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丽

《季羡林评传》作者郁龙余先生在“为何要写《季羡林评传》”中写道：“研究季羡林的著作，大体上可分成两种：一种是季羡林的传记类，一种是名人评价季羡林文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本全面、深入、系统地评价季羡林人生和学术思想的评传。我写《季羡林评传》，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

的确，在当今学术界能够全面评述季羡林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和精神人格的专著可谓凤毛麟角，《季羡林评传》一书则将二者兼顾得恰到好处。《季羡林评传》既从个体层面关照季羡林的学术人生和价值追求，又从人类文化传承的整体层面阐述其思想内涵和学术成果，的确是探寻季羡林一生学术和精神路线的“索骥”读本。

季羡林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吠陀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2种以上语言文字，其中半数为濒临失传的古老语言文字。他钻研印欧语言文字，用力甚勤，目的在于理清数千年来中印文化交流的脉络，从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角度看清中华文明的发展。季羡林一直坚持认为，中国有22个地域文化，强调应该把满学、蒙古学、藏学、回学、维吾尔学等统一纳入国学的研究范围；为此，季羡林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他经常强调对纳西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认为纳西族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汉族儒道互补的天人合一思想十分契合，研究像纳西族等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对深入理解中华文化早期形成阶段的源流和脉络大有裨益。季老晚年一再强调“大国学”，认为创建大国学是当务之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