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惑之

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旧诗不厌百回读，新诗洪流声澎湃。

近日来，央视举办的《中国诗词大会》很吸引眼球，博得好评。据说是号称300万之众旧体诗词粉丝的盛宴。“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不过，目前尚处在“旧梦重温我们一起背过的古代诗词”的阶段。”“古为今用”，打造新梦，给人以希望。

大约在15年前，我读过一部《二十世纪诗词注评》的著作，由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和贵州大学袁本良教授联袂注评，在“前言”“跋语”中，两位先生都有深刻的论述。

在论述“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时，钱理群教授在“前言”中说——大概得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理论设想说起。……一开始他主张要有“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但有着浓厚的折中色彩的主观设想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即梁启超所同时追求的“新语句”与“古风格”的背离。……打破了“古风格”也即传统诗词的格律、韵味、魂魄，就变成“非诗人之诗了”。正是为了维护“诗人之诗”，梁启超后退了一步，把他的“诗界革命”的理论设想改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在提倡“新诗旧诗我都爱”之“两面派”观点时，袁本良教授在“跋语”中说——在近年来的旧体诗创作热潮中，人们认识到：要提高旧体诗的创作水平，不仅要继承古代诗词的传统，也要注意从近现代诗词中借鉴经验、吸收营养。与此同时，有识之士也指出，旧体诗词是20世纪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人们对它的状况一直缺乏研究和总结，这种情况应该尽快改变，因之本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对旧体诗词情有独钟，首先体现在他的旧体诗词创作上。一部《毛泽东诗词集》影响一代人，是“诗言志，歌咏言”的典范，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诗品出于人品”，“诗者，志之所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岁月留痕，毛主席许多传世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每首诗或词，都是一幅建国大业壮丽画卷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毛泽东主席喜欢旧体诗词却不提倡。早在1957年他写给臧克家的信，其实就是一纸“诗论”“词论”，明确表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9年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里，讲得更为具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大约是在13年前，我到《中关村》杂志作编辑，总编辑卫汉青送我一沓看似“手写镌刻油印”的《稻香湖》诗刊，翻阅一过，嗅出“墨香”，竟然爱不释手。一是爱其都是“短章”，二是喜欢其简约的版面风格，三是佩服编者艺海拾贝且慧眼识珠，四是仰慕诸多诗坛“大家”赐稿的“小诗”。最让我感动的是——《稻香湖》的主编竟然是耄耋老诗人艾砂先生。从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艾老“一肩挑”，不知老之已至，稻香湖畔一老圃，《稻香湖》深藏一片情怀。春华秋实，2006年，由艾砂和卫汉青主编的《感动中国的名诗选萃》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付梓了。这部诗集也就成为我的“案头书”之一，新诗有新诗的魅力，明快易懂，富有哲理，朗朗上口，加之都是“短章”，像饮醇酒兴奋神经，似品茗宁静心灵。

开篇，那首艾青的《礁石》——“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花都在他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他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他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让人想起了“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名句。于是艾砂先生握笔抒怀了，在清明时节，看到艾青“巍然屹立的风采”，想起“挽着一串冰凌花”的公木，羡慕“雨滴入地结出不竭愉快”的韩笑，讴歌唐·踏着“鲁迅先生的道路”，惋惜端木蕻良“五彩缤纷的情态”，寄语骆宾基“图门江将洗去您最后一刻痴呆”……。

每当我心情抑郁，“码字”劳累之时，随手翻开这本诗集，随意诵读一首小诗，诸如余光中的“乡愁”，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杨振宁的“归根”，雁翼的“窗外”，胡风的“我睡了”，沙鸥的“读海”……都会从诗中联想起这些老诗人“时代歌者”曾经风雅的人生故事，尽管“往事并非如烟”，却给我们生活的力量，催人奋进。即使是壮岁的诗人，如汉青的“归营”和“红叶”，让人留恋的是军旅生活“鼓鼓囊囊的庄严”和拥抱香山“一片绚美的世界”。

毛泽东主席1957年关于旧体诗词与新诗关系的论述，强调“以新诗为主”，影响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勿需讳言，很长时期存在一种“误读”，乃至出现一种怪现象，按袁本良教授的归纳，“领袖才能写诗词，群众只能读、唱领袖的诗词；领袖可以提倡旧体诗，群众却不能、不敢提倡旧体诗”。可是中华古诗词的底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许多名人对旧体诗词乃至散曲的执着热爱和激情创作，不仅功底深厚，而且不乏名篇佳句成为传世之作。《二十世纪诗词评注》就是一隅。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更不用说了，较之于他的“语录”更有张力和魅力，流传之广，一时洛阳纸贵。值得关注的是，“据梅白在《长江日报》撰文”，对昔日“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之说，又传出毛主席关于旧体诗的一次重要“诗论”。

“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很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这一讲话的“准确性”，因出于地方党报之手，故可以信以为是，不必考证。简言之，“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终于“我们读到了这位革命家兼诗人的旧体诗创作意见的真谛”。

北大多才子，也多“怪”人。姑且不论昔日之才子辜鸿铭的“辫子”，陈独秀逛“八大胡同”的轶事……只说今人邹恒甫教授的“狂人故事”。邹先生原本是“天才少年”、“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暨世界冠名的经济学教授，殊不知，偏要“舍长用短”向中国文坛冲刺。真币疾呼，“一个没有思想、文学，特别是诗词的盛世是最可怕的野蛮时代”。身体力行，他创造的“新古典诗词”，被业界专家讥讽为“反智主义”的不懂规矩。“北大的精神是自由，是宽容，但唯独不能容忍低俗和浅薄”。然而，邹恒甫教授的“新古典诗词”却也赢得粉丝和一些学者的好评。至于说能否作为“新古典诗词”推广开来，那只能由读者去决定了。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家暇时弄旧体诗词并成为佼佼者，却大有人才在，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厉以宁教授的诗词，就是众所公认“酒瓶装新酒”真情诗人的大手笔。问世的《厉以宁诗词选集》乃是“循规蹈矩”的旧体诗词佳品。“诗是沉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从来奉命无佳作，莫给后人留笑名”。邹恒甫教授声称“我是绝对不受一千多年的平仄韵律等鬼东西约束的”！厉以宁教授不主张吟诗唱词掉书袋式的过多“用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百花齐放独领风骚。那就“不拘一格”展诗才罢。

思来想去，我们还是赞同诗人臧克家先生的主张——“向优秀古典诗歌学习，当然要学古代诗人那种体物入微、传情入神，善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造成美丽动人意境，用以少胜多的极为高强的概括力，使笔下的诗句成为色香俱全、铿锵动听、永不凋谢的花朵”。“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旧诗不厌百回读，新诗洪流声澎湃”。