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夕阳下的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1928年于南京成立，抗战期间曾西迁内地，至1946年“复员”后部分单位迁回南京，一些机构迁至上海。其时中研院风头不减，据说其中的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则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更是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光复”后当局拟将全部研究机构集中于南京，首先就在南京九华山开始兴建数理化研究基地，同时计划扩充人员和设备，所谓宏图大展，正待其时。到了1948年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了81位首届院士的名单，人才济济，年齿最长者是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则是37岁的陈省身，其中包括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的创始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不过，毕竟是“夕阳西下”的时节了，1948年9月23日，中研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暨首届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的中研院礼堂举行，蒋介石在阴雨中主持典礼，政府要员何应钦以及教育界名流张伯苓、吴贻芳等也来“增光”，但81位院士却只来了51位。后来有人说：这次民国历史上极重要的科学盛会，竟颇有些“美人迟暮”的意味，开会时人们推举历经清朝、北洋、民国三朝的张元济老先生讲话，83岁的张元济竟作萧杀之辞，他说：“倘若内战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免不了要关门。”一番话让在场的人面面相觑，相顾失色。

未几，内战愈演愈烈，中研院开始着手南迁。迨至中共农村包围乃至占领城市的首战——济南战役打响，国民党整体溃败，其防线已退至中原的淮海地区，中研院拟议迁往广州、桂林、重庆和台北四地，当时代院长兼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亦着手应变：以台湾大学为基地（以傅斯年为校长人选），紧急安排科研机构和学者由内地迁台。说话间，三大战役胜负已显，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骅连忙连续召开谈话会，中研院各研究所负责人商定了紧急应对措施：安排人员迁台，家属自行疏散，出国者则尽量襄助其成；文物、图书、仪器、档案等物产则封存、南运。

蒋经国与竺可桢的不期而遇

就在这个历史关头，1949年5月6日，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潜居于上海的竺可桢竟与离别大陆前的蒋经国意外邂逅了。

如今上海徐汇区的龙华枫林桥（当年中研院的一些机构就设在此地，如今也是上海各类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相当集中的地方）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地方，旧时此地流氓、恶霸出入，是上海滩恶势力明争暗斗的必争之地。竺可桢和蒋经国的邂逅，就发生在这里的上海中山医院。该院创建于1936年，是当时中国人管理的第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隶属于国立上海医学院。

1949年5月6日，时距上海解放还有20天，而杭州已经解放3天了。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指挥将国库中的金条运往台湾。应该说，作为浙江同乡，竺可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关系素来大致不错，但此时的蒋经国却是竺可桢最不想遇到的人。彼时正是两个政权交替的关口，学者以及知识分子则是国共两党争取和争夺的对象。作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的竺可桢，当然也就成了其中的标志性人物。后来有人说，两人相遇时，蒋经国劝说竺可桢赶紧赴台，并且是以父亲的名义请他去的。对此，竺可桢婉言相却。然而，比对两位当事人的日记，却没有发现相关的文字，只有寥寥几笔记录。竺可桢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上海医学院。与朱恒璧偕至其市府街寓所，途遇蒋经国。”蒋经国当日的日记则是：“六日。上午，奉父命访颜惠庆先生于中山医院。下午五时，随父登江静轮，夜宿船上。”

由两人的日记，我们得知蒋经国并不是专门去找竺可桢的，而是“奉父命访颜惠庆”去的，上海医学院院长就是颜惠庆的弟弟颜福庆。而竺可桢则是去看望朱恒璧。竺可桢与蒋经国是不期而遇的。

竺可桢的“辞职风波”

述及1949年竺可桢的历史抉择，须从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与国民党的关系说起。相似于五四运动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辞职风波，到了1948年内战趋于高潮之际，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带的杭州，也有一场浙大校长竺可桢的“辞职风波”。

竺可桢1936年到任浙大校长，不久就有令他痛感棘手的学生运动。壁报、团体、游行、罢课，乃至学生被捕和流血事件，使竺校长焦头烂额，甚至有过多次辞职的打算和行动。1947年，浙大学潮的高峰——于子三案爆发，把竺可桢推到风口浪尖。1948年，围绕“于案”的善后，国民党和学生双方尖锐对峙，乃至风暴骤起，夹缝中的竺校长左支右绌、动辄得咎，用尽全部气力，而结局却让他寒心和绝望，身心交瘁之余，对校长一职亦可谓避之不及矣。时局的发展已使他无法坚持当年上任校长时所订立的办学理念和宗旨，如此，何苦“尸位素餐”于校长之位？如是，“于案”之后，竺可桢去意已定。

时间到了1949年4月1日，那是竺可桢任校长时期浙大最后一次校庆活动。当日，他在庆祝招待会上讲话，首先说到教职员工生活的困顿，用孟子和希腊古典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名言安慰之，所谓“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从困苦艰难中方可得到真学问和经验”。他还从宏观方面陈述世界历史和文化的演进，依然坚信“渐进”史观，“检讨”社会、民族乃至学校和自己，大到对待世界的“恕道”，小到学校的“改良”，所谓“唯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国家才会太平，民族才会复兴”。

这是多么悖时的话语，然而竺可桢对时局并不乐观。不久，竺可桢得知业已“下野”的老蒋“决计不离溪口，风采甚潇洒”，原因之一是相信美国仍是可靠的后台。竺可桢则判断“美援不可恃，因美国人士对于中央政府过去作风已失信用”。几天内，他与政府“博弈”全校师生的生活物资供应，又拜见了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张默君等，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而彼时的校园内，已是“准解放区”的风貌了，合唱团在唱着左倾的歌曲，竺可桢则“嫌政治气味太重”。显然，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一场风暴必将来临，南京、上海等地已有学生游行与军警冲突而死伤的新闻，杭州也不可免矣。

14日，“今晨李季谷（竺可桢的同乡，历史学家，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打电话来，谓周主席（即浙江省代主席周嵒）询渠以浙大是否有游行之举。余甚为惊异。因为学生未主张罢课，岂有游行之事耶？”不久，有人看到“特务人员之二张黑名单，一为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为和平分子，朋友甚多在内，而余亦名列其中”。18日，竺可桢遂拜访李季谷，“告以十四号本校学生本无游行之举，而是晨即军警林立”。李季谷说浙大学生游行一事是浙江警备司令电话通知的，后经竺校长予以澄清“绝无此事”。而15日上海《新闻报》则报道“杭州各大学本定十四日游行，经省府防范周密，未见事实”。为防范不测，浙大于21日成立“安全委员会”后易名“应变执行会”），行未雨绸缪之事。

竺可桢以“恕道”开路，却不知形势的发展是远远超乎他的预测的，甚至他自己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黑名单”中的“和平分子”，而所谓“和平分子”，就是静待“易代”的社会名流。

果然，到23日，是夜学生上门来说，“传说今晚二点军警将包围浙大，因此大恐。女生要求搬入工学院大礼堂”。“余以此为无稽之谈，乃不允。但入夜女生不安，纷纷迁入工学院，至子夜喧哗之声不绝”。翌日，形势更趋紧张，李季谷来告，省府拟迁往宁波，国民党军队或撤往上海，或撤往杭绍公路，“杭城已无兵士”。

张其昀（浙大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当时曾赴奉化、溪口追随蒋介石父子左右）来询问竺可桢“去就问题”，他是传达此前王东原的意见（王东原时为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军事组组长，王的意见可能就是当时蒋介石的意思——笔者注），说竺可桢如有离意，则可派飞机相接。竺可桢不仅加以拒绝，反而劝说张其昀“不必如此惊动”，并且劝他暂时先到上海而不往宁波，“因沪上友人甚多，可从长商酌也”。在竺可桢看来，张其昀是浙江大学的栋梁之一，“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也。不过，张其昀后来还是追随蒋氏父子去了台湾，而竺可桢的行踪则是当时他为张其昀所设计的方案。

到了25日，浙大停课，学生自治会的壁报已经在宣传共军即将入城的消息，而“学生自由行动，学校已入无政府之状态”。

之前，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被攻克后，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向竺可桢发来电报，劝竺可桢及早赴上海。26日，竺可桢听说上海交大已逮捕了80多名学生，杭立武召集上海各大学校长谈话，命令“不得罢课游行”，“学校如有政治活动分子，由教部交单与各校传询”。是夜，浙大已是风吹草动，全校已呈“骚然”之状。随即，竺可桢于翌日走访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长、省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等，询问国民党军队是否会在浙大捕人，并且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

在得到国民党省主席、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承诺后，竺可桢“心为之大安，但从此亦决定余不能不离校，因杭既来电，嘱余去沪，则表示余已可离校不负责，亦等于准余辞职矣”。也就是说，竺可桢得到省府的承诺和杭立武的电令后，一方面可以安心于浙大将无危险和风潮，一方面终于可以从此卸去校长一职，转而摆脱繁琐且艰难的行政职责，去重新收拾科研业务了。须知这是当年竺可桢上任校长时的条件之一，也是他任校长13年间念兹在兹的夙愿了。

26日晚，竺可桢决定辞职。不过他不是一走了之，当日他先后出席了杭州商会的“救护会”、浙大的“应变执行会”，对时局有所安排，又于翌晨一一写信给浙大“应变执行会”的严仁赓、苏步青，以及自己的秘书诸葛振公等，表示“从此弟亦不能再事恋栈”，并有所交代。

29日，竺可桢又收到杭立武的再次来电催促。于是他果断于当日下午离校，随即赶往车站。子夜时分，在人头攒动的火车中（有大批国民党的兵士），他心情忐忑地前往上海。30日中午，火车到了上海。

历史转折关头的去或留

竺可桢暂住在枫林桥永利公司的宿舍。不时，浙大同仁及师生纷纷来电，劝其返校。竺可桢在日记中苦笑地写道：“但余目前已无（法）去杭矣。”为什么？可谓一言难尽矣。那么下一步如何走呢？几乎是刚到上海，竺可桢就安排陪他同来的浙大姚维明返回杭州，请他转告夫人陈汲等，自己“决不去台湾或广州”。翌日即5月1日，竺可桢见到了杭立武，因为杭有“要事相商”，一问果然是要他去台湾或厦门，竺可桢一口回绝了，并提出辞去校长的请求。当晚，杭立武又送来旅费2000万，竺可桢则只是“当袁洋五元”，以不屑视之。

5月2日清晨，竺可桢上街买早点，顺便买了一张《新闻报》，一看居然登载有钮永建和自己已飞台湾的消息，“见之使我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后来见到张其昀，得知杭立武也“正在搬家，似日内即将出发者”，张其昀也劝竺可桢马上去台湾。

竺可桢情急之中，立刻给浙大的严仁赓、苏步青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并没有去台湾，所谓“近代物理学尚未发现分身之术，兄等置之一笑可耳”，至于自己所以离开学校，“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乃至辞去校长，则事出有因，他在信中说：

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幸赖同仁维护，同学之协助，学校得以撑持。近则弟已年达耳顺，精力日衰，不能更应付繁剧，自当退让贤路，使年富强力者出而主持，则浙大前途庶可无限量。

后来，人们对竺可桢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赴沪一行，有种种揣测和说法，比较详细的则如吴征铠（著名物理化学家、核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先后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剑桥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时为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后为中科院院士）的回忆：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已获全胜，并开始准备渡江，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来电催他赴台湾。竺可桢决心留下，此事他当然不能公开宣布。就在4月下半月，国民党教育部又下了一道命令，要竺可桢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竺可桢经过考虑，用拖延法应付，按兵不动。但事与愿违。在杭州解放前几天，国民党又来了一道命令，内容和上次一样，但文件是由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的。此时竺可桢觉得这一次由军方转，是一个信号，如果不去，军队就可以抓他去，因此，他决定去上海，但家属仍留在杭州，他到上海后再想办法。

到了上海，还是住在枫林桥中央研究院，下榻于楼梯对面的贵宾室，那是他每去上海必住的地方。此时的中央研究院也已慌乱一片。有几个所已经搬去台湾，化学所已决定不搬。所长吴学周早已接待中共党组织从东北派来上海招聘人才的张大煜先生，当然，他会设法去帮助竺可桢先生。

5月6日，竺可桢从楼梯上下来，正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经国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

当事人竺可桢和蒋经国都对那次邂逅没有留下更加详实的文字，吴征铠这一段回忆可谓珍贵，亦可谓传神。特别是根据吴学周的谈话，我们得知当时中共已赴上海“招聘人才”，而中共方面已经在设法帮助竺可桢了，揆诸竺可桢稍后日记的记述，以及后来陈毅和他谈话的内容，所谓“争夺竺可桢”并不是捕风捉影。

其实，当年竺可桢的去与留，莫若看其本人的话语，1961年12月30日，竺可桢在《思想自传》中回忆说：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在杭州解放前三天，我却离开浙江大学而到上海中央研究院，这是什么缘故呢？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于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等上海解放，我就给浙大打电报：说我已辞去校长职务。

“对于我不利的事情”会是什么呢？后来人们通过一些例子，这样猜测：“如果国民党拉不走竺可桢，也不是不存在劫持或是暗杀的可能。从今天披露出的史料看，当年国民党军警就曾扣压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准备以押送台湾的名义，在途中将其处死，幸为潜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所救。”那么，竺可桢当时所考虑的，不知是否自己被“劫持或是暗杀的可能”。不过，竺可桢与张澜、罗隆基等，毕竟是不同的，竺可桢是名义上的国民党党员，而实为无党派归属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与倒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头目，不可同日而语。多年后，在美国定居和工作的前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说，他后来去台湾，蒋经国曾单独邀请他午餐，并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显然，蒋氏父子彼时借重于同乡的竺可桢，希望他能如张其昀一样到台湾去，而言下不甚唏嘘，却无责怪之意，则其当年之举，似以劝说为主，不似有杀伐之心。

那次竺、蒋的相遇，是偶然的邂逅，抑或小蒋“奉父命”所为，若以当事人的日记看，或许与谢觉民的回忆有所出入，不过，这不是大的问题了。那次相遇后，竺可桢回到住所，大概向身边的学生讲述了这件事。于是，如人所说，“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马上建议他以后少出门少露面，竺可桢听从了。竺可桢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危险”。

再三推却国民党的“争夺”

5月17日中午，竺可桢忽然接到傅斯年台北来电，邀他去台湾大学任职。竺可桢在日记中说：“得孟真自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推辞的理由是刚刚卸任校长，对学术已有生疏，须温习静读一年。19日清晨，竺可桢又接到杭立武发自广州的来电：“请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这也许是国民党方面“争夺”竺可桢的最后举措，杭立武说已替竺办好了护照，这是指安排竺可桢飞赴巴黎一事。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已迁至广州，竺可桢应邀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会议，如要前往，须赴广州办理护照。而“上海医学院朱院长”，就是前述的朱恒璧。那么，竺可桢的态度如何？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是否还有其它打算？即大陆和台湾之外的去处？

杭立武来电的翌日，竺可桢赴上海的中央银行，“拟提取所存六百余元美金以为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可作为旅费，不料私人存款亦须在广州提取，故此款又落空矣”。于是，竺可桢不由感叹：“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亏，此现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爱戴也。”

这似乎是竺可桢心有所动？当时竺可桢的亲戚陈源（竺可桢续妻陈汲的哥哥）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陈源为“中国常驻代表”，后来竺可桢曾参与对陈源、凌叔华夫妇的统战工作），然而从他日记里“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中的“万一”一词可知，当时他并没有下决心一定要去，至于广州、台湾，更是根本不打算去。揆诸当时许多文化人，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何去何从，其中一个标准是不离故土——文化的根。而彼时的陈源等，仍不过是“白华”的身份而已。当时陈源未听从徐悲鸿等友人劝说其返回大陆的建议，却帮助了其时“中国科学院”院长人选之一的李四光秘密返回大陆。彼时院长人选还有竺可桢、陶孟和，后来李、竺、陶三人为副院长，郭沫若为院长。9月16日，竺可桢与陶孟和、吴有训、吴学周等联名致信赵元任、赵忠尧、李方桂、张香桐等旅美科学家，动员他们尽早“束装成行”。

终于，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当日，《大公报》发表消息：“竺可桢未去台湾。”是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吴正之（即吴有训）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各团体定于六月一日下午在科学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接下来，是中共陈毅等与竺可桢为代表的许多科学家的交往，而竺可桢已被内定为新建的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人选之一。

那么，浙江大学呢？无疑，竺可桢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它，他听到了许多消息，所谓“浙大师生均希望余能回校”，并且听说新任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而竺私下则表示“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厌恶万分也”，随即转告同仁、同学，自己难以脱身，因为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的善后需要他参与处理。不久，妻子的一封来信彻底断了他回校的念头：“知浙大校内壁报说我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或许妻子在杭州更能体会，她竟然来信说：如果竺可桢回校，“她就要分居”。

7月3日，上海浙大校友会举行年会，出席校友达600余人，彼时不时有校友挽留他，竺可桢的态度却很坚决：“余表示决绝不干”，“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当然，这话里有话。

6日，竺可桢北上。13日，他抵达北平。也就在上海年会的两周之后，北平中山公园又有浙大校友200余人集会，众人一致要求竺可桢回浙大，且再次发起签名运动。对此，竺可桢甚为感动，乃至致答词时竟语不成声。

此时的浙大于接管后换了新貌。9月1日，竺可桢获知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再后，传来了停聘众多教员、职员的消息，竺可桢感喟其“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也”，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

10月1日，竺可桢出席开国大典。16日，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