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 311800）

村民迁移与浙江省贫困农户的资本配置研究

徐保红，赖俊明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 311800）

作为家庭的整体决策，家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迁移”行为是农户一项重要的生计活动，也是中国转型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本文在人口动态性的视角下，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可持续生计框架，用于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管理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有助于解决管理科学领域的现实问题。

村民；迁移；资本配置

劳动力迁移与生计资本在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有涉及，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涉及迁移对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多数学者把汇款作为一个主要途径（Drakakis-Smith，1996；Muchagata and Brown，2000）。从资源交换的角度来看，汇款在家庭的投资和使用可以看作农户将所获得的金融资本与其他生计进行再次交换的一个过程，进而改变和提升家庭生计资本的拥有量以确保生计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除了汇款，迁移者的数量是衡量农户迁移的另一重要特征，外出务工的人数直接和间接影响着生计资本。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数量直接决定着参与到其他生计活动当中的可用劳动力数量。迁移的过程是隐性人力资本转化为显性人力资本而实现了收益增加的过程（唐家龙，2008）。考虑到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本文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相关理论，并从生计资本方面来体现外出后农户生计的变化。同时采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从生计资本方面，在量化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基础上，对比不同迁移家庭的资本差异，来验证劳动力迁移对各类生计资本影响的存在性，并深入分析不同的迁移特征对资本的影响机制。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研究选择浙江省遂昌县作为浙江西部山区的代表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当地人口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突出，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已经脱贫的部分村镇返贫现象相当严重，而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广大山区普遍存在的问题，符合山区的典型特征；二是农户生计活动多样化，涵盖了平原和山区较为全面的生计活动，既有典型性又有普遍性，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将遂昌县作为浙江西部山区背景下的调查地，其农户生计概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 样本中的迁移人口信息

退耕还林后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加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外出务工已成为山区当地农户的首选，表1是关于样本中的迁移人口信息的描述。

调查方式以结构化的户问卷和社区问卷为主，同时辅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此外，课题组还设计了不同主题的半结构式的访谈提纲，分为户个访、户组访和社区个访三块内容。其中，户个访包括：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访谈，以迁移为主题的访谈、以风险、贫困后果、环境后果为主题的访谈，以社区治理为主题的访谈。户组访包括：以自然生态政策为主题的访谈，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访谈，以公共政策、社区治理为主题的访谈。

本文在判定迁移对生计资本影响的存在性和不同迁移特征对生计资本的影响时，回归模型所用因变量相同，均选取农户五种生计资本的量化指标。

在人力资本的计算汇总中，选取指标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中是否有至少一个成年男性劳动力，家庭成年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培训；成年劳动力是指18～65岁的劳动人口。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偏远山区的农户，很多老人60岁以后还在劳动。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成年劳动力的范围调整到65岁。

在自然资本的计算中，本文将林地面积和耕地面积都计入自然资本。结合调查地区的实际情况，自然资本测量的指标主要使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我们的研究中耕地和林地的权重赋值各占一半，即0.5。

物质资本测量用家庭住房指标和家庭固定资产指标；住房指标是住房类型和住房面积的综合指标，而生产工具、交通工具以及耐用品等家庭固定资产指标的赋值，是调查农户所拥有资产的选项数占所有选项的比例。

金融资本测量用到的是信贷机会和现金收入。信贷机会指标使用了是否使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是否借高利贷、是否从亲戚朋友得到借款三个指标进行加总，三者之间的权衡主要依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及笔者对各组成部分相对重要的定性判断。在我们研究的地区，农户更倾向于跟亲戚朋友借款，所以赋予它较大比重。

表2 迁移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回归结果

社会资本的设定在参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选取的三个指标分别为农户的亲朋网络支持——农户在需要大笔开支或寻找非农工作时可以从亲戚朋友处获得的支持；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成员曾经有过非农经历、家中是否有村干部、亲戚中是否有干部或公职人员；农户家庭的月通信花费（孔祥智等，2008）。

二、迁移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分析

表2提供了迁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粗影响（模型1、3、5、7和模型9）回归结果和净影响（模型2、4、6、8和模型10）回归结果。净影响分析在粗影响分析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因素（户主外出经历除外）和社区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净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加入并未改变迁移对五种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受迁移影响依然显著，但系数都明显变小；另外，参与外出务工对物质资本的影响依然不显著。控制变量加入后的结果无变化，这更进一步验证了参与外出务工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存在性。因此，从粗影响回归模型和净影响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中有成员参与外出务工对家庭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是存在的，且比较显著，这与描述性统计的推测相一致。

三、结论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的相关理论和测量方法，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并针对迁移户，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迁移特征对生计资本的作用。我们发现：户主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对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家庭人口特征中，家庭的规模和负担比分别对农户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家庭人口越多、负担比越小，则农户金融资本的水平越高；此外，临近公路也对金融资本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可见，家庭是否靠近公路也是农户获得金融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户主的年龄取对数后对家庭的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规模和负担比分别对农户人力资本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在社区因素汇总中，村庄的人均年收入对农户的人力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见其家庭所在村庄的富裕程度也是影响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

[1] Drakakis-Smith D． Third World Cities：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Ⅱ-population， labour and poverty [J]．Urban Studies， 1996，33（4）．

[2] Muchagata M and Brown K． Colonist Famers’Perceptions of Fertility and the Frontier Environment in Eastern Amazonia[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0，17（4）．

[3] 唐家龙．论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伪形式[J]．人口研究,2008(5)．

[4] 李聪,李树茁,费尔德曼．微观视角下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 孙自铎．农民跨省务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4(3)．

[6] 王飞,郭颂宏,江崎光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使用区域连接CGE模型的数量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6(7)．

（责任编辑：刘 康）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劳动力外出务工与我省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5A024；浙江省商业经济学会研究课题，浙江省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6SJYB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