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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及启示

2016-05-03王雅菲

现代出版 2016年2期
关键词:美国历史

王雅菲

摘要: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版社在19世纪后期才真正起步,其发展、波折与转型历程,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因素、技术变革等密切相关。网络时代,美国大学出版社在坚守“传播学术,服务公益”的使命下,不断探索新型出版模式,其发展尤其是当今的变革,给中国大学出版社带来诸多启示。

关键词:美国;大学出版社;历史;AALP

从1869年美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建立到2016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已经达到91家之多。笔者依据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AAU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ses)历年统计数据等研究资料,整理出美国大学出版社数量图(详见图1),从中不难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出版社总量增长迅猛,80年代至今的30年间,其增长基本停滞。

实际上,目前美国近三千所高等院校的学生毕业、教职晋升都与学术成果出版相挂钩,仅有的90余所大学出版社很难满足其学术出版需要。既然如此,为何大学出版社的增长会停滞?其发展过程中有何困难和成果?本文将梳理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兴衰与转型历程,分析其发展各阶段的成因和对策;尤其将审视的重点放在当代,以期为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寻求有益的启示。

一、美国大学出版社发展历程

1.学术需求驱动下的发端期(1860年代至1890年代)

美国大学出版社诞生的里程碑事件可追溯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869年,是美国第一所大学出版社,但它于1884年关闭,1930年才重新开张。因此美国真正持续存在的第一所大学出版社应该是成立于1878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者丹尼尔·吉尔曼认识到出版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他于创校两年后就组建了大学出版社,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全新且意义深远的理念:“大学最高尚的职责之一就是推进知识发展,不仅将知识在那些可以每天聆听讲座的人中间传播,还要在更远更广范围的民众中间传播”。这句话明确地阐释了美国大学以及大学出版社的价值和任务,至今仍被奉为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中心职责和大学出版社存在的主要目的。

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大学出版社在19世纪后期才真正兴起,离不开大学和学术圈的发展。其一,(《莫里尔法案》颁布后美国新建的赠地学院就多达60余所,大学数量剧增是大学出版社兴起的必要条件;其二,美国大学仿效德国重视学术研究的模式,学术需求增加是大学出版社建立的根本原因;其三,学术著作的出版和传播除了是大学的高尚职责,也被视为提高学校声誉最有效的方式;其四,图书馆对学术书籍的需求推动出版社发展,而已有的商业出版社难以应对如此大量的学术出版,客观上需要大学出版社承担学术出版的主要职责。

美国大学出版社被视为是传播大学研究成果的必要工具,所以在建立之初,它们不仅被投以可观的津贴资助,而且被定位为服务学术和公益的非营利机构,无需纳税。

2.专业化运作开始的增长期(1900年代至1940年代)

进入20世纪,美国大学出版社数量稳步增加,但在行政管理上比较混乱,出版制度和编审过程也不健全。行政管理方面,出版社社长往往由某位教员、图书馆行政人员、校长或校董兼职。出版制度方面,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主要是本校各院系教员的各类学术著作,书目略显杂乱。编审方面,早期的编审过程中并不一定包含同行评审这一步骤,把书稿送给专家外审也不常见。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问题陆续得到解决。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AAUP)的建立。1937年,21家大学出版社组成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1946年该组织确立了协会章程。AAUP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大学出版社专业化运作的开始。

然而,随着管理和编审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美国大学出版社与大学间原本亲密互助的关系产生了第一道裂缝。起初,出版社管理层与大学教员、行政人员达成两点共识:即大学出版社应该专注于学术著作的出版,同时不应只出版本校教员的著作。上述共识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利弊相随。其利在于使出版社集中精力形成出版特色,避免了利益冲突的问题,有助于出版社建立公正权威的学术声望。而这种为了防止偏袒而避嫌的做法也不无弊端——本校教员的成果在该校出版社的出版物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出版社渐渐失去了本校教员的支持,为日后的边缘化埋下了伏笔。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大学出版社还经历了一场有关存在意义的大讨论。事件起因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因亏损和与大学管理层的嫌隙而险被关闭。为了劝说哈佛校长保留出版社,也为了向公众普及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和意义,多位学者发起了一场为大学出版社正名的运动。这场讨论中最著名的宣言要属《大学出版社是否应该存在》。这份报告指出:大学存在的目的是进行教学和科研活动,是创造、保存以及传授知识。大学需要亲自进行出版活动,因为它在学术出版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学者资源、学术质量保障、图书馆需求、教学材料需求——这些条件是任何商业出版社无法比拟的。至于盈利问题,报告认为,大学出版社虽是以学术传播为己任的非营利性机构,但其服务不是无偿的,大学出版社有权因其服务而获得收益并利用这些收益进一步提升其服务的价值,政府和大学自然也应该对大学出版社进行扶持。经过这次讨论,美国大学出版社存在的必要性得到确立,其价值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此后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

3.政治扶植带来的黄金年代(1950年代至1960年代)

美国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50年代的蓬勃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内因之一是职业培养和制度管理的完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学出版社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培训项目,AAUP设立的各种教育项目为大学出版社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AAUP还增设了由教授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对书稿进行学术把关,同行评议和专家外审制度得以逐步普及和完善,大学出版社的权威性得以树立。

更重要的原因是高校学术需求的增加。早在1901年,耶鲁大学就要求教员的晋升按其学术产出而定。到40年代,绝大多数大学都已将论文发表或专著出版作为学生毕业和教师职称评定的依据。而随着同行评议制度的普及完善,从50年代起,学术出版成为了获得教职晋升、学术声誉、物质奖励甚至在学术界的终身保障的必备条件,以致有了“不出版就死亡(publish or perish)”这句口号。

特殊的政治格局则构成了美国大学出版社兴盛的直接原因。美苏太空竞争刺激了美国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进而惠及学术出版。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后,政府为各级教育机构提供全面的经费援助,前所未有的充足资金流入高等学府,用以教学、研究、出版、兴建图书馆。同时,由于国民经济军事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投资增长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刻影响,20世纪60年代也是美国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人均收入增加,被称为“繁荣的十年”,这为教育和学术的高峰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支持。

由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了美国大学出版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黄金时代,新建的出版社数量激增。1969年,第一份关于学术出版的期刊《学术出版》(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问世,它象征着学术出版作为一个行业和学科,有了自身的学科根据和研究方法。

4.财政紧缩下的波折(1970年代至1990年代)

在有政府扶助、富足安定的年代,大学和其出版社的关系表现得亲密无间、齐心协力,而20世纪70年之后的种种困境,如越南战争、财政紧缩、经济萧条,使得大学对其出版社逐渐疏离。这一时期美国大学出版社的衰落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从外因上来讲,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高等院校及图书馆经费日益紧缩,导致大学出版社陷入销售困境;第二,从内因上来讲,缺少经济力量的大学出版社难以践行文化使命;第三,从大学层面来讲,大学出版社由于对本校教员的学术出版作用减弱而失去了本校的支持,逐渐被边缘化。大学纷纷减少了对其出版社的资助,一些财力较弱的大学选择出售或关闭出版社。

面对困境,美国大学出版社采取了各种对策,衰败的情形在1979年之后有了一定转机。具体策略如下:一、重出经典著作,推出优秀学术新作;二、拓展领域,面向大众市场,出版高质量文学作品和地方特色书籍;三、同时出版精装书和平装书,减少在订购、宣传上的重复浪费;四、建立区域大学出版社联盟,合并生产、印刷和营销以节省开支;五、专设学术出版捐赠基金,寻找新赞助,筹款募资成为大学出版社社长的必备技能。

资金短缺、经营困难自70年代以来就困扰着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1977年,全美大学出版社的平均亏损为销售额的11%,小型大学出版社亏损尤为严重,平均亏损达到纯销售额的75%,少数就此歇业。这一情形即使在经济情势略有缓和的新千年也没有得到改观。2008年,美国大学出版社中,预算出现赤字的比例高达70%,22%的大学出版社经费基本持平,只有8%的大学出版社能够盈利。可见,获得资金以保障可持续发展仍是大学出版社现今的重要任务。

5.数字革命中的转型期(2000年以来)

进入21世纪,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数字革命给全世界各个行业都带来了冲击,依赖于纸质媒介的出版业首当其冲。尚未完全脱离财政困境的大学出版社又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开放获取出版成为新的生长点。90年代初,出版社仅把电脑当做打字、记录的办公工具。而当电脑普及、图书馆储存的数据超过纸书、网络使“自出版”成为可能时,出版社不得不开始重视这场电子革命。

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电子出版是在十余年间发展起来的。1995年,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大学出版社的第一本网络图书。相比图书阅读周期较长的特点,学术期刊需要把最新的学术成果尽快推向读者,与电子出版形态相得益彰,所以此时电子期刊发展更加迅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缪斯计划”(Project Muse)就是当时创立的人文学术期刊集合,现已成为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电子出版项目之一。2007年,美国约78%的大学出版社都出版电子期刊,证明以电子形式出版学术期刊已经成为大学出版社的常态。

当然,电子出版不仅是出版物形态上的变化,它带来的实质变革是通过网络传播实现的。大学出版社不仅要完成内容的数字化,实现订货、营销的网络化,更要适应内容的网络平台分享和传播。

网络出版技术在90年代中期已经成熟。当时的先驱NetLibrary公司呼吁大学出版社将学术出版物和库存书目分享到公司平台,但应者寥寥。然而几年内,网络出版便显示出了无法匹敌的优势:生产流程精简高效,服务高度自动化,出版成本较低,传播迅速、覆盖面广。1999年NetLibrary的出版项目已经吸引了40多家出版社,其中包含许多大学出版社。之后,不少商业实体如谷歌也参与到学术出版中来。与谷歌合作的大学出版社意识到,通过开放引擎的搜索,出版社的知名度提高了,学术图书的销量不减反增。此后传统的学术传播方式不断被挑战,大学的网络出版模式不断被刷新。

网络出版在近十年演变为全球范围的开放出版运动,这对大学出版社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开放获取出版的特点在于资源的数字化、在线传播及赋予读者宽泛的使用权限。相比传统出版,开放出版允许各种搜索引擎全文检索、甚至免费获取学术出版物,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成果在世界范围的传播,造福于读者和作者,具有极高的公益价值。当然,在开放网络环境里,许多问题如正当使用、知识产权等都必须被重新审视。总的来看,开放出版已成为学术传播的大势所趋,2013年,35%的AAUP成员支持网上全文免费开放,还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版社致力于将全部学术成果免费开放给公众。

开放出版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学术传播模式和结构。在新形势下,大学出版社很难靠一己之力面对经济和技术的双重挑战。于是美国大学出版社开始了与各种机构的合作,其中最主要的有:

其一,与同校图书馆合作。大学出版社与同校图书馆合作是双赢的选择:—方面,图书馆在信息技术、数字平台、机构数据库、行政资源等方面为出版社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出版社则为图书馆进军学术出版领域提供优秀的作品资源、熟悉出版市场运作规律的专业编辑人才等。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出版社都与本校图书馆有着项目性合作,不少大学已将出版社隶属于学校图书馆,两者还将有更深层的结构性整合。

其二,与亚马逊、YouTube等网商和社交媒体合作。许多大学出版社与亚马逊、谷歌以及BookMobile展开合作,将库存书目全部转为电子版本,支持谷歌图书搜索引擎的全文检索,并通过亚马逊和BookMobile提供按需印刷(POD)服务。到2013年,89%的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库存书目都提供按需印刷或短期数字印刷服务。还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版社使用YouTube等视频网站、社交媒体作为学术出版物的营销平台。与多元媒介的合作进一步打开了大学出版社的推广门路。

二、结论与启示

当今美国大学出版社面临两大发展难题:第一,大学出版社作为一个出版机构,除了依靠“传播学术,服务公益”的使命感,归根结底是需要资金运作的,部分大学出版社仍在为收支平衡而挣扎;第二,新兴网络传播促成的开放出版,是大学出版社面临的重大挑战。

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百余家大学出版社已经完成转企改制,经济上自负盈亏,商业化运作程度较高。中国大学出版社虽然没有财政上的麻烦,却也有诸多困境。本文所述的美国大学出版社发展历程也许能为中国高校出版社提供一些启示:首先,重视学术出版。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价值还是在学术出版领域,美国大学出KS~即使在资金困难时期也坚持以学术出版为主,其精神可喜。其次,完善学术评价制度。规范的学术评议制度能极大地提高学术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巩固大学出版社的权威性。最后,尝试和探索开放获取出版。中国学术出版界应转变观念,认识到开放出版的意义和学术传播的走向,与同校图书馆、多元媒介合作,尝试开发新的出版资源,探索新的出版项目和模式。

面对阻碍大学出版社发展的难题,美国大学应该充分认识到大学出KS~“非营利机构”的定位,在行政管理、资金筹集、硬件技术上继续支持其出版社;美国大学出版社也应该看到开放出版对学术传播和公众求知的非凡意义,推行开放获取出版,将知识散布到最广泛的人群中去。这也是中国大学及其出版社应学习的理念和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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