假自己的纳税证明”倒成了热门话题。

尽管多伦多在加拿大算是比较现代化的大型城市，但距离那些富人的心理预期还存在相当距离。某次聚会时，一个过来“坐监”的某单位领导问他，“在国内，外出有司机，家里有保姆，看病还可以优先。有点麻烦还可以找朋友解决。你说说在这儿除了能吸点干净空气还能干吗？”

张启益听了哭笑不得。“这些人，多一天也不愿意在加拿大呆。”张启益说，“只想从国家占便宜而不想对国家有一点付出，我都替加拿大政府心寒。”

与张启益一样，加拿大语言学家斯蒂夫也对这些人深感疑惑。他本身是个“中国通”，太太也是一位华人，常有机会接触到来自中国的移民。

2016年2月，斯蒂夫受邀参加在列治文举办的移民政策调整社区研讨会，会上他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关注焦点都是如何正确理解“移民监”政策的变动。讨论时，很多中国人都在问，“（获得永久居留权规定的）‘五年住两年到底怎么计算？”斯蒂夫还听到一对三十多岁的中国夫妇问工作人员：要想符合规定，怎么样呆最合适？

负责政策解读的工作人员似乎没有理解，这对夫妇询问的是应对“移民监”的技巧。不过，站在旁边的另一个老人却提点了他们：“当然是每隔一年回国一次最合适啦。”

这段对话让斯蒂夫大为震惊。“（把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规定称为）‘移民监，就是对加拿大的一种伤害。”他对太太抱怨。

“拜托，这个词只是一种中国式幽默。”他的太太回答。

斯蒂夫显然无法理解这种幽默。他向记者表达疑惑时说，人们在责备加拿大无法“善待”移民申请人时，这些中国移民是否想过对这个国家的伤害呢？

“不忠的加拿大人”

201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王茜和老公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她拿下了财务管理硕士文凭和CFA（特许金融分析师）证书，随后，成功进入了温哥华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并成为财务部主管。

“想做加拿大公民么？那不但要享受公民的权利，也要负担公民的义务。”王茜说，规避“移民监”都是些黑中介忽悠人的把戏，那些既想生活在中国又想拿外国身份的人更是让她不屑。

王茜在加拿大的移民日子也并非顺风顺水。初到加拿大，为了节约生活开支，她和丈夫曾经去政府设立的“foodbank”（食物救济处）领取食品。大女儿的很多玩具也是在社区回收的。为了进修取得专业执照，她几乎一年没买新衣服。

因此，获得公民身份时刻的喜悦才如此有冲击力。王茜永远记得2012年6月24日，“宣誓时，每个人都举起右手说出自己的名字，轮到我时，我发现自己脑子一片空白，鼻子很酸。”王茜说，自己拿着公民证，笑着流泪。“不吃苦中苦，哪里成得了加拿大人。”

对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斯蒂夫来说，最希望移过来的都是王茜这样的人——真心实意喜欢这片土地，并且愿意长期居留在此地，为这个国家努力打拼。他很难相信，如果都是坐完“移民监”就走人，那对这个国家又有什么帮助呢？

加拿大向来以身为“最宜居的移民国家”而自豪，但讽刺的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却在取得公民身份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加拿大式生活”而移居海外。

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2013年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约有280万加拿大公民长期居住海外，占国民人口总数的8.8%，比率仅次于英国的9%，全球排名第二，远高于澳大利亚（4.3%）、法国（3.3%）、中国（2.6%）及美国（1.7%）。在1996年至2006年间，取得加拿大公民资格后移居海外的移民比率，是土生加拿大人的3倍。

根据加拿大官方标准，外来移民登陆国境后五年内从未上交纳税申报单，或虽在前五年内上交，但以后四年或四年以上从未上交的，即被认为是“海外公民”（长期离境）。加拿大人一直将这些移居海外的公民视为“失败者”或“不忠的加拿大人”。

“忠诚”的代价

对“失败者”这个标签，王茜并不那么赞同。曾在加拿大经历过艰苦生活的她，更清楚移民在这里就业的门槛到底有多高。

“技术移民中绝大部分都属于有着丰富的‘国内工作经验而不是‘北美工作经验。来加拿大如果不重新读书，能找到体面工作的机会微乎其微。”王茜说，她身边，在“移民监”期间找到称心工作的人简直凤毛麟角。

张启益同样也感到“移民监”带来的诸多不便。他们这种老来移民者，最难受的是孤独感。在加拿大一些购物广场常能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老头、老太太们每天一早就像上班一样，走路、坐公车或者被子女送来百货公司，然后，一起到百货商场的休息区或者咖啡馆聊天。到了晚饭时间，再各自回家。

“实在太村了，开了半个小时车去百货，连个像样的牌子都没有，还不如我们青岛这种二线城市的商场”；“什么都听不懂，太痛苦了，电视也不好看。再呆在这儿非要老年痴呆不可。”抱怨连连的都是些在加拿大生活碰壁的人，他们无法适应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又为了保证永久居留身份或者入籍而强迫自己生活于此。每当听到这些抱怨，张启益都烦躁不已。“过得这么别扭，还非要留在这儿。”他不禁小声嘀咕。女儿则马上用手戳他后腰，示意他闭嘴。

比一般老年人幸运的是，张启益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除了这种群体性聊天，他可选的余地要更多一些，比如去社区超市做理货员。

如今每天早上7：50，他都必须提早来到超市，迎接供货的运货司机，上午上班四个小时，下午还有四个小时，每小时的报酬为12加元（约60元人民币）。他在这里干一天，还比不上以前在国内兼职一小时的收入。不过，张启益很清楚，在加拿大自己需要的并不是钱。

“记得刚来多伦多时，我在华人超市看到一个83岁的老头做保洁。”张启益回忆道，“我问他，这么大岁数怎么还工作，他们给你多少钱一小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