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辰

黄女孩不是色情的意思

圣诞节那天，西安下了这个冬天第一场雪。

微微发来微信说，你工作找到没？我当时刚刚从一家公司面试出来，我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她那边是凌晨两点。

我问她，怎么还不睡？她说，放假了，没事干，就没睡。然后我就看到其中一张截图左上角的系统提示，“返回-他来了请闭眼”。

真不知道李微微跑去美国读的什么书。

她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比我小10岁，今年16岁。我16岁的时候还没出那个破旧的小县城，而李微微16岁的时候已经横跨欧亚走遍全球。

这很像严歌苓讲过的那个故事，《吴川是个黄女孩》。

黄女孩，不是色情的意思，而是说她是一个黄种人。

我想，严歌苓在芝加哥过的那几年一定不怎么快乐，不然为什么写出来的移民小说部充满了自暴自弃的愤懑。粗暴的白人只是简单的玩具熊，而忧郁的黄种人，却像是灵巧又畸形的手工人偶。

她懒得抱怨芝加哥的坏天气与糟糕的治安状况，只把那些小人偶一个个排在桌上，拆得七零八落，再像出一口恶气般，把她们都摔碎。

于是故事便有了姐姐（这书里的姐姐叫什么，我从始至终都没看到，后来才知道严歌苓甚至懒得给她起个名字），这个按摩小姐兼舞蹈物理学教授的怪诞人物，正巧，她同母异父的妹妹，却是从小锦衣玉食、轻松无忧的吴川。

姐姐不仅是身段优雅的舞蹈教授，还是一个半身伤疤无法真正在舞台上跳舞的舞蹈教授。除此之外，她私密的身份还是一个给人提供hand serve的按摩小姐，用手指让肥胖的嫖客开一次的钱，刚好够吴川买一条VERSACE丝巾。

就是这样一个畸形的人，也有一个单纯的好妹妹。

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天性单纯，他们关注健康、有着缜密而正确的价值观，并且还轻松拥有一种对人对事随意自为的态度，这是吴川和李微微这类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吴荻和我永远学不会的。

雕刻的好料和下脚料

李微微出生的那年，我的母亲莫颖已经39岁了。

据说，她出生的时间都比我少一倍。真是争气啊，李微微从出生那一刻就占尽先机。

在你的生命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人，她们不用做什么就轻松获得一切，人生赢家根本和努力没关系，它只是个比例和配额问题而已，这个幸运的配额刚好就分到李微微头上。

她从出生起便众星捧月般地享受着公主般的待遇，莫颖后来找的那个土财主李仁是个好人，他也是浸泡在富裕与安详环境中长大的富二代，李微微天生对人的那副随意态度，便是继承她父亲。

在她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抱着她睡了一晚，我像是护着一个玉石娃娃一般拥着她，几乎彻夜未眠，结果她被蚊虫叮得满身包，莫颖看到后就说，你看看你妹妹，皮肤随我这么好，蚊子都只咬她。

虽然我比她大10岁，但只要生活里我们同时出现，就不得不笼罩在她的光环下，这让我妒火中烧，这就像书中姐姐告诉她的爱慕者，“吴川是用好料雕刻成的，而我是下脚料做的。”后来我越来越少去母亲家，和他们保持着一种吹弹即破的亲戚关系。

我高考失败的那一年，李微微还在上小学，她的数学一塌糊涂，莫颖将我视为我的前车之鉴，终于为她多年来宣扬素质教育缺陷找到了实例，李微微从小就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她讨厌常规一切，极其热爱挑战权威，这种品质被莫颖视为珍贵的“自我意识”。

她喜欢跳舞，莫颖决定让女也顺其自我发展，便决定送她去了国内最好的舞蹈学院附中上学，花了不少钱，甚至找到了她多年前混北京时的关系，听说这关系直至中央军委。

那时候，我刚刚去了北京一所三本院校读书，人生灰暗得如同那全年不散的雾霾天，这时候李微微来了，带着她的灵巧和轻易，仿佛是来嘲笑我的努力最终还是要啃了泥。

在可视范围内比自己光明

那年学校早早便放了寒假，莫颖让我在北京等李微微，一起带她回家。提前买的火车票退了以后再也买不到票，莫颖找人弄到一张软卧票。

我带着李微微混上车，她不管我的紧张，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几乎要惹恼我，她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便她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却总是一副“没关系，我可不在意”的富贵闲人样子。

我就是讨厌她这样。

这时李微微的父亲李仁打来电话，“冉冉，你带微微上车了吗？好的，注意安全啊。什么，只有一张票？那你让微微晚上去餐车，你好好睡。她就是应该锻炼一下。”

我几乎是苦笑着挂了电话，看着李微微大喇喇躺在软卧铺上，她还不曾有她父亲那副虚伪的面孔，让她去餐车站一晚？我抬抬眉毛，在列车员来检票之前去了餐车。

那一夜，是记忆中最漫长的一夜。

我在硬座车厢里找到一个空座位，不知道是谁没上车，还是谁已经离开了，那个空空的座位上落下一本过期的文学杂志，翻开便是严歌苓那篇《吴川是个黄女孩》。

我看着那本小说里的主人公，好像看到了自己，也是那么脆弱骄傲，也是那样自卑失落，并且可悲地拥有着一个在可视范围内，身世与前途都比自己光明的半亲妹妹。

书中姐姐拼命亲近她的妹妹吴川，为她拒绝掉自己的追求者、辞掉肮脏的工作、带她春游陪她夜聊甚至纵容她鬼混，只为和她一样，成为一个单纯且轻松的人。

和她相反，我不想亲近我那个妹妹，只想离她远一点，即便身处同一列回家的车上，我也因为能不和她在同一个车厢里，深深松一口气。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不管是亲近，还是远离，其实都是在逃避一个事实，那便是想要拒绝自己惨淡的人生，用或迎合或拒绝的态度亲近另一种更轻松的生活。

这显然不能成功，不管是书里的吴荻，还是现实里的我。

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地上睡熟了，车上却响起了寻人广播，是李微微在找我。

我奔回软卧车厢里，看到她远远地站在过道里，看到我时跑过来拥抱我，几乎把脚上的鞋子踢掉，姐，你去哪儿了啊？

那是她第一次叫我姐。

原来这个看起来什么都不缺的李微微，也是需要我的。

盼望远行的人

在北京的那几年，我过得挺苦，李微微也是。

我的苦来自于没钱吃饭，而她的苦主要源于有钱也没饭吃。

每个晨光微曦的清晨，当李微微开始晨练时，城市的另一边，我也即将起床准备每日漫长的地铁之旅。

周末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受莫颖之托，我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转好几次地铁，去往她的学校，帮她请个半天假，再带她出来吃点好的，一般都是路边摊或者大排档，她坐在简陋的饭馆里，也照样吃得开心，全然没有从前高贵的大小姐样子。

我们的关系便在麻辣烫和涮羊肉的滋养下，慢慢变得近了很多。我听她说舞蹈学校的各种限制以及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她听我说女上司的更年期和独居生活的种种困境，她经常一边撸串，一边跟我说，姐，千万别让咱妈知道你又带我吃肉了啊。

当听到她说“咱妈”这个词时，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原来我们来自于同一个母体，我们的存在不是她与我，而是我们。

微微去美国的时候，我回家了。

距离严歌苓写《吴川是个黄女孩》，已经过去了十年。不知道十年后的芝加哥是不是还像她描述的那样繁华、肮脏并且混乱，微微到芝加哥的时候也是冬天，我跟她说，牛逼的作家都去过芝加哥，而且好几个都正好是冬天去的。

微微说，我又不想当作家，要不你来。

我说，算了，我没钱。

微微说，我虽然没有，但我爸有啊，我骗他的钱让你来。

我笑了，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呆着吧，晚上别乱跑。

微微很不满，你现在变得跟我妈一样。

我看着窗外还没融化的雪，想着密歇根冰冻的湖面上还未起航的船只，以及被冻得飞不起来的鸟，虽然那是离我非常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但是它却因为微微在那里，变得和我有了联系。

严歌苓在《吴川是个黄女孩》里说，盼望远行的人都是不快乐的人。

我从未在哪一刻这么盼望远行，想去遥远的地方看看我的妹妹，但却并未觉得沮丧。因为当你察觉到本该珍贵的感情，它依旧还在时，就像晚归时一碗藏在碗橱里面的热汤，它提醒我，不管距离多远，我最该珍视的人，他们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