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林

民族立法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体现了中央对民族自治地区的政策关怀。如何用好、用活、用足立法权，对提高民族立法质量，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立法法公布实施前，我国立法变通权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刑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授权性法条之中，且只有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规定。人们仅是从这些法律的规定中，推定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主体和经济特区立法主体享有立法变通权。

立法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这是我国第一次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作出了限定性规定，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关于立法变通权不能变通事项的法的规定。

自治立法面临“两难”

首先，“立”还是不“立”？作为民族立法主体的自治地方人大常常为此纠结：不“立”是失职，对不起自治地方的人民；而“立”好像又是在“等、靠、要”。

如果要“立”，是照抄上位法简单“立”还是结合实际变通“立”？如果照抄照搬价值不大，反而浪费立法资源；如果变通“立”，自治地方在人才储备、立法技术等方面又很难达到要求，还不易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