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平

不知不觉间，2016年年中将至，暗流涌动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倍感时不我待，各自发力。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2016年2月正式签字，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亚太16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日欧双边的经济一体化协议（EIA）等数个“超级自由贸易协定”都纷纷毕其功于一役，将2016年年底作为结束谈判的撞线之时。拨开纷繁复杂的变局和乱象，全球贸易的潜在风险和根本矛盾均围绕着三个核心内容：贸易规则制定的主体、方式和内容。换句话说，究竟该由谁来制定，如何制定，制定怎样的贸易规则？

谁来制定？

我们不妨把TPP等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看作是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意愿联盟”。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原来也有“凯恩斯集团” “棉花之友”等形形色色的中小联盟，几个或几十个国家在特定议题上立场相近，“志同道合”。尽管大国在事实上起到了引领乃至主导作用，但重大决策毕竟还需求得一百几十个成员的协商一致。或许也正因如此，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才逡巡不前，行将就木。TPP等另起炉灶的“意愿联盟”则追求“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其说它们“威逼利诱”其他成员加入，不如说通过其集团行为彰显了某种“置身之外”的规则成本与制度后果。

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无力乃至缺位日益成为隐患。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本就举步维艰。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速第一次低于发达国家。眼下随着TPP等跨区域“超级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贸易转移效应，对其原先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也是一种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