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

狭义的“摸金校尉”特指东汉时期曹操所设的一个专司盗墓取财的军职，而广义上则可指中国历史上的官方（或军阀）盗墓集团。总而言之，“摸金校尉”至少应是“官盗”才适用的词。

自从根据盗墓题材小说《鬼吹灯》改编而成的电影《寻龙诀》热映后，电影中的“摸金校尉”竟一时成为盗墓者的代称，事实上，在中国，盗墓的历史源远流长，史不绝书，但并非所有盗墓者都能被冠以“摸金校尉”之名。

狭义的“摸金校尉”特指东汉时期曹操所设的一个专司盗墓取财的军职，而广义上则可指中国历史上的官方（或军阀）盗墓集团，例如同为曹操所设的“发丘中郎将”、南宋时期伪齐政权设置的“淘沙官”等。当然，还有如民国年间的孙殿英这样的“盗墓名人”。总而言之，“摸金校尉”至少应是“官盗”才适用的词。

曹操首创“官盗”体系

盗墓现象在先秦时就很普遍，到战国末期，王侯将相陵墓更是频频遭盗掘。后世的帝王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时也开始装置反盗墓设施。奢华、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国盗墓史上的一座醒目的坐标，关于它被盗掘的几种传说也正好概括了历史上“官盗”最主要的两大动机：取财或政治复仇。

项羽曾对始皇陵实施破坏，而刘邦却为之专设“守冢二十家”。这也意味着秦始皇陵开始受到政府保护。到了班固著《汉书》时期，“掘冢”已被称作“奸事”，被视为违法行为之一。

乱世之时，也是各代陵墓遭盗掘的高峰期，虽然在成书于西汉时的《淮南子·兵略》中已经将“毋抉坟墓”作为军纪之一，但到了西汉末年，依然发生了军人大规模盗墓、毁墓事件。王莽篡汉后，政局动荡，起义军遍布各地，王莽宗族的坟墓尽数被挖掘，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又发生西汉帝陵被发掘的事件，赤眉军掘陵过程中，甚至出现侮辱墓主尸身的恶性事件。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引发了持续近百年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地战火四起，苍生倒悬，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惨象。另一方面，根据乱世起而盗墓昌的规律，汉魏之际也是集团盗墓行为的高峰期。黄巾之乱被平定后，西凉军阀董卓进京专权，曹操、袁绍等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公元190年，势如破竹的讨董联军攻破虎牢关，进逼洛阳，促使惶恐不安的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

据《三国志》载，董卓离开时放火焚烧洛阳宫室，并“悉发掘陵墓，取宝物”。董卓的掘墓行为很快被讨董联军列为罪行，袁绍与众诸侯歃血为盟时的誓词中便有“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之语谴责董卓。

与董卓焚城掘陵的粗暴行为比起来，讨董一方的曹操则使用了“名正言顺”的方法——设置专司盗墓的军职。在军阀混战，群雄逐鹿的时代，军饷与物资对于军事集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弥补军饷不足，有人在活人身上打主意（掠夺），也有人在死人身上做文章（盗墓），例如《鬼吹灯》与《盗墓笔记》中常提及的“摸金校尉”与“发丘中郎将”就是曹操所设。关于曹操在军中设置盗墓军职的说法最早出于陈琳所作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该檄文中指责曹操“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也有人认为，曹操军事集团“发丘摸金”一事出自讨伐檄文，有“污过其虐”之嫌。不过，后来此檄文作者陈琳投靠曹操，曹操曾向他提及此檄文时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可见曹操主要指责的是陈琳在檄文中骂了他的父祖，而他说的“罪状孤而已”以及“恶恶止其身”等话，似乎可理解为曹操对檄文中指责其设摸金校尉等职实施盗墓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有意思的是，曹操作为首位正式设置专司盗墓职位的君王，死后为防止陵墓遭盗掘，设了诸多“疑冢”。民间传说，曹操的“疑冢”有72处之多，这也是一种新的防盗之法。千年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时也摆了一盘“十三城门同时出棺”的迷魂阵，与曹操的“疑冢”可谓殊途同归。

汉末三国这段动荡时期里，军事集团对陵墓破坏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董卓和曹操的身上，民间墓冢遭军队盗掘、破坏的记载多不胜数，与曹魏、蜀汉三分天下的孙吴政权亦“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开创了发掘前代陵墓取用建筑材料的史例。

从“淘沙官”到掘陵“厌胜”

两宋时期，盗墓行为已为时人深恶痛绝。然而在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刘豫的伪齐政权却公然设置了专司盗墓的官职“淘沙官”。

伪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原为知济南府，金兵南下时献城投降，于宋绍兴二年（1128年）受封为“大齐皇帝”，实为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刘豫所设的“淘沙官”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官方盗墓机构”（曹操设的“摸金校尉”属于军方机构）。

《宋史》记载，自刘豫设“淘沙官”后，“两京冢墓发掘殆尽”。伪齐政权这种由政府主导，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的盗墓行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其性质与东汉时曹操所设的“摸金校尉”相似，主要是为了取财。不过在史上成规模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的动机除了取财与政治复仇，还有种动机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厌胜”（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这一类盗墓行为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代的民变中，“尽掘其先人冢墓”成为暴动者对统治阶层发泄仇恨的一种普遍方式。崇祯年间，农民军头目张献忠对曾率军围剿过他的明臣杨嗣昌恨之入骨，后来张献忠攻陷了杨嗣昌的老家武陵时，杨嗣昌已死，不能释怀的张献忠便“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这种掘墓泄愤的现象在晚明民变的史料中尤其多见，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挖祖坟的传说。

其实相信掘墓能“厌胜”的并非只有李自成，在清廷与南明朝廷的战争中，清军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军攻打明将郑成功部，进占漳州后，济度“尽发郑氏墓”，想以此诅咒郑家军。在整个清代的战争中，这种发掘敌方墓冢的野蛮行为很常见，无论是求财、复仇或“厌胜”，军事集团的盗墓行为在古代史中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东陵遗恨

民国成立后，中国虽已在名义上走出帝制，但新兴掌权者们的身上依然弥漫着旧时代的气息。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终于再次应验了“乱世起，盗墓昌”的规律。1928年7月，距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宣布北伐完成才刚过一个月，一宗由军人集团主导的盗墓大案震惊了全国。遭劫的是埋葬清朝皇室的东陵，主使军阀孙殿英从此被冠以“东陵大盗”之头衔。此时离清王朝灭亡尚不足20载。

十几年后，孙殿英向军统局的文强谈起了东陵盗墓的往事，孙本人坦言的确是他下令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并承认盗得不少宝贵的陪葬品。他还对文强说，自己后来将从乾隆墓中取得的一颗宝贵的朱红朝珠作为见面礼赠给戴笠，并托戴笠把他从慈禧口中取出的夜明珠转送给宋美龄。此外，文强在《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中还记录了孙殿英对自己盗墓行为的“解释”，他自称祖上是明末抗清殉国的名臣孙承宗，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同时，他还列举了乾隆帝的暴行，“像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孙殿英的这番自辩显然想告诉文强自己的盗墓动机并非为了求财，而是像伍子胥那样是为国仇家恨而掘陵，即其所谓的“对得起大汉同胞”。但根据当时东陵遭劫记述以及其部所洗劫的珍宝数量来看，他的行为又与五代时期的“华原贼帅”温韬没什么本质区别。此外，孙殿英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接受伪职，这更难让人相信其盗墓的动机中带有“民族主义的影子”。

（孙丽萍荐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