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梓

与中央、省部级读书会不同，越到基层，读书会作用发挥怎么样，与一把手有很大关系。越来越多的地方，读书会只剩下“会”了。

年初，湖南省长杜家毫与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一道开了次特殊的会——读书会，用半天时间专门读了本小说——《大清相国》。

这是去年国庆他布置的“作业”，要求政府研究室干部认真阅读此书，并撰写读后感。用他的话说，办公厅、研究室作为省政府的“智囊团”和“参谋部”，日常所从事、接触的都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事，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就政府谈政府，要多方面汲取知识。

组织专门读书会的还不止杜家毫，作为开展学习、统一思想的重要方式，读书会在各级政府一直都有。

从外围组织到学习方式

党政系统内的读书会很早就存在了。一名研究党史的博士告诉笔者，新中国成立前这种读书会多是党的外围组织，比如鏖尔读书会等。经济学家于光远就曾回忆称，许多同志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那样的读书会里受到了启蒙教育，也在那样的读书会结识了许多朋友。

不少中共领导人都组织或参加过读书会。比如于光远在延安时期，就参加过一个陈云亲自主持的读书会。地点在当时中组部的一个窑洞里，每星期开一次会。参加的人除中组部的同志外，也有少数外单位的人。

1948年秋，朱镕基在清华大学时参加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小组生活的内容就是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西北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了当时青年们组织的地下读书会，甚至读到一些“禁书”，比如威廉·夏伊勒所著、源于纳粹德国档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年同为“读书会”成员，他回忆称：“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岐山是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在1976年的清明节，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读书会这种集体学习、活动形式也在组织层面被保留下来。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称，据他所知，中央政治局除了集体讲课学习这种形式外，也有其他的读书会获得相关知识的储备，只不过很少见诸报道。

除了杜家毫，汪洋在重庆和广东期间也曾多次号召、发起读书会。

2007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静心阅读了一些书籍，其中美国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到重庆后，他给部分官员布置了一份“寒假作业”——读《世界是平的》一书的第一章。春节后，他抽出半天时间组织部分干部开展了一次读书会，讨论该章内容与重庆实际。

读什么、怎么读

时代不同，读书会读的内容也不同。延安时期，于光远参加的几个读书会主要读的是《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方面的书籍。

也有战争方面的书。1938年9月间，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内组织过学习克塞维茨《战略学》的读书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萧劲光、萧克等将军和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等文化人士。那时《战略学》还没有中文译本，由何思敬随译随讲。

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书籍也进入读书会。比如《世界是平的》《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幸福的方法》《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等等。但总体来说，《苦难辉煌》《解放战争》等党史方面的书籍还是占主流。

早期读书会，一般都不设主讲人，但事先要准备。比如于光远参加的陈云同志的读书会，每次开会时，先是陈云同志念一段书，然后大家议论，谈得差不多，再念下一段，接着再议论。

于光远后来回忆称，这个读书会在陈云同志的启发下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在这个组里学习，我觉得很有收获，所以至今很怀念这个读书会。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就与这种读书会形式很类似，中央政治局各委员事先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做了思考和准备；不设主讲人，由马凯、刘奇葆、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作重点发言，并进行了讨论。发言的6名政治局委员，分别来自国务院、中宣部、中央军委、中央政法委、中组部和广东省委，具有代表性。

越来越像会？

与中央、省部级读书会不同，越到基层，读书会作用发挥怎么样，与一把手有很大关系。一名区县干部告诉笔者，他所在地区领导会亲自参与读书会，向大家推荐好书，在书的扉页上留下读后感。

但更多的地方，读书会越来越只剩下“会”了。

上述区县干部称，他近几年参加的各种以读书会名义召开的会，不是学习文件，就是学习上级领导讲话，完全是文件、讲话精神传达会。

他笑说，有一次读书会，当地领导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次县委全委会是一次明确方向、加快发展的动员会，是一次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鼓劲会，是一次站在新起点、谋划新发展的誓师会，是一次转变作风、狠抓落实的推进会”，让他有种哭笑不得的荒诞感觉。

还有一次读书会，领导第一个讲，开始就定调说，读书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当地法治开展情况进行调度和阶段性总结，对今后一个时期的法治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你说这和一般的工作会议有什么区别？”

“基层一些所谓的读书会已经完全没有讨论的环节与氛围了，参加的人也不会事先准备。”另一名县级干部称，他们部门领导参加这类会议的稿子都是由下面的人写的，领导完全不用去看书，只需要念稿子就行了。有一次，县领导布置下来后，两个县直部门念的稿子大同小异，让县领导大发雷霆。“不过，火发了就完了，不可能因为这个处理人。”

上述县级干部所在地区一把手重视这种形式，各部门纷纷成立读书小组，召开读书交流会，当地县委办还专门成立了读书办。如此一来，有些读书会难免成为一种形式，反正是上级命令，能应付则应付，不能应付也权当装装样子，到时要交读书笔记，找秘书或者手下代笔即可。这就和读书的初衷已经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