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闻

作为一个在新疆出生的孩子，这些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一位朋友过世前去他的家乡看看他，那是一座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小城，从我出生的医院到他家，只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程浩，在知乎上熟悉他的人不少。这些年我从北京到云南、四川再到台湾，他写的书《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我买了许多本，一度到了逢人就送的地步。

逢人就送并不是因为这本书多精彩或是文笔多好，很多人问我这书好在哪里，我认为程浩故事的内核与我们耳熟能详的海伦·凯勒、张海迪相似，无非是求生的奋斗，待人接物的心态，对梦想的决心，以及他一家人的善心等等。但如果说海伦·凯勒的故事是属于祖辈的，张海迪的故事是父辈的，那程浩的故事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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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天，我刚刚结束在云南的全职公益工作，心态与初做公益工作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质疑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不在大城市里享受舒适的现代生活，非要到穷乡僻壤给自己找罪受呢？”在外界看来，公益行业应该是一个比较开心的职业。花别人的钱，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应该是轻松愉快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公益行业在社会饱受质疑，作为从业者时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甚至人身攻击。此外在这一年多的工作中，我第一次深入接触社会贫穷、黑暗、痛苦的一面。毒品、艾滋侵入社区，面对各种破碎的家庭，无助的孩子和妇女，我常常有无力感，一年半载的工作并不能给社区带来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即便是几年的工作也未必能带来多少改观，这样的工作是否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