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佳男

握住尘肺病人手的那一刻，袁立觉得，做“大爱清尘”志愿者是来自命运的拣选。

棺材与漫长夏天

王明升觉得自己这回肯定要死了。整整8天，他几乎不能自主呼吸，也无法平躺，夜夜抱着氧气瓶跪在病床上。和许多尘肺病到了3期的农民工一样，亲戚朋友怕被借钱，老早以前就跟他断了来往，31岁的男人好不容易把正在修房子的父亲和弟弟诓来，央求他们给自己做一口棺材。在秦巴山区深处的那些村庄里，演员袁立女士好几次看见这样的棺材，人还活着，棺材已经用油纸包好了，系着红色带子，直挺挺地立在堂屋正当中。

“他们那种善良、无助和得了病以后的那种惶恐，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个很惊恐的灵魂。”7月末的北京，袁立苍白着脸说，她的身体陷在沙发里，疲惫极了。7月9日到19日，她跟随“大爱清尘”的志愿者进入秦岭大山，对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做了一系列一线调研，回来之后，感觉自己一直没怎么缓过来。

在此之前，袁立压根不知道尘肺病是什么。这原本应该是个悠长、安稳甚至有些无所事事的夏天。她住在杭州灵隐寺旁一个绿荫如幕的小院子里，在40来岁的年纪给自己放了大假，动手设计和装修房子，清晨绕着西湖跑步，甚至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年中，她想用手上的闲钱做一点公益项目，刚好在网上看到了几年前一则尘肺病人为了索要正当赔偿不惜“开胸验肺”的新闻，顺藤摸瓜，查到了专门捐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她通过新浪微博给创始人王克勤发了一条私信，王克勤回复说：“要不你来亲眼看看尘肺病人是怎么活的？”袁立答应了。

王明升是袁立在村子里接触的第一个尘肺病人。他很瘦，黝黑，并排站着跟她一般高，但是当两人靠近的时候，袁立清楚地听到从他的胸腔里持续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沙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这时距离那次持续8天8夜的严重并发症已经过去4年。2013年，“大爱清尘”首次到他的家乡探访登记，王明升受到捐助，身体状况稳定之后，自己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

王明升的人生则头一次跟一个女演员、一个“明星”联系在一起，这让他觉得意外、新鲜并且充满希望。

演员与病人

秦巴山区的这次尘肺病探访如同秦岭淮河，成为袁立内心生活重心的分界线。在那之前，她觉得自己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贫穷。袁立出生在杭州，江南鱼米富庶之地，父亲在大学工作，家境优渥。成年之后做了演员，早早成名，对穷的概念止于“吃不起饭”——这个年代，怎么还会有人真的吃不起饭？

王明升也无法想象袁立的生活。在他对“明星”这个词有限的认知里，这些人应该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身后永远跟着戴墨镜的保镖。眼见袁立连助理都没有，像所有的志愿者一样蹲在地下，胡乱拖个凳子垫在表格底下做尘肺病登记。

事实上，在演员圈子里，袁立远没有在病人中间这样容易相处。2004年她签在赵宝刚的公司拍《啼笑因缘》，有一天半夜突然给赵宝刚打电话：“不想演了。剧本上，这场戏写的明明是女主角回到家看见满院子都是鞋，母亲蹲在那儿一双一双地洗，今天到了现场一看，院子里面潦潦草草只搁了4双，当初看剧本的感动一下子就没了——这还有什么好演的？”

“她个性比较强、有脾气、心大，我说这个心大，就是心高。”赵宝刚说。他还记得当年为《永不瞑目》选角期间第一次遇到袁立，在一个羽毛球馆，别的演员都围过来搭讪，只有这个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不久的小姑娘招呼也不打，趾高气扬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后来她因为这个戏红了，半个中国的人都喜欢她，她反倒不知所措起来：“我不喜欢，为什么要崇拜人呢，好傻啊，反正我就喜欢演而已，就这样。”

王明升从来没有想起问袁立为什么要来，只觉得太好了，大明星啊，肯定能帮他们多筹点钱，就多救几个人。在他们柴坪镇向阳村，日子很单一，愁苦也很单一，统统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穷。

他的家住在半山腰，1990年以前，种地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村子里每家每户种的都是苞谷、小麦、大豆、土豆，没有通向外面的大路，一袋粮食从山上背到山下几乎要花费一整天时间，根本就卖不出去，家家都有，卖给谁呢。他念到小学4年级就辍了学，16岁，跟着乡亲们来到外面打工。最早出去的老乡劝他们到矿山去，只要愿意出力气，所有的人都能挣到钱。没人告诉他们，这样的私人礦山同样意味着没有任何粉尘防护措施，其中隐藏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也没有谁想起来要问。

根据“大爱清尘”志愿者的统计，向阳村所在的镇安县至少有1000个尘肺病人，大体上都失去了劳动能力。一部分人回到老家安安静静地等死，一部分人依旧留在矿山上，竭尽全力隐瞒病情，想给老婆孩子最后再赚一笔钱。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这病是治不好的。

期待和信心

这些年，袁立越来越相信，人生而有命。

她讲了一个学舞蹈的故事：小的时候东方歌舞团来杭州招生，结果一个漂亮的考官老师测量了一下她的腿骨，说：“不行，你现在腿长，等发育以后腿就不长了，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多年以后她做了演员。有一回在涿州拍戏，又看到那个老师，眼角已经有了皱纹，带着一群学生来剧组跳群舞。“我就远远地看着她，心里在想这个事……其实早就有安排了，你就必定不是跳群舞的一个人，你就是站在这里的演员。”袁立对自己说。

她是通过感性与世界相处的人。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男朋友喝酒打架进了派出所，她早上6点多就到昆仑饭店来等海岩，求这位她当时朋友圈子里人脉最广的前辈帮忙。海岩至今记得，袁立那天是这么跟他说：“你能不能跟派出所商量，我进去，他出来，我可以进去替他？”

如今，袁立也将成为“大爱清尘”志愿者看作来自命运的拣选。

大爱清尘的创始人王克勤说：“出发之前，我没想到袁立会这么坚定。一路上，她被开水烫过，被山体滑坡堵过路，进过屎味、尿味和发霉的空气搅在一起的屋子，这个看起来娇滴滴的女演员始终脸色从容。有一次我们穿山越岭，我都走不动了，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呼哧呼哧’喘着气问她：‘还能不能撑得住？’她说：‘王老师，没事儿，我跟牛一样。’”

王克勤原来是一个调查记者，在一次做报道的时候偶然接触了尘肺病人，出于“对苦难的不忍与痛心”决定帮助这些毫无生存空间的人，成立“大爱清尘”。“大爱清尘”之前也跟许多公众人物有过合作，可实打实地跟随他们深入一线探访的，袁立是第一个。

袁立却觉得这远远不够。她记得有一次，贵州站的志愿者在微信群里宣布又募到了一笔捐款，大家欢呼雀跃，袁立数了数那串数字后头缀着的零，个、十、百、千、万、十万——总共只有20万。她说：“我心想说募到20万就这么开心，可怜啊……就20万，高兴成这样。”据保守估计，中国总共有至少600万尘肺病人，在秦巴山区探访的过程里，王克勤心软，几乎每一家人都特批制氧机、答应承担孩子的学费，袁立在一边看得发愁：“‘大爱清尘’哪有那么多钱？到时候实现不了承诺可怎么办？”

她开始在山里频繁地找ATM机取钱，塞进那些病人手里。在向阳村，她认识了两个病人，激素让他们整个身体都变了形，大南瓜头，小丝瓜腿，屋子里隐隐散发着屎尿的臭味。袁立承诺，两人以后的治疗费用由她接管。

在老朋友崔永元看来，袁立目前依旧处于做公益最初的激动期，“刚认识一个男朋友刚定下来，海誓山盟，就想一万遍告诉你，有多爱你，就这状态。”他说，“太理解袁立了，做公益的人最开始都是这么过来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袁立显然属于此列。她知道自己是刚刚起步，不过已经下了决心要全心投入。

（摘自《人物》，本刊有删节）（责编 亦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