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　赵敏

1月10日上午9时许，位于兰考县城东南8公里处的乔庄村，依然笼罩在一片浓雾中。

村民梁付生的家里，凉意袭人。院子里生起一堆火，热气驱赶着雾气。堂屋里的羊群醒了，蹦来跳去，给这座老旧的房子增添了一些生机。

2015年4月，梁付生从市场上买了7只羊，半年后卖掉了4只，卖了2400元；2016年年初，两只母羊又生了4只小羊，羊群的数量没变，梁付生“净赚”了2400元。

对梁付生来说，这是一笔“无本”的买卖一一他买羊所花的钱，村上都给他“报销”了。村里的这笔钱，来自于兰考县的产业扶持资金。从2015年开始，这笔钱的分配权从县乡交给了村里，每个贫困村每年10万元。

全身心地扶贫

刚接手这10万元钱时，代焱和他的同事感觉这是“烫手的山芋”。

代焱是兰考县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2015年初，他被派到惠安街道乔庄村，任该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兰考县的扶贫工作队成立于2014年5月。当月，该县县委、县政府制定了《2014-2016年扶贫攻坚规划》，向该县115个贫困村各派出一个扶贫工作队。工作队通常有3名队员，其中两名来自于县直部门，一名来自于所属的乡镇。

为了让这些干部下沉到农村，兰考县委组织部出台了驻村工作队的派驻、管理和考核办法，规定工作队科级干部当队长、科级后备干部当队员；后备干部不愿驻村的，取消其后备资格；驻村考核连续两年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所驻村面貌变化不大或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的，实行提拔一票否决。

2014年底，扶贫工作队队员进行了一轮轮换，更多的年轻干部加入进来。开封市委常委、兰考时任县委书记王新军告诉记者，在这一轮队员的遴选中，后备干部储备的功能更为凸显。2016年春节前夕，王新军离开兰考，转任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王新军将扶贫比作打仗：“现在扶贫攻坚是第一位的，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最大的经济问题，最大的民生问题，这就是突击队，像打仗一样，组织需要你下去，这就是第一线。”

工作队队员去了农村以后，被要求每星期5天4夜盯在那儿，不能轻易回城，单位领导也不能将其抽回。“谁把扶贫队员抽回来，我就免谁的职，”王新军说，“县委派你去，就是叫你专门扶贫的，要全身心地扶，立一个‘军令状，3年不脱贫就不回来。”

在2014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兰考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联系点。当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到兰考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体指导，兰考县委向习近平总书记承诺：“3年脱贫、7年小康。”

这比兰考县原定的脱贫时间提前了4年，“原来我们是2020年脱贫，那是有把握的。但要说提前4年，压力就大了。因为是总书记的联系点，兰考非得四平八稳到2020年跟全国一道脱贫，这个不行。”

王新军说，因为这个事县委开了两三次常委会。王新军认为，扶贫不能光算小的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他说，扶贫不仅仅是解决兰考几万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更主要的是要通过脱贫过程中精神气的提高，以及对脱贫路径的探索，让当地的发展再上一个层次，这是兰考的“扶贫经济学”。

大力推动精准扶贫

代焱所在的乔庄村，共有350户农民。根据2013年底的数据，该村共有100个贫困户，县里拨下来的10万元产业扶植资金，就是面向这些家庭的。

2015年产业扶植资金的分配，跟往年有所不同。兰考县主管扶贫和金融的副县长杨志海告诉记者，往年扶贫资金的分配权在县乡两级，农民要申请这笔资金，需要先自己投入资金购买项目，项目完成后，县乡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放款。

杨志海说，这种分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放款部门把自己的风险排除得一干二净，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贫困户着想，一是很多人拿不出钱先期投入；二是即便有钱投入项目，因为申请的程序复杂，很多人担心能否最终拿到这笔钱。

2015年，兰考县将这笔资金的分配权交给了村里，由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共同分配。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中共中央自十八大后把扶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且大力推动精准扶贫。相比县乡两级政府，村“两委”显然对村内的贫困情况更为了解，而扶贫工作队队员的考核压力，则会促使他们努力使这场分配不出现偏差。

为了避免偏差，兰考县又规定了两项公开：一是在村内公示，二是在县里“上网”。“村内上墙，老百姓知道；县内上网，全世界知道，就是要把信息披露制度用好。”杨志海说。另外，国务院扶贫办的电话12317，也通过短信和网络报给农民，不满意可以举报。

代焱和他的同事决定先让贫困户申报项目，最终有35户申报了，申报率35%，其中29户养羊，其他的还有蔬菜大棚、小超市等。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有65%的贫困户没有申报项目，没有一技之长是主要原因，也有人担心项目的风险，还有人建议把这笔钱平分给各户，而不要费心费力地培养项目。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要让农村真正脱贫，还需要克服很多的观念障碍。

申报项目的人要想拿到产业扶持资金，还需要经过两道程序：一、要自己出钱把项目做起来；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确定这个项目真实有效，钱才能划拨给农户。考察期通常要几个月。

资金的拨付数额也有讲究。由于农村的交易大多没有票据，农民有时候会往高了说，分配的时候要把水分挤出来。比如有一家说买羊花了5000元，但代焱了解了市场行情后感觉没那么多，就和同事根据集市的价格重新评估了一个数额，最终付了3100元。

这10万元的最终分配情况，会汇总成表，一方面在村内公示，同时汇报给县里上网。杨志海告诉记者，产业扶持资金的使用，就是要通过两个公开，把所有的村民都变成监督者。

在去乔庄之前，代焱一直生长在县城，对农村了解不多，对农产品的价格也没有概念。在乔庄待了1年后，现在他能流利地说出每种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在新扶贫方式的作用下，乔庄村脱贫的进程明显加快：2014和2015年，该村分别有40户和59户脱贫，如今，乔庄村只剩下一个贫困户。

而兰考全县2014年脱贫了2.5万人，2015年脱贫了4.7万人，两年累计脱贫7.2万人，已完成脱贫总目标的91%，贫困人口还剩7400多人。

当村里只剩下一个贫困户时，代焱和他的同事就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这10万块钱都给这一户，还是另选他途？

他们不打算选择前者。除了此举可能引发其他村民的不满外，他们还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农民脱贫任务基本完成后，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如何能让农村的脱贫可持续？

这也是副县长杨志海在想的问题。作为中国证监会派来的挂职干部，他想到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金融创新，扶持产业发展。他在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汇报时说：“今天的兰考，没有风沙，没有盐碱地，兰考穷在哪儿？穷在产业上，再看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钱从哪儿来与怎么花钱

杨志海所说的观念问题，主要指的是发展产业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这是困扰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兰考并不缺钱。他给记者说了几个数字，他2013年6月份刚到兰考的时候，该县存款额为125亿元，贷款额为49亿元，存贷比还不到40%，“也就是说，我有100块钱，自己只花40元，另外60元是别人花的。兰考存在的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

杨志海说，要可持续地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就要发展能解决农民就业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匮乏，而银行基于资金安全的考量，又不愿意向这些资金实力不强、发展前景不甚明朗的企业放贷。

杨志海想出了一种用政府信用撬动银行贷款的办法。具体的做法是政府将部分扶贫资金放在银行里，撬动银行放出数倍于这一金额的贷款。若企业到期无法还款，银行就从政府的这笔资金中扣取。杨志海说，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的这笔资金的规模为1000万，银行则以1：10的比例放贷，最多可以放贷1亿元。

兰考县政府这一模式的合作者、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告诉记者，该行原来对政府提供担保的最大放贷比例是8倍，基于这种担保方式的高信赖度，最近将这一比例提高至10倍。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成了放贷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为了降低其中的风险，兰考县政府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非常谨慎，要求各乡镇在对各自管辖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充分调查后予以推荐，并充分发挥扶贫工作队在其中的作用。

兰考县政府2016年的第1号文件，对扶贫工作队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在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上做出了具体规定，决定由扶贫工作队组建成立金融扶贫工作小组，下面包括政策宣传、项目推荐、资金发放协调、监督问责和贷款审核等5个小组。杨志海说，这些小组所做的有些工作，事实上相当于银行的信贷员。

“比如贷款审核组，银行没人干，我们帮他们干，还有监督问责小组，是监督工作队员廉洁奉公，不能乱推荐。这个事银行都想象不到，说我们破解了他们多年来没有破解的难题。”杨志海告诉记者。

这些贷款企业与扶贫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要交一笔扶贫基金，“不交政府就不帮他申请贷款”。另外还要解决贫困户的就业。杨志海说，这里面也有一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这些企业真正带动了扶贫，到他们明年付息的时候，我很可能给他贴息。”

如果贷出去的钱届时不能收回，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里的1000万扶贫资金就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负责推荐贷款企业的乡镇和扶贫工作队，也要分三种情况承担

责任：若无法还款是因为市场因素，则风险由兰考县政府承担，那1000万就负责兜底；若因对企业不了解导致推荐了劣质企业，则乡镇就要负责把钱

追回来；若是乡镇与企业勾结骗贷，则“该上纪委上纪委，该上检察院上检察院”。

1月9日下午，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赶往固阳镇范场村，考察该村的乐器项目，并打算与该村村支书、乐器项目的带头人徐顺海签下一单贷款合同，贷款100万元左右。徐顺海告诉记者，他打算将这笔钱用于扩大再生产。扩产完成后，他的企业能解决的就业人数，将从目前的30多个，至少增加一倍，并且贫困户优先就业。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